許雅婷：那個年代，像浮游生物一樣的年輕人

作者不詳，〈劉大任二度返國 「浮游群落」深獲好評〉，《亞洲人25期》，1985年7月19日。

^{（藏品/姜穆（牧野）捐贈，圖/臺灣文學館）}

【那個年代，像浮游生物一樣的年輕人】

1960年代的知識分子是什麼樣子呢？劉大任（在此我們先暫不稱他為作家）在小說《浮游群落》之中，描摹了一群有志青年的模樣，他們滿懷理想，渴望改變社會，卻也同時提心吊膽，深怕一不小心就身陷囹圄。

因為他們最青春活躍的時候，正是白色恐怖仍烏雲罩頂的年代。

他們喜愛文學與藝術，有時辦雜誌、寫文章，有時舉辦聚會，身懷不同的詩文主張互相辯論；他們思索社會時局，有的小心翼翼，明哲保身，有的懷著「危險」的思想詰問不公，積極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他們雖然聚在一起，但姿態各異；連袂出遊，卻又針鋒相對。如果要為這群人下一個共同的hashtag，或許是：#知識分子。

「劉大任想說的是：把當時的整個臺灣社會看成食物連鎖的話，所謂知識分子是不足取，沒有價值的，成為犧牲都無所謂的，像浮游生物一般的存在。」

日籍臺灣文學研究者岡崎郁子在解說劉大任的小說《浮游群落》時，曾如此剖析道。小說《浮游群落》從書名開始便點明了這是關於知識分子們的故事，而故事始於一場抓捕。1960年代的他們在社會中浮沉、碰撞，揮舞雙臂朝著理想的方向游動，然而費盡全身力氣的努力，到頭來竟顯得渺小又卑微，許多人終究不敵時代的強勁水流，被沖刷著帶走。

之所以想寫這一年代、這一群人的故事，是因為劉大任本人就曾經身處其中。

劉大任家來臺的故事在那一年代還算是稀鬆平常。二戰結束後，剛結束上一份工作的劉大任父親，向自己大學老師探聽能不能介紹工作機會，老師於是介紹了兩個職缺，一個在四川、一個則在臺灣。去哪裡好？劉大任的父親回家和太太商量，而太太似乎沒怎麼苦惱便做出了選擇：

「當然臺灣呀。大家都從四川逃來，還去四川幹嘛？臺灣是新領土，說是寶島哪，順便玩兒去吧。」

於是1948年7月，劉家來到了臺灣，那時的劉大任也只是讀小學的年紀。之後的發展大家都知道——1949年國民政府來臺，與共產黨政權隔一海峽分治兩岸，雙方往來盡斷。和許多家庭一樣，他們也與在江西的家人失去了聯繫。

隨後是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而劉大任即是在這壓抑、緊張又肅殺的年代裡成長，度過了少年時期，並在文學領域嶄露頭角，開始發表小說、散文與詩，顯然就是文藝青年一名。

不過多年之後，在岡崎郁子的採訪中，劉大任是這麼定義自己的：

「我不把自己認為專業作家、公務員、政治家，或社會活動家。那是好是壞，另當別論，我一向把自己認為是知識分子。」

對劉大任來說，知識分子應該要在站在民間這邊，要監督政府，要關心民族與國家。這樣的自我認同，讓他在一面進行藝文活動的同時，也一面也探索著社會的可能。除了和志同道合的友人辦《劇場》、《文學季刊》等藝文刊物，也默默關注起左翼思想。在那段時間，劉大任與後來知名的左派作家陳映真交遊，兩人既是投身文學刊物的同事，也是傾心左翼思想的同志——劉大任還自述曾經參加過陳映真組織的讀書會。

都說那一個年代的知識分子都左傾。《浮游群落》後來由岡崎郁子譯為日文，書名《デイゴ燃ゆ》之中那串串火紅如烈焰沖天的刺桐花（デイゴ），正是象徵左翼思想的紅色。

《浮游群落》中有抱著不同想法與理念的人們，有受臺獨運動牽連而被捕的學生，有偷偷摸摸讀著禁書的青年，有警告學生不要攪和政治的教授，有企圖將商業玩法導入藝文界的歸國子弟……在眾多角色的彼此往來之間，劉大任寫出了1960年代草木皆兵的政治氣氛。其中，私下領著一群左翼青年，意欲趁著勞資糾紛，鼓動工人們群起反抗，最後被追捕的角色林隆盛，身上就有陳映真的影子。

現實中陳映真的確因組織讀書會，被指為共產黨宣傳而入獄。而劉大任自己雖離開臺灣去了美國讀書，也仍親身實踐著他對知識分子的期許。

1970年，美國將釣魚臺列嶼連著沖繩一並交予日本，當時還在攻讀博士的劉大任，感受到國家領土陷入危機，義無反顧投入保釣運動，成為左派學生的重要領袖之一，甚至因為釣運了荒廢學業，被開除學籍，同時還被國民政府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回臺灣，只得轉往聯合國求職，有十七年的時間無法入境臺灣。

橫豎無法回臺，劉大任在1974年便利用聯合國員工制度之便，前往中國省親。這次除了拜訪故里與親戚，恐怕劉大任也是抱著朝聖之心吧？只是沒想到一趟下來，他卻發現那個一直以來寄託著希望的地方，其實不盡如想像般美好。那時的中國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大任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實踐後的理應有的平等，反而看見了種種不堪，他曾經投射的理想與憧憬，頓時幻滅了大半。

劉大任後來寫了一篇小說〈長廊三號：一九七四——獻給一別十年的然而君〉，裡面透過畫作標題「長廊」、「蟑螂」的拼音相同（chang lang），暗喻本以為的美麗事物其實是醜惡的。「然而」是陳映真的筆名之一，劉大任正是以此方式輾轉向陳映真表達了對社會主義的疑問與反思。

可是陳映真讀完後，只是透過友人轉達：你太灰色了。因此歧異，曾是戰友的兩人後來漸行漸遠，分道揚鑣了。

「太灰色了」嗎？《浮游群落》這部以臺灣知識分子為主角的小說，是劉大任1978年左右在肯亞工作期間寫就，最初在香港以連載形式發表、出版成書，反而在臺灣的發表與出版是直到1985年的事了。之後，這本書有機會由岡崎郁子翻譯成日文，就在岡崎郁子譯完大半本書時，因想向劉大任請教一些細節，於是詢問了能否與劉大任會面。在那年5月的信中，劉大任向岡崎郁子這樣交代行程：他打算7月前往北京，待上一個月，再回臺灣去拜訪父母。他們本來約好了在劉大任的北京之行結束後，找時間在臺灣碰面。

那年是1989年。稍後的發展大家也都知道——那一年6月，六四事件爆發了。

「北京的大屠殺也傳到國外，叫人無限痛心，看來好像面臨著有希望的情勢，卻像這樣蹂躪了人命。對中國人的政治見解，現在我非常懷疑。」

劉大任在寄給岡崎郁子的回信裡這樣寫道，不難看出他的失望之情。他取消了原定的北京行，直接去了臺灣，在這樣的氣氛下，兩人最終在八月的臺北相見。

「太灰色了」嗎？1991年，日譯版出版，距離書中背景的1960年代，差不多是三十年，而又要再加上另一個30年，才到了現在我們的年代。在這期間，臺灣解嚴了，對知識、思想等等的緊縛慢慢鬆開；政治的壓力和以前相比也趨於淡薄，即使如當年的劉大任等人一樣懷有左派思想，也不至於影響身家安全。《浮游群落》的故事終於一場抓捕，幸好這種壓著1960年代知識分子的實體陰影，到如今已不復存在了。

也許無所謂灰色不灰色，悲觀也罷樂觀也罷，知識分子仍前仆後繼在社會上活躍，懷著一腔熱血想貢獻所學，遇到不公義的事情時勇於質疑，希望推進國家往更好的方向前進。他們或許與1960年代的青年們擁有不一樣的理念，不一樣的認同，但他們做的事，與數十年前並沒有太大不同。

^{（藏品/姜穆（牧野）捐贈，圖/臺灣文學館）}

他們是屬於這個年代，像浮游生物一樣的年輕人，看似無能無用，隨水漂流，欠缺生產價值。

然而，他們卻能夠餵養鯨魚。

★作家介紹

劉大任（1939—），生於江西，1948年隨父母至臺灣。1966年赴美就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研究所，之後放棄博士學業投入保釣運動，因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台，於1972年進入聯合國祕書處工作。1999年退休後專職寫作，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與評論。

★轉譯研發團團員自介

許雅婷，1991年生，臺大園藝系研究所畢業，現為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之一，平常用青悠這個名字走跳。《唯妖論》、《尋妖誌》、《給孩子的臺灣妖怪故事》的共同作者，曾獲時報文學獎小品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