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來的孩子，人要愛人要恨的樣子》

二〇一六年的「安溥 skin」。

十月二日凌晨，學文傳給我安溥的那封手寫信。他沒有說任何一句話，我說：「唉⋯⋯」

幾天之後，學文又傳訊息來，說：「這幾天看到張懸相關的討論，心情真的有夠複雜。」這幾年間，我和學文還是喊著她叫張懸，不過我和學文相識的起點（其實也不能說相識），其實是二〇一六年的夏天，張懸以本名安溥，在高雄 Live Warehouse 辦表演。

那年夏天，搞砸了學測，我從屏東乘著區間車往高雄，學文從台北出發，為了想要真正地聽見、看見張懸。隔年，二〇一七年的台北藝博，我和學文成為工作夥伴，他在自我介紹時說：「我是學文，我最喜歡的歌手是張懸。」當時我心想，這個人把我的台詞說去了，輪到我上台，趕忙胡謅一個答案，總之不是張懸。年紀還很小的時候，我們總是覺得聽音樂的品味一定要不落入俗套、不和誰重疊，這樣的自己比較特別，比較叛逆，也就有氣力抵抗那些討人厭的物事。

後來我和學文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向他說起那年他講走了我最愛的歌手名字，我們開始比較究竟誰聽張懸聽得早，才發現我們都在高中畢業那一年，在同一天去看張懸。九年前。

這樣的時間節點是如此重要。在那個被分數定義、而我們被排除在外的時刻，曾經張懸的存在之於我們，那麼那麼重要。

我一直記得第一次聽到張懸，是〈南國來的孩子〉。《城市》那張專輯。那時候一直在想，她寫城市的鬱結，怎麼又能寫出南方的閉塞呢？

二〇一〇年，剛上國中，從都市小學回到鄉鎮國中，語言、性情、習慣自然是水土不服。整間學校從學生老師、主任教官都說臺語（我聽得懂比較日常生活的詞，只是不太能順暢地說），開學第一節課，數學老師在講台上問誰聽不懂臺語，當然，他也是用臺語問的。我尷尬舉手，後面他用中文問了我幾個問題，我的名字、爸爸的名字、爺爺的名字，聽完之後，顏老師拿著麥克風用臺語說：「那妳不用讀書啦，妳家有錢。」

升上國中的第一天，腦子只覺得暈，下課之後同學圍著我，「北七」、「幹你娘」、「去死」。

教室的窗外剛好可以看見台 88 快速道路，每一次家裡公司的車子開過去，老師們總不厭其煩地打斷自己，邀請全班同學一起抬頭看，看那個不用讀書也沒有關係的小孩，她家生意做多大。同學說討厭我的原因，是因為爸媽告訴他們，都市來的小孩心眼重。從那時候開始，我開始想和原生家庭割席，但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裡。

隔年，家人買了一台 MP3 給我。當時媽媽請了一個大學生來當教數學。大學生上課就是發考卷，她睡她的覺，我獨自為著糊成一團的方程式發愁，成績不見起色，但她透過每週幫我灌錄幾首歌，妥妥地收買了我。

家教老師沒有灌整張《城市》，只在林林總總的流行歌曲當中，放了〈南國來的孩子〉。

你是南國來的孩子
有著不能縛的性子
身上披覆了預言而渾然不知
奔跑著忘我的快樂悲傷都放肆
陽光也不願阻止
——張懸〈南國來的孩子〉

當時感覺（其實至今仍是），張懸把我的心寫進去了，她把那道卡在我心口上的，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無處安放，卻又如此渴望找到歸處的心情寫下來了。我自顧自地將她寫「誓言般的夢想」解讀成自己渴望找著歸處的冀望，遂將她唱「流浪」認作是我在精神上的離開家鄉；更將她寫的「預言」，解讀成所有人都必須面對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家的命運，於是無論愛恨，南國的陽光如此刺眼，也都沒有辦法阻止。

這首歌作為我的第一道預言，十幾年間，反反覆覆地聽著它，反反覆覆地拆解新的意義。

國中畢業後，考上屏東女中，當時的國中同學幾乎都沒考上第一志願，我感覺自己重新活了一次，以新的姿態走進學校，希望自己能像張懸唱的那樣，在恨的時刻，也知道愛的樣子，可以再一次學習愛人的樣子。

二〇一六年的演唱會上，張懸說：「所以人要慎選自己十八歲到二十歲的時候，聽的音樂，看的電影，唱的歌和愛的人。」

同年，屏東女中對面的屏東公園有一系列講唱，我和當時的同學參與其中一個演出環節，唱了〈南國來的孩子〉，也唱黃小楨的〈每秒 9.8 公尺〉。不過第一次認識這首歌，也一樣是因為張懸，不是黃小楨。兩千年初，張懸在一場 talking 時講了這首歌背後的事。

「很多年以前，有兩個北一女的學生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那時候很多人非常憤怒地，在指責同志情誼，開始檢討女校制度——你把一大群女生關起來，原來比女生、男生一起關起來還要更危——也講升學壓力，然後講卡夫卡、尼采是怎麼樣荼毒年輕人的心靈，造成他們很憂鬱的負面思考。（⋯⋯）不到二十年以前，其實許多的輿論都還是這樣子看，只要一出問題，只要有人不快樂，只要事情超出社會道德的預料之外，一切就變得很糟糕，大家就開始不斷地去講，一定是為了什麼（原因才自殺）。（⋯⋯）年輕的時候，我們之所以會對單純的痛苦、單純的愛，感受如此深刻、強烈，是因為當時的我們，還是非常單純的元素，我們的心靈還是如此單純地在感受這個世界不同的面向。」

〈每秒 9.8 公尺〉接在〈南國來的孩子〉之後，成為高中三年一直聽的歌。高中時和畢業多年的學姐秘密地相愛著，我第一次感覺到，原來愛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痛苦的，而這份愛情裡的絕望與希望，是我和學姐所共同面對到的，我們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富足，可是所處的世間是那麼不自由遼闊。

我們一直想著要逃，要流浪，要在愛裡面遺忘恨的、被恨的樣子。

同樣是二〇一六年，張懸除了以原本的名字辦表演，也在那年年底，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二場公聽會上，公開表達支持同婚的立場。

已經不再是張懸，而是焦安溥的她說：「從戒嚴到解嚴，我們才經歷未滿三十年解嚴的日子，我們要一般大眾給予這樣的議題更多給祝福支持，還有太多與人權有關的議題。它現在已經在發生，我們社會的輿論在討論的過程裡，也期待它的發生，即使再痛苦，我們在看待真正的面對法律，都需要去面對，它就是需要被觸碰與挑戰，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旗幟，不是我們可以拿著傳統文化砸破別人的頭，在我學習的教育裡，鞏固所有傳統的聖賢，都說一件事，你永遠要拿道德修繕自己看待世界的觀點。」

從〈南國來的孩子〉作為起點，以及她所翻唱的幾首歌，如〈每秒 9.8 公尺〉、〈張三的歌〉、〈沒有煙抽的日子〉、〈留下來陪你生活〉⋯⋯，還有她自己填詞、自己演唱的幾張專輯，一直以來都是我精神／生活上的寄託與盼望。對啊——無論她是張懸，還是焦安溥，她都要我們慎選年輕時候接收的事物，而我的十八歲到二十歲，以及那之前之後，都有她，多好。

我和女同學一起唱完〈每秒 9.8 公尺〉後，講唱會的尾聲是史明，史明講了十二年的求學期間，在課本上被輕盈帶過的丁窈窕、鄭南榕、江南案、美麗島事件⋯⋯，以及隻字未提的高一生、彭明敏、陳文成、施水環⋯⋯。還有歷史課本上曾經寫下的，要所有考生務必牢記的楊逵《和平宣言》，但我們卻未曾仔細讀起《和平宣言》究竟談了些什麼。

因為有了那一場演出，所以留下來看見史明，其後以史明作為開始閱讀臺灣歷史，認識臺灣土地的起點，張懸所遞出的玫瑰，同樣成為我在認識自己渺小的世界以外的，探明歷史、尋找真相的推動力。

在那樣年輕又無所依的年紀，張懸成為我寫在高中週記裡的「想要成為的樣子」，我（與當時同年紀同樣聽著張懸的人）開始嘗試理解她所聲援的所有議題，尤其太陽花學運和雨傘運動，而這背後，更多的是希望自己可以在長大以後，也依然擁有風骨，願意挺著身子、硬著脖子，言說，表達，推翻，拒絕；並且願意聆聽反對的聲音，擁抱相反立場，不怒而威、不卑不亢地成為一個真真正正的人，真真正正的臺灣人。

那時候才理解了，以為是唱給情人的《玫瑰色的你》，或許是唱給曾經與現在，在香港、在臺灣的土地上流著血的人，是唱給曾經聽著爸媽說「社運現場都是一群滋事份子，妳上大學最好不要去參加社運」的我，是唱給曾經單純地以為邪惡並不存在的年輕的我。

「這個世界上，我們總是可以繼續看到一些荒謬的事情在發生，但是所有／幾乎把自己的人生，都投射、交付在真正值得努力的事情上面，且不被眼前的小便宜、小利益給誘惑的人，這首歌就是獻給他們的。『堅決』就是我們對於這個世界，或是對於這些人的愛，（能夠）給出來的最深的感受。」

我和學文在年紀小的時候，喜歡張懸的原因都是因為想要耍酷，或者是說，想要獨立，想要叛逆，即使起初的緣由是那麼幼稚的，但張懸真的，真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我的啟蒙，是我想要繼續相信這個世界即使並不那麼好，但總有人會在遠方，以歌聲傳遞念想，給予我氣力的存在。

二〇一六年的演唱會結束後，離開了養育我十八年的南方，真的搬到城市生活，開始學張懸抽菸，開始學她抱著吉他在一個人住的小套房裡哼歌，那時候想著自己要與原生家庭永遠斷聯，我又把張懸唱〈信任的樣子〉作為自己存在的延伸。

信任她唱獨立的希望也可以是晦澀的，而我無需感到沮喪，因為灰暗的現在終究是我親手打開的，另一扇生命的門，它將通向自由、將通向更大的世界。

接著是二〇一八年五月，和大學交往的女朋友一起去了安溥的《煉雲》，那一年學文也有去，不過我們沒有一起去；後來自殺未遂，那一段時間一直聽她翻唱的〈這個世界〉和〈事情本來就是這樣〉，想要找到更多繼續活著，可以遺忘那些恨的樣子的方式。

更後來是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和出社會後交往的男朋友一起去了安溥的《曾經與你相遇前》，那一年學文沒有去，但是當安溥唱起〈最好的時光〉的時候，她說，這是她第一次唱這首歌，我們可以把它錄下來，傳給你想找他一起來，但他沒有辦法來的人。我把那一段錄音傳給了學文和爸爸。

當張懸真的變回焦安溥之後，她與她的歌又接住我了。二〇二一年五月，爸爸生病過世後，我很長一段時間只聽心經和藥師經，但卻在安溥唱〈最好的時光〉的時候，才發現那是在與爸爸錯過多年以後，我才真正地回頭，看見他曾經步履蹣跚地想要走向我，但我還在回頭看以前恨的樣子，而我也還沒有學會無論是張懸還是安溥所唱的，要溫柔，要快樂，別忘了。

爸爸走後，阿山把「溫柔」這兩個字刺上我的手，剛剛好可以用手錶擋住，每一次我忘記應該要怎麼擁抱的時候，我又會把手上爸爸留下來的錶拔下來，又會循環復返地聽〈最好的時光〉，依然想著我要和張懸、安溥學習，不卑不亢，擁抱，握手。

她就像是信仰那樣曾經存在過，而那封寫給中國的信，我想了好久，卻發現無論張懸、安溥的音樂和歌聲陪伴我多長多久的時間，我依然無法找到任何詞彙為她辯駁，更沒有辦法理解她在二〇一四年曾經說：「我們一起被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苦難給震撼，我們與擁有同樣信念的人們站在一起，一起做事，發出聲音，很多事，我們只有一次機會。」而十年後她卻選擇擁抱中國。

但同時，我也相信她當然擁有選擇的權利，而我們沒有辦法，也不應該將曾經在她身上找到的安定感，視作她不能擁有自主選擇的枷鎖。只是只是，在此後，我不斷不斷地想著，可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界線，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踰越的，那一條曾經因為有她和她的歌，因此愈織愈密，最終成為一條堅不可摧的原則，是生為臺灣人，是被這塊沃土給養育長大的我們，所不能傷害的底線。

而如今妳碎了，我（們）只好完完整整地離開。

離開的路上，面對曾經的信仰的毀滅，我回頭翻讀了《最後一課》裡陳健民老師所寫下的幾個篇章，老師提及他的信仰啟蒙，其一來自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生命的悲劇意識》（The Tragic Sense of Life ），其二來自 Eric Metaxas 的《潘霍華傳：牧師，烈士，先知，間諜》（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 ）。

其一，陳健民老師在讀過《生命的悲劇意識》後，開始反思信仰與宗教的細緻差異。

「『我信什麼』其實只反映『我渴望什麼』。你說你信什麼東西，其實難以用理性證明；反映更深的，其實是我很「渴望」、很「願意」相信什麼。烏納穆諾說，信仰的本質，其實是一個意志問題，而非一個理智問題。為什麼我們對上帝有渴望，是因為人類受苦；我們見到美好的事物稍縱即逝，所愛的人一下子離開這個世界，你渴望天堂、與所愛的人重聚；你看見這個不公的世界，你渴望有來生、或者在另一個世界公義得以伸張。人們渴望永恆，反映人在這世上受苦。因此，「我相信」其實是「我渴望」，而當你渴望，你就會見到。就如《聖經》所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找到；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下一小節，老師提到在讀過《潘霍華傳：牧師，烈士，先知，間諜》之後，他發覺潘霍華所念茲在茲的是一種本真與本分。

「潘霍華念茲在茲的是一件事：『我要真教會』（就像我們的『我要真普選』）。他認為當時德國教會支持希特拉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失去了教會的本分。他說，如果你乘搭了去錯方向的火車，在車廂的通道內拼命逆方向奔跑只會徒勞無功，唯一的選擇便是跳車，亦即是與教會分裂出來。什麼是『真教會』？潘霍華認為信仰不應拘泥於教堂、儀式、牧師等事情，他認為在當時德國定義『真教會』的關鍵，便是猶太人的問題：你是否站在猶太人一方？當猶太人被迫害時，究竟基督教會態度如何？」

再次讀完陳健民老師的最後一課，發覺曾經將張懸視作生命中的信仰，更加根本地說，我（們）所相信的是自我想像的投射，是將一種對生命的期待和盼望寄託在她與她的歌身上，所以現在無論是原諒、不原諒、祝福、不祝福，其實是我（們）想要原諒曾經需要被妳接住的自己，也想祝福未來不再需要被妳繼續接住的自己。而這些相伴且相對的寬容與極限，嚴厲與慈悲，都會在妳決定做回妳自己，而如今的我們也因為曾經的妳而真正擁了了歸處之後，給出最寬厚的理解。

這其實也是妳教會我們的，但也是後來的妳曾經說過的，某一年的演出上，妳和臺下的我們道歉，妳說妳很抱歉，妳的歌曲和話語似乎都在告訴我們做人應當退讓與擁抱，而這讓我們變成了要不斷退後、不斷道歉的人。妳也說，但是做人並不一定要這樣，如果真的很想要很想要，我們不一定要退讓。

我僅僅只是理解了妳，但依然沒有辦法退讓。在曾經與妳無數次的握手之後，十年一刻，我（們）必須和妳分手，不再擁有信仰，但也繼續愛我的家與土地，也相信凡事皆有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