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攝影：真實的凝固與再現

一、紀實攝影的意義：時間、空間、人間與攝影的對話

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自誕生以來，便肩負著記錄歷史與社會現象的重任，以其獨特的真實性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理解歷史的重要媒介。透過影像我們得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回顧過去某一瞬間發生的事件，成為我們重新審視過去的窗口，並透過當代視角來重新解讀這些影像中的故事。

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攝影札記》曾指出：「所有攝影都指向死亡。」這一論點揭示了攝影與時間之間深刻的關聯，但同時也暗示著一種時間的流動性。當快門按下的瞬間，畫面中的一切便被定格在那一刻，這一刻成為不可回溯的歷史片段，見證著現實的某一剎那，同時也見證著時間的流逝。然而攝影的本質即是在於其能夠捕捉稍縱即逝的瞬間，並使之永久化，這既是對時間的凝固，也是一種對時間不可回溯的再現方式。舉例來說，一對情侶在某個特殊的時間和地點拍攝了一張甜蜜的合影。然而，下一秒的情境可能完全改變，他們可能爭吵甚至分手，但照片中的那一刻卻成為了永恆的記錄。這種對時間的凝固，使得照片成為一種獨特的歷史證據，見證了過去的真實。

二、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

在典型紀實攝影中，攝影師不僅僅是在按下快門的瞬間捕捉影像，而是在整個過程中參與了影像創造與詮釋的隱形人角色。在拍攝時，攝影師既在場又不在場，呈現出「鏡影似自我幻象」(如一面鏡子融入環境之中)的矛盾狀態。當被攝者在意識到攝影師的存在時，行為或多或少會受到影響，這使得紀實影像不再是純粹的真實記錄，而是混合了主觀與客觀的交織體；抑或是攝影師在一定程度上被環境影響行為與情緒，使得所記錄的影像不再是客觀的現實，而是拍攝者主觀視角下的再現。

攝影是一把槍，當它鏡頭朝外的時候，它就具有攻擊性，一旦它發射攻擊，所有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攝影的人，被拍攝的人，和觀看攝影的人。

紀實攝影攝影師不可避免地面臨一系列倫理挑戰：他們是否有權記錄他人的苦難？在何種情境下，攝影師的行為會將被攝者客體化？這些問題涉及攝影師與被攝者之間的權力動態。紀實攝影作為一種觀看的方式，拍攝對象在影像中往往無法直接發聲，話語權掌握在攝影師手中。使得紀實攝影在社會紀錄的同時，潛藏著「被觀看者」的脆弱性。被攝者的形象被攝影師選擇性地展現，這種選擇影響了觀眾對影像的理解。被攝者的脆弱性在這種動態中顯現無疑。攝影師需要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權力與責任，謹慎處理與被攝者的關係，確保不對拍攝對象造成傷害或剝削，在捕捉真實的同時，也尊重被攝者的尊嚴與權利。

三、政治再現與影像裁切

紀實攝影的政治性體現在影像的選擇與裁切上，其「再現」並非純粹的事實呈現，它常常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圖。影像的裁切是一種強有力的表達工具，通過對畫面的選擇性呈現，進行裁切或構圖等技術手段，經由選擇性地強調或忽略某些細節來引導觀眾對某些社會問題的關注或產生誤導的傳播作用。例如，社會問題的紀實攝影通常選擇性的展現某一特定社會群體的苦難，這些影像通過視覺上震撼人心的表現手法，使得觀眾更容易受到情緒影響並激起同情心。而這種非中立且選擇性展示的方式，已經不再只是紀實攝影的實證紀錄作用，而更像是一種主觀的傳播敘事工具或政治性的武器。

四、紀實攝影的主動性與社會角色：目擊與再現

紀實攝影的作用，其實不僅僅只是對真實的被動記錄，它更像是一種具有主動性的社會行動。透過影像，攝影師得以向觀眾傳遞特定的價值觀或引發社會關注。無論是從早期美國紀實攝影師Mathew Brady的作品至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團體等以鏡頭見證了戰爭的殘酷與人性的脆弱，讓照片不僅是歷史的記錄，更是一種社會的證詞，提醒人們勿忘歷史。例如，馬格蘭攝影通訊社創辦人之一的法國攝影師──亨利．卡蒂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系列作品「決定性瞬間」，帶領我們看見動盪時代下的第一手報導記錄，進而擴展了新聞紀實攝影的發展，近年北美館也展出其系列作品，展覽名稱：《布列松在中國》帶領我們直面一九四零至五零年代動盪時代的中國，呈現在人民的生活樣貌與戰爭帶來的劇變；抑或是當代戰地攝影師詹姆士·奈其威（James Nachtwey）在拍攝盧安達大屠殺、科索沃戰爭等事件時，以影像來見證歷史，試圖喚醒人們對苦難的認識。影像的視覺傳播作用，讓紀實攝影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當它轉變為一種主動的社會行動時，攝影師能影像引導觀眾的情感，甚至激發公眾的反應與討論。紀實攝影作為一種反映社會現象的工具，影像不僅僅是事實的記錄，而是一種再現了社會的歷史與記憶片段的方式。

五、從典型紀實攝影到新紀實攝影與街頭攝影

紀實攝影的演變反映了社會和技術的變遷，典型紀實攝影強調真實和客觀的記錄，常常與戰爭、貧困等重大社會議題相關聯。這種風格深受實證主義影響，試圖通過影像呈現「真實的世界」。隨著攝影技術的進步和攝影設備的普及，紀實攝影逐漸演變，發展出新紀實攝影和街頭攝影等分支。在這樣的背景下，攝影師不再只關注宏大的社會議題或劇烈的歷史事件，而是將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那些細微而又深刻的瞬間。

(一)奈良原一高與詩意紀實攝影

日本攝影師奈良原一高(Ikko Narahara)的拍攝風格介於客觀記錄與主觀詮釋之間，將傳統新聞紀實的記錄方式推向了一個充滿詩意與超現實的層次。其作品時而清晰、時而曖昧模糊，讓觀者陷入一種無法確定所見是純粹的紀實還是攝影師主觀創造的現實，因此有人稱為新紀實攝影，也有人稱為詩意紀實攝影。而詩意紀實攝影挑戰了傳統紀實攝影對真實的嚴格定義，將個人情感、藝術表現與紀實影像結合，拓寬了紀實攝影的邊界，讓攝影不只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是人性與情感的探索者，除了挑釁了過去傳統紀實攝影觀念，同時也建構更豐富的觀看體驗。

註：奈良原一高，日本戰後極具代表性的攝影家之一。曾與細江英公和東松照明共同組成攝影團體「Vivo」。（Vivo成員有川田喜久治、佐藤明、丹野章、東松照明、奈良原一高、細江英公等。Vivo於1959成立，在1961年解散）

(二)街頭攝影：日常與偶遇的捕捉

在新紀實攝影中，日常生活中的偶遇成為影像的主要素材。這些日常場景通過攝影師的鏡頭，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情感層次。街頭攝影作為新紀實攝影的一個重要分支，更加強調對城市日常生活中隨機事件的捕捉。這種拍攝風格注重瞬間的偶然性和現場的即興性，試圖捕捉不經意間發生的生活片段，呈現城市生活的真實與多樣性。舉例來說，在繁忙的街道上，一個瞬間的笑容、一個不經意的動作，都可能成為攝影師的捕捉對象​(你好，我是OOO,我在這邊街頭攝影，我覺得你的穿搭很好看…）。這種轉變可以被視為紀實攝影從記錄歷史到表達個人視角的過程。如今攝影不再僅僅是一種記錄工具，而是一種強有力的表達媒介，能夠捕捉和傳達個體對世界的獨特視角或情感。

六、當代攝影與紀實攝影的挑戰

(一)攝影與其他視覺媒介的比較

攝影與其他視覺藝術，如繪畫與電影，有著本質的區別。舉例來說，繪畫與電影能夠通過虛構與想像，呈現更為立體的故事。然而這也不意味著攝影的真實性毫無價值，攝影正是因為以其直觀的真實性著稱，經由捕捉現實中的真實瞬間，為觀者提供一種直接的感知經驗，尤其紀實攝影特別依賴真實性，讓觀者相信所見即是真實。

然而隨著資訊的快速傳播與社會變遷發展，在當代紀實攝影不再僅僅是真實的見證者，其身分也在不斷轉變，如新紀實攝影與街頭攝影更多地強調個人的創作動機與藝術性表達，而非單純的事實記錄。這種轉變讓紀實攝影在當代有許多討論，但也引發了對影像真實性的質疑，影像的「真實性」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更涉及到攝影師的道德責任與觀眾的解讀方式。

(二)攝影術轉變與產權問題

攝影的技術發展離不開化學與物理技術的支持，從早期攝影通過膠片與光學技術實現影像紀錄，現今數位攝影不僅提升了影像的質量也約化了其操作方式，讓攝影師與視覺藝術家有更加靈活地記錄與後製影像的創作途徑。

然而隨著一項技術發展與普及，往往會伴隨新的問題和討論產生。比如說攝影的產權問題也成為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當一張照片誕生時，其所有權應屬於拍攝者還是被攝者？在現代社會中，這一問題變得尤為複雜。拍攝者往往擁有創作的權利，但被攝者往往無法控制影像的流傳，這涉及隱私權與肖像權的保護。在街頭攝影中，攝影師通常會在公共空間拍攝陌生人，這類照片的公開展示很有可能引發隱私爭議。而社群媒體普及的當代，當影像作品在網路上迅速傳播時，同時也容易伴隨著影像被濫用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