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日記的一個好處，就是能藉由清楚意識到自己的改變，那些不停發生在我們生命中的改變，而感到劫後餘生的安心撫慰。從日記裡可以找到證據：我們確實曾在那些今天看起來無法忍受的情況下，孜孜矻矻、俯仰一世，並記下觀察感悟。
〈卡夫卡，《日記》1911年12月23日〉
今天又開啟了一本新的紙本日記寫作。陸陸續續也寫了十多冊不同厚薄的日記本了吧？詩人洛夫曾經豪邁又悲愴地宣告：「寫詩即是對這殘酷的命運的一種報復手段。」而曾宣稱自己「最擅長的，就是一蹶不振」的「絕望教主」卡夫卡則說，自己「以寫作作為禱告的形式」，而且他所有的書寫都「無異於魯賓遜插在荒島最高點上的那面旗子。」
那麼我呢？
我的日常隨筆日誌寫作，大概只能說是：對我周遭生存環境之無趣與頹敗的一種默哀儀式吧？還談不上報復或抗議吶喊什麼的…
應該是說，整個我所曾經激奮追求擁抱的價值，在此時此刻被完全掏空，而變成輕浮虛矯；或是被荒謬反轉，「越界」成為對凡事漠然的徹底不以為意或無謂 (total indifferent cynicism)。
無謂的是，我與之同步成長的青年世代，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情感挹注，尤其是當年大學校園中，激情關注政治社會議題的風潮，現在已是一片寂然廢墟。不但校園早已不見叱吒風雲的豪傑之士，政治文化場域也不再有可驚天地泣鬼神的熱血檄文寫手。
無謂的是，我與之一起熾熱成長的台灣流行樂壇之種種，以及國際樂壇之種種，包括電影在內… 那整個世代的飛揚情緒已闇然消逝，而且近身之處，沒有人能與我一起回憶憑弔。
無謂的是，身邊可以說得上話的人們，從他們身上也感受不到對生活的熱情與品味，言談只剩吃喝拉撒、旅遊玩樂；他們的「啃老」子女們，則更是庸俗粗陋，毫無理想憧憬或熱切的生活激情 (相較於我在他們這年紀時的一無所有，卻高亢激昂)。
更無謂的是...
如今大學教育工作環境之種種。現今教育界與教學場景內的倫理次序顛倒、失序的荒謬情況完全出乎我的想像與防範。這和1990年代中期，我剛返來大學工作時，學院門牆內外串聯，號角齊鳴的景況，兩相對照，真是鬼哭神號、日月無光的改變哪！
我站在通往辦公室的狹長走廊上，
每天早上被絕望侵襲。
若是比我強悍頑固的人，
恐怕早就歡歡喜喜去自殺了吧。
~ 卡夫卡，《給菲莉絲的信》〉~
是以為記。
卡夫卡如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