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萬德的陳詞濫調就像慢動作看油漆乾掉一樣枯燥。她的聲音帶著一種學術圈特有的語調，彷彿在進行一場知識的脫衣舞表演：「他的研究具有真正的全球視野……他的講座足跡遍及牛津到東京，柏林到北京……」每一個城市的名字從她嘴裡滑落，像是她渴望擁有的一顆米其林星星。
我的思緒飄回了2019年8月15日，那是沒有口罩、沒有Zoom的日子，也是我們還不必假裝螢幕上的像素就是人類的時代。一位看起來疲憊的亞洲男子站在我宿舍的入口處，他的衣服有些破舊，但整理得整潔，透著與其樸素外表截然相反的體面。他手裡的皮箱雖然磨損且滿是歲月的痕跡，但經過精心擦拭，散發出一種低調的韌性，仿佛在沉默中訴說著不屈的故事。
「需要幫忙嗎？」他轉過身，調整了一下他的金絲眼鏡。「是的，我在找C棟宿舍樓。我叫張育群。」停頓了一下。「不過叫我尤金也可以，比較接近英語發音。」
他的聲音低沉而平穩，帶著一種屬於與古典文本為伴多於古典音樂的人特有的從容。他喉間一枚銀製十字架在夏日的陽光下閃爍，或許它的價值遠超我們整個宗教研究系所有人真誠的總和。
幫他找到房間後，我們聊了起來。他解釋說自己是來自臺灣的新博士生，來這裡研究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我忍不住問。「為什麼來美國學這個？這不就像去中國學海明威嗎？」
他眼中閃過一些東西——不是冒犯，而是一種疲憊。「啊，這個問題。」他微微一笑。「在臺灣，如果你想在大學教書，他們偏好美國的博士學位。甚至是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
「所以你從說中文的國家跑來這裡，用英語學習中國文學，然後才有資格回去用中文教中國文學？」
「不，」尤金說，「用英語教中國文學。臺灣政府有個『雙語2030』政策。大學認為用英語教學能提升QS排名。」
愛默生的聲音在我腦中回響：「學術界有它自己的禮儀，自己的偏見層級。」嗯，這話不假。學術殖民主義的全球鏈條——亞洲大學偏愛西方學歷，西方大學以高價出售這些學歷，大家都假裝這是學術卓越，而不是文化霸權。
尤金的聲音依舊溫和、學究氣十足，但我能看見他金絲眼鏡後燃燒的怒火。「我無法想像，」他說，「該如何用英語解釋李煜的詩。」
這個名字如電擊般打在我身上。李煜。我強忍住，保持著撲克牌玩家般的中立表情。「你最喜歡李煜的哪首詩？」
尤金皺眉，掙扎著翻譯：「閑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他的眼中燃燒著我曾在薇琪談詩時見過的那種火焰，也曾在柯薩科娃談杜思妥耶夫斯基時見過——那種純粹、毫不諷刺的學科熱愛，是學術界還未能消磨的。
「我前女友也來自臺灣，」我被「月」字勾起記憶，脫口而出。大概吧，臺灣。Yang是個中文姓，對吧？但像每個特權美國學者一樣，我從未費心去分清臺灣、中國和這些標籤背後的政治包袱。從未問過薇琪她的背景——那個我們這些白人自由派知道不能問的問題，但私下卻偷偷編織出一整個關於答案的故事。尤金的眼神，突然變得田園詩般清澈，似乎看穿了我的虛偽。薇琪從來不是我的「女友」，對嗎？不過是我自己告訴自己的另一個故事，就像那些關於她和德安得烈的高熱夢境一樣。
這一刻，這所謂「全球學者」的真實起源就在那裡，萬德還在台上讚揚它，不是出於什麼崇高的跨文化理解追求，而是一場通過替代者尋求救贖的可悲努力。是又一個扮成學術外衣的白人救世主敘事。我在這裡，幾十年後，還試圖透過每個遇見的亞洲學生來救贖自己，還試圖透過別人的翻譯理解那該死的月亮詩。整個全球學術巡迴——東京、柏林、北京那些演講——不過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逃脫遊戲，從一輪月亮跑到另一輪月亮，從一棟樓到另一棟樓，從一段逝去的愛跑到另一段。真正的笑話在於：當我我滿世界飛來飛去發表關於文化霸權和學術殖民主義的演講時，我自己不過是個穿著粗呢夾克的殖民者，向東方大學出售西方的認可，用自己的語言詮釋他們的故事來換取金錢。如果這還不算學術界的諷刺巔峰，那我真不知道什麼算了。
總之，尤金和我成了朋友。我試著不去分析自己是否在潛意識中試圖透過他重溫與薇琪的那段並非戀情的戀情。我甚至開始喝起珍珠奶茶——「波霸」，他這樣叫它——雖然我不記得薇琪有喝過。但「這是臺灣人會做的事」，我的大腦熱心地補充著，像個優良的自由派學者那樣記錄著文化刻板印象。
巨大的螢幕重新亮了起來。萬德露出顯而易見的如釋重負的表情，結束了對我成就的無盡讚美，將話筒交給了愛默生。這位古老的神諭聲音斷斷續續地傳來，沒人能確定這是他的百年疲憊還是AT&T的持續無能。即便四十年後，美國最大的電信公司依然無法提供可靠的服務。我苦笑著想，這不過是另一個收取一流價格提供三流基礎設施的企業壟斷罷了。
COVID在春季學期中期爆發。州長下令全州封鎖，我們神聖的學習殿堂遷移到了線上教育的荒原。當然，這個卡車上的槍比家裡書多的州，自然會對封鎖有所抵抗。我們驕傲的鄉巴佬傳統——抵抗「暴政」，尤其當這種暴政以公共衛生措施的形式出現時——像夏天的葛藤般蓬勃發展。
這些自由戰士走上街頭，燒口罩就像中世紀的巫師燒異端一樣。他們大喊著「我的身體，我的選擇」。毫無諷刺意味地，這些人會毫不猶豫地投票限制女性的身體選擇。但他們的表演性反叛需要一個反派，於是很快就找到了。反亞裔情緒的傳播比病毒本身還要快。
那個星期四，尤金搖搖晃晃地進了宿舍，像是剛和泰森打完三回合。他的金絲眼鏡壞了，銀色的十字架彎曲變形，成了它原本模樣的殘酷諷刺。他的白襯衫上乾涸的血跡——那是他總會穿去禮拜堂的那件。
「天啊，發生什麼事了？」我衝去隔壁找吉姆借急救箱——他是我們的業餘拳擊手，對他醫療用品的珍視超過了他的課本。
「有幾位『紳士』，」即便是嘴唇腫脹，他依然帶著那份學究的精確說道，「想要表達他們對『中國病毒』的看法。他們看到了一張亞洲臉，便決定……」我在他擦拭傷口時，他皺著眉頭，「以身體的方式分享他們的想法。」
「你報警了嗎？」
他給了我一個讓我覺得自己天真的眼神。「那條街對面的警察嗎？當這些『紳士』接近我時，他們突然覺得自己的手機特別有趣。」
「見鬼。」我把冰袋按在他受傷的臉頰上，力道可能重了些。「在哪裡發生的？」
「米勒街的省錢商店外。他們在抗議口罩令。」
吉姆跟著我進來，帶著他心愛的急救箱，清了清喉嚨。「老兄，不應該因為你是中國人而被責備，中國病毒和中國人沒有關係，這是不對的。」
尤金尷尬地笑了笑，沒有糾正他。
這諷刺像一記重擊——一位臺灣的基督徒學者，因為一場可能來自一個仍聲稱其家鄉為其領土的國家的病毒而遭到毆打。但要怎麼才能試著向醉心於福克斯新聞和臉書陰謀論的暴民解釋中國和臺灣的區別？
「我們應該報案，」我說，儘管我說的當下就知道這毫無用處。
「就像我們舉報猶太文化中心牆上的卍字符號一樣？」他的聲音並不苦澀，只是疲憊。「這就是美國，我的朋友。自由的土地，有選擇性憤怒的家園。」
我看著他遍體鱗傷的臉，似乎看見了薇琪——不是因為他們長得像，而是因為他們在面對美國的無知時都有著相同的沉靜尊嚴。薇琪忍受過多少類似的微歧視，而我，這個研究生時代自認為只要懂得批判種族理論就夠了的「啟蒙」者，卻從來不曾真正了解。
「你知道嗎，」吉姆一邊小心翼翼地收好紗布，「你們總是試圖靠攏白人，但白人永遠不會把你們視為自己人。這也是為什麼黑人和拉丁裔不信任亞裔。也許你們應該想想你們一直在做什麼，站在錯邊。」
尤金慢慢搖了搖頭，然後輕聲引述：「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如披上斗篷般，收拾好自己的尊嚴。「但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敵人，祝福那些詛咒你們的人，善待恨你們的人，為那些侮辱你、逼迫你的人禱告。」
沒再多說一句話，他回到房間，留下了一片沉重的沉默，充滿了未解決的張力。
屏幕上，愛默生的聲音像即將報廢的廣播訊號一樣時斷時續：「學術界……必須保持……與時事……的距離……唯一的方法……持久的價值……」他的話若隱若現，彷彿一場幽靈般的講座，談論著我如何在中國和俄羅斯也能獲得演講邀請，如何這樣的全球曝光豐富了一個人的學識。「這才是……真正的學術……超然於紛爭之外……」這就是愛默生所推崇的學術「禮儀」的終點——以理論距離作為一種道德怯懦的形式，用全球學術視野來逃避街頭上的血腥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