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不成熟的民主，反而危險？

很多人談民主，心中往往有一個直覺前提：

雅典是全世界第一個執行民主的國度

只要是多數決，就是民主；只要是民主，就一定比較正確。

這不是現代社會才出現的問題。兩千多年前，民主的發源地——古代雅典，就已經完整示範過一次。

當民主殺死哲學：蘇格拉底之死

蘇格拉底，希臘三賢之一

雅典常被視為民主政治的起點，但也正是在這座城市，做出了一個至今仍讓人不寒而慄的民主決定。蘇格拉底，一位終其一生倡導理性、批判思考、反省權力的哲學家，最後卻被指控「腐化青年、褻瀆神明」，並被判處死刑。關鍵在於：

判他死的，不是國王、不是暴君，而是公民投票。

約 500 名雅典公民組成的陪審團，一人一票，投票把他送上死路。這不是司法黑箱，而是公開、合法、符合當時制度的民主程序。

當民粹主導政治的時候，其實非常危險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當時的選民並非完全沒有智慧，而是被恐懼、不安、對異端思想的排斥所主導。

當社會瀰漫著「不一樣的人很危險」的情緒時，多數決就不再是理性的集體判斷，而是情緒的放大器。而最諷刺的是，蘇格拉底拒絕逃亡。

學生為他準備好逃跑路線，他卻選擇留下，平靜地飲下毒堇。因為在他眼中，如果自己否定城邦的法律與判決，那他一生所倡導的「尊重制度、理性討論」就會徹底崩解。

民主，第一次清楚地展現了它殘酷的一面。

情緒治國的下場：伯羅奔尼撒戰爭

以民主雅典為首與軍事強國斯巴達之間的戰爭

如果說蘇格拉底之死，是民主在思想層面的警訊，那麼伯羅奔尼薩戰爭，則是民主在制度層面的一次全面示範。

這場戰爭發生在西元前 5 世紀，是古希臘兩大陣營之間長達近 30 年的對抗。一方是以雅典為首的海上同盟，另一方則是以斯巴達為核心的陸權聯盟。

兩者不只是軍事對手，更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國家性格——雅典是高度民主的公民城邦；斯巴達則是紀律嚴明、由軍事菁英主導的戰爭型城邦。

關鍵差異在於決策方式。

在雅典，最重要的軍事與外交決策，往往由公民大會公開辯論、投票表決；而在斯巴達，戰略則掌握在少數經驗豐富、長期訓練的軍事階層手中。問題也正是在這裡浮現：

戰略不是人氣競賽，但選票往往獎勵的是說得最好聽的人。

戰爭初期，雅典其實並非毫無章法。他們有一位具遠見的領導者——伯里克利。他的構想並不激進，而是以防守為主、避免決戰，利用海權與財政優勢慢慢拖垮對手，是一套理性、長期、可承受的戰略。

然而，隨著戰事拉長，情況開始改變。人民厭戰、經濟壓力升高，社會瀰漫著不耐煩與焦躁。政敵抓準這股情緒，不斷用「立刻見效」的承諾，否定原本需要時間的理性規劃。短期不滿，逐漸取代了長期判斷。結果是什麼？

錯誤的戰略選擇、魯莽的遠征行動、內部對立持續加劇。最終，雅典戰敗、國力耗盡，民主制度被推翻。

這場失敗，並不是因為民主「不夠純」，而是因為——民主，被情緒劫持了。

民主不是萬靈丹，它高度依賴「成熟的選民」

這兩個案例，其實都在說同一件事：

•民主制度本身不保證正確
•多數決不等於高品質決策
•情緒化的多數，依然可能做出災難性選擇

當選民缺乏基本判斷力、不信任專業、只憑立場與情緒投票，民主會變得非常脆弱，甚至比獨裁更危險。

因為錯誤不再來自一個暴君，而是「大家一起投出來的」。

對照今天的台灣：真正的憲政危機，不是誰輸誰贏

立院衝突的情況

把歷史拉回今天的台灣，我們其實正站在一個高度相似、但更危險的時刻。最近立法院通過的一連串法案，包括：

未經充分討論的財政劃分法調整、中配「六改四」、反年改相關修法，甚至保護國家的國防採購法案，連付委討論都沒有就直接被擋在門外……細節我這裡不逐條展開，因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技術條文，而在看待制度的態度。

如果社會普遍接受一種說法：

「反正是多數表決通過的，行政院就一定要照單全收」「立法院過了，合不合理都要執行」那其實等於在說：

立法權可以沒有制衡。

請冷靜想一個問題：如果一個法案明顯違反憲政精神、衝擊財政穩定、破壞制度平衡，難道只因為它是「多數通過」，就算再荒謬也必須無條件執行嗎？如果答案是「是」，

那這已經不是民主，而是多數暴力的制度化。

為什麼大法官是最後一道防線

大法官為民主憲政最後一道防線

正因為民主可能犯錯，現代民主國家才會刻意設計「反民粹」的保險機制。在台灣，這道防線就是——解釋憲法的大法官。

但我們最近常聽到一種說法：

「大法官都是蔡英文時期任命的，都是綠色法官，不可信。」那我只想反問一個再單純不過的邏輯問題：那請問，馬英九任命的大法官，就全部都是藍色法官、就一定比較可信嗎？如果答案也是「是」，

那代表你根本不是在談法治，而是在主張：誰執政，誰就該控制司法。這種想法，才是真正接近威權的危險思維。

不信任司法，其實是在拆自己的民主

大法官制度的存在，本來就不是為了討好多數，而是為了在多數失控時踩煞車。這正是古代雅典所沒有、也因此付出慘痛代價的關鍵差異。

如果今天我們因為政治立場，就否定所有憲政制衡機制；因為不爽結果，就說司法不可信；那其實等於是在說：

只要我這邊人多，制度可以不要。

歷史早就演示過，這條路會通往哪裡。

結語

我們若不守護民主，將來會成為古代遺跡

民主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但它從來不是一台會自動產出正確答案的機器，而是一個高度依賴公民素質、制度制衡與理性討論的複雜系統。它能帶來自由，也同樣考驗人性；能放大集體智慧，也可能放大集體情緒。

兩千多年前的雅典早已給過我們清楚的提醒：當情緒凌駕理性，當多數拒絕被說服，當不信任專業與制度反而成為一種政治姿態時，民主不只會犯錯，甚至可能親手做出毀滅自己的選擇。那並不是因為制度本身邪惡，而是因為承載制度的人，放棄了應有的自我節制。

歷史之所以重要，並不是用來背誦或炫耀，而是用來提醒我們——民主需要被守護，也需要被約束。否則，再進步的制度，也可能在一次次情緒化的選擇中，慢慢走向只剩遺跡的結局。

昭哥公民筆談 No.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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