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禧攻略》中的繼皇后與鸚鵡
就算不算皇子時期，乾隆也留下了四萬多首御製詩。若只看數量，很容易讓人以為這些作品不過是帝王日常遣興：題材廣雜，寫花寫雪，寫器物，也寫禽鳥，偶爾出現幾首鸚鵡詩，似乎並不奇怪。
但是，在總數 42,649 首的御製詩中，真正以鸚鵡為核心對象的詩，卻只有八首。這個比例是低，低得異常，也意味著「鸚鵡」很可能不是隨手拈來的普通題材，而是只在某些特定時刻才會被啟動的特殊意象。
當然，少有可能只是湊巧。我用Python掃描的時候發現，有些題材他寫得更少（例如油菜花）。
那麼，我為什麼要去關心這八首詩呢？因為當我把它們按著年代排好（這是御製詩的特點，全都是按照年份排列），並對照歷史事件之後，我發現它們並非單純的宮廷詠物，而呈現出一條相當鮮明的變化曲線：早年的鸚鵡仍帶有傳統文學中「籠中失自由」的悲憫意味；到了乾隆中晚期，鸚鵡卻逐漸變成被金鎖束縛、被剪舌教語、甚至在反抗失敗之後還要承受責備的對象。
這個變化並不只是風格差異。它更像是一面很小、卻極鋒利的鏡子，照出乾隆如何看待控制、失序與反抗。
也正因如此，後來以此為靈感誕生的小說《白鸚鵡》，才不只是文學想像，而是沿著史料與詩作本身長出來的另一種追問方式。
我也要老實說：其實我一開始是先看到其中的一首，接著發現更多首，然後我問：他一直都是這樣描寫鸚鵡的嗎？還是他本來並不是這樣說的？
於是，我開始用Python去掃描御製詩。結果發現：一開始，乾隆其實是同情鸚鵡的。
若只看乾隆三十年之後的幾首鸚鵡詩，很容易留下這樣的印象：這位皇帝筆下的鸚鵡，不過是等待被訓誡、被制服的客體。然而，事情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如此。
在乾隆還是皇子時期的《樂善堂全集》中，便有一首〈金籠鸚鵡曲〉。詩中明白寫到，籠中的鸚鵡雖然稻粱充足，卻仍不如在野外自由飲水；其中「稻粱飽飲金籠裏，不如饑飲壠頭水」一句，幾乎可說直接承接了中國古典文學裡「籠中富貴不如野外自由」的老題材。這裡的鸚鵡，不是滑稽玩物，也不是該被責備的異類，而是一個失去自由、因而值得同情的生命。
《樂善堂全集》裡另有〈秦吉了〉一詩。這首寫的雖是九官鳥，不是鸚鵡，但同樣屬於會學人語的籠中禽鳥。詩中的重點，不在規訓，而在其受困、怯懦與被迫逢迎的處境。再加上題畫詩中那句「能言鸚鵡窺人語，報道春寒已盡除」，都顯示年輕時的弘曆對這類能言之鳥的凝視角度，至少還沒有後來那種強烈的肅殺感。
這一點說明，乾隆後來筆下那些冷酷的鸚鵡詩，並不是出自一個從來不理解籠中生命的人。相反地，他原本是懂得把失去自由的籠鳥寫成值得感傷的對象的。正因如此，後來的轉變才更值得追問。
早期乾隆的鸚鵡是政治寓言
乾隆登基之後，鸚鵡還是繼續在御製詩中出現，但一開始的重點並不在「囚禁」，而在「學舌」。
在乾隆九年的〈鸚鵡〉中，皇帝寫道，鸚鵡學人說話，聲音學得宛轉相似，但牠其實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隨後詩意一轉，批評那些讀聖賢書卻只知耍嘴皮子、不把書中道理落實於行的人，和鸚鵡在本質並沒有差別。乾隆十二年的另一首〈鸚鵡〉延續了相同思路：鸚鵡雖能人言，卻不知其義；人若讀書而不身體力行，又憑什麼自認高於禽鳥？
到了乾隆十四年，皇帝進一步在詩中直接問道：「儘有民間疾苦事，語禽何不一傳言？」這裡的鸚鵡不再只是學舌的滑稽者，而是被拿來反襯官僚與讀書人的失職：一隻鳥尚且會學人語，那麼那些真正掌握文字、禮法與政治資源的人，為何對民間疾苦反而噤聲？
也就是說，乾隆前期與中前期所描寫的鸚鵡，主要扮演的是一種政治寓言工具。牠們被用來譏諷空談、模仿、官僚惰性與假道學。這時候的鸚鵡雖已不再只是可憐的籠中鳥，但也尚未成為一個必須被制服、被責備的反抗者。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的〈鸚鵡〉，乾隆化身為動物觀察家。詩中不只寫鸚鵡學語，還細細描繪牠如何展現出因人而異的反應：對不同內侍表現出不同反應，最後甚至說出「物各具性靈」這樣的話。這表示此時的乾隆眼中的鸚鵡，還保有作為一個具性情、具反應能力的生命形象，而不只是純粹的規訓對象。
如果把乾隆前期到中前期所描寫的鸚鵡放在一起看，便會發現：起初皇帝的關心在於「牠會不會說話」，接著轉向「牠像不像空談的士人」，而不是「牠該不該反抗籠子」。真正讓整個意象劇烈轉向的，是乾隆三十年前後。
乾隆三十年之後，鸚鵡突然變得可怕
乾隆三十年六月所描寫的〈鸚鵡〉，發生了關鍵的轉折。
這首詩寫一隻白羽鸚鵡，被置於檀木架上用金鎖繫住腳腕。牠不斷彎身啄鎖，從早到晚都在想辦法掙脫，嘴都磨壞了，仍在所不惜、只想掙脫枷鎖飛去。單看這個畫面，本來很容易引發對受困生命的同情；但詩的結尾卻不是憐憫，而是一句冷冷的責備：「何不悔厥初，被縶早失算。」意思大致是：你為何不後悔當初？既然落到今天這步田地，就是你一開始自己沒想清楚、失算了。
這種語氣，和早年〈金籠鸚鵡曲〉裡的悲憫幾乎可以說判若兩人。
更令人不安的是乾隆三十二年的〈鸚鵡〉。這首詩不只說鸚鵡會說話，還明寫「翦刀斷其舌」，指出這類禽鳥之所以能說話，本就是人為訓練的結果。接著，詩中又把那些會說話靈禽的傳說全數貶為荒誕，說到底不過是人自己欺騙自己。
同年的〈白鸚鵡〉，畫面更令人驚心：白鸚鵡棲息在金架上，腳被金鎖絆住，雖然不缺食物（稻粱），內心卻苦不堪言；牠每天彎身啄鎖，試圖掙脫枷鎖飛去，最終換來的卻不是理解，而是責怪：「爾何不悔？始之炫毛羽，以致被人虜。」也就是乾隆在說：都怪你自己當初炫耀羽毛，才會被抓來。
將乾隆三十年與三十二年的幾首鸚鵡詩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出一套非常完整的邏輯：
先把對方關起來，
再把對方的反抗視為可疑甚至可笑，
最後還要把責任推回對方身上（被縶早失算、始之炫毛羽）。
這已經不是普通的詠物，而是相當典型的規訓者視角。最值得警惕的，不只是「何不悔」「失算」「被人虜」這些字眼很重，而是整個邏輯中充滿了一種熟悉的模式：不是去問「牠為什麼被關」，而是去問牠為什麼要掙扎、後不後悔。這種把受困者的痛苦重新詮釋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語氣，本質上正是一種受害者有罪論。
因此，這八首詩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乾隆偶然寫了幾隻鳥，而是因為這裡出現了相當明確的規訓暴力。在這三首詩裡，鸚鵡已不再是單純的宮廷珍禽，而成了帝王心理焦慮的投射、合理化自己對於其他個體的控制、並把客體的反抗進行道德化定罪。
當然，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偏偏是乾隆三十年之後？
問題到這裡就不能只停留在詩句本身，而必須回到歷史情境。
乾隆三十年，正是清宮爆發繼后那拉氏斷髮事件的年份。就在那年的閏二月十八日，清朝發生宮廷重大危機（繼后在南巡過程中斷髮），而同年六月便出現那首充滿囚禁、自傷與責怪語氣的〈鸚鵡〉。
再對照與斷髮事件相關的檔案，會發現乾隆對繼后的處置，的確帶有很強的監控與規訓色彩。以「十五阿哥請安折」為例，可見乾隆要求阿哥、公主、福晉等人皆不得預先接見，並需在指定動線下於翊坤宮後殿參與宣讀旨意；事後還要封鎖後殿、限定送飯方式、移除過去她熟悉的宮女與太監。更刺眼的是，其中明白出現一句：「皇后此事甚屬乖張，如此看來，他平日恨我必深。」
這句話非常值得反覆咀嚼。它顯示，乾隆並非完全感覺不到對方的怨恨，甚至可以說，他已隱約知道這場反抗背後並非單純的精神失常，而是一種積壓已久的情緒。問題是，他的反應並不是轉向試圖去理解，而是立刻轉向封鎖、隔離、觀察與控制。
若將這種處置方式與乾隆三十年與三十二年的三首鸚鵡詩並排閱讀，那幾首詩中反覆出現的金鎖、剪舌、啄鎖與責怪，就不再只是偶然相似，而更像是同一套心態在不同文本中的表現形式：不受控的客體令人焦慮，而最方便的解法，就是把控制合理化並且將反抗污名化。
從鸚鵡到《白鸚鵡》：小說為什麼會從這裡長出來？
單只把這八首詩當成一組詠物文本來讀，意義其實已經很大；但它們後來之所以會進一步催生了小說《白鸚鵡》，正是因為這組詩為另一個長期難解的問題提供了入口。
那個問題是：繼后那拉氏，究竟是如何在史料中一步步變得模糊、殘破、失聲的？
從我過去對那拉氏的相關整理我已經發現，她的前期並非是《如懿傳》所描寫的「皇帝的青梅竹馬」，反而是長期處於不容易進入皇帝核心視野的位置。她入府很晚，從高氏與富察氏早已建立起關係網與生活記憶的時間點切入（潛邸新同學），又很快碰上雍正駕崩、體制驟變，等於她還來不及在潛邸時代累積位置，整個制度就突然改軌（這就像考上一個科系以後，忽然這個系決定要轉型...）。
更糟的是，她之所以被推上更高的位置（先是「攝六宮事皇貴妃」、然後是「皇后」），未必是出於一段自然成熟的感情，而更可能是因為制度與太后對「中宮不能久虛」的要求。在孝賢皇后死後，當乾隆本人完全沉浸在哀悼中，反覆以御製詩追憶亡妻的時候，那拉氏卻在這種情況下被推上中宮。從情感結構來看，這種安排本就極可能形成遷怒與抗拒。
也就是說，若把這些材料與鸚鵡詩放在一起看，便會看到一些無法忽視的事實：一個長期沒被真正看見、後來被制度推上高位的人；一個被迫承接帝王哀痛、體制期待與宮廷秩序重建壓力的人；一個在最後採取激烈反抗之後，被迅速定義為乖張、瘋迷的人。
在這條線上，「白鸚鵡」這個意象，恰好保存了某種正史不願明說的東西：受困、掙扎、被責怪，以及統治者如何把自己對失控的恐懼，轉化為對客體的道德審判。
因此，我寫了《白鸚鵡》，試著在史料已經嚴重失語的情況下，沿著乾隆自己留下的文字裂縫，重新找到一條通往那拉氏的路。
一隻鸚鵡，照見的不是鳥，而是權力
很多人看到「乾隆的鸚鵡詩」這個題目，第一時間可能會以為這只是清宮珍禽文化的一角，頂多帶點帝王審美與逸興。然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這八首詩裡的鸚鵡從來不只是單純的會說話的鳥。
牠先是被拿來嘲笑空談者。
後來牠開始被鎖住。
再後來，牠被剪舌。
最後，在牠反抗之後，連受苦本身都被說成是自己的錯。
這條線索很短，卻讓我們看見，一個早年曾經會替籠中鳥感到悲傷的人，後來是怎麼慢慢變成一個要求秩序高於共情、控制高於理解的規訓者。
這比單純把乾隆罵成殘暴，更值得深究。因為真正可怕的，往往不是一個從來不懂痛苦的人；而是一個本來懂、後來卻一步步放棄去理解、甚至轉為與受害者站在對立面的人。當權力走到某個階段，當失序變得不可容忍，當反抗不再被視為訊號而只被視為冒犯時，那麼連一隻鳥、甚至一個人，只是痛苦地存在都不再被允許，而必須被重新定義成「咎由自取」。
從這個角度看，乾隆的八首鸚鵡詩真正留下來的，不只是清宮動物史的一個切片，也不只是御製詩中的冷門題材。它們更像是一些小而尖銳的證物，提醒後人：在宏大的盛世敘事之下，權力如何透過看似日常的文字，一點一點顯露出自己最神經質、最暴力、也最不願自我反省的部分。
而《白鸚鵡》之所以成立，也正是因為這些詩所留下的，不只是一個意象，而是一道問題。
當一個曾經替籠中鳥說出「不如饑飲壠頭水」的人，後來卻開始質問被縛者「何不悔厥初」，那麼真正值得追問的，就已經不是鸚鵡為什麼學人語，而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讓一個人不再同情籠中鳥，反而站到籠子那一邊去了？
而籠中鳥，又是如何一步步從「其言自不知」的學舌者，蛻變成為「啄鎖夕復旦」的反抗者？牠（她）的反抗，果真就只能用「何不悔厥初」來做註腳嗎？
《白鸚鵡》是我翻閱了《御製詩》、《清實錄》、《乾隆帝起居注》之後，進一步淬煉出來的心血。目前第一更已上稿，預定每週二、六早上八點上新更，歡迎大家一起來追蹤，跟我一起瞭解這個被皇權噤聲了超過兩百年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