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出生的我如何看待李登輝

解嚴時我還沒出生；1996年總統直選時我才1歲，所以當李登輝前總統過世時我就一直在思考90年代出生的我到底該如何看待李登輝總統呢?但在寫這一篇文章時，我感到很難下手，因為有一群人覺得他是民主先生；有一群人覺得他是黑金教父，我看了一些資料發現這或許都是他執政時期某一部分台灣的政治環境，但這些事情真的都是他所造成的嗎?還是有一些「歷史因素」加總起來所演變出來的呢?換做是我們真的又能做到多少呢?

民主先生這個稱號，我想是無庸置疑的，畢竟他在任內推動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總統任期定為一任4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確立省長和直轄市長民選制度；廢除國民大會......等政策幫助台灣打下很好的民主基礎，且也建立了台灣認同，同時也開始發出「疑中」政策的訊號，然後在經濟上也開始往東南亞移動，反觀當時美國的親中政策更可以看出李登輝總統的智慧。
黑金教父這個稱號，我認為對他是不公平的評價，因為這樣忘記了從兩蔣時期國民黨就開始跟黑道有所合作，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發生於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案」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至於金錢的部分就不經讓我想到黨產，這個部分完全也不是從李登輝任內開始才有的問題，這也是兩蔣時期就有的問題。(詳見可以去看陳君愷《從轉型正義觀點看國民黨黨產問題》、李福鐘《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黨營企業》)

1.話又說回來如果你是那個時空背景下的李登輝總統真的有辦法推動民主化，同時又解決黨產問題嗎?我想黨產根本是國民黨的奶水，這恐怕很難在當時就解決吧?再者如果當時沒有黨外運動、國民黨黨內鬥爭、李登輝高明的政治手碗，我想「寧靜革命」恐怕很難達成。

2.寧靜革命所帶來的後遺症是轉型正義工作變得更加有挑戰性，畢盡你要犯罪集團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恐怕是有點高難度吧。

3.我認為更難能可貴的是李登輝在執政後期他絕對有能力可以選擇鎮壓學運，可是他卻選擇推動台灣民主化。

《從轉型正義觀點看國民黨黨產問題》、李福鐘《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黨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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