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雷警示,雖非劇情的直述或訴說,為了討論相關議題仍有所取捨,介意請斟酌閱讀
前言
本文為戰爭主題週的策展文章,共同策展文章,如下,歡迎點閱!
戰爭中的禍日光景
關於戰爭電影,直覺想到的通常都是磅礡,比如《搶救雷恩大兵》或《珍珠港》,又或是利用袍澤與犧牲,帶出慷慨的激情,像是《怒火特攻隊》。當然,在漫長且遼闊的戰場,撥開煙硝,我們都會發現戰爭,比一開始假想的複雜許多。就此,即使戰爭歸屬於動作片的範疇,但也不僅講那些顯而易見的主軸,各個電影與劇組,都有自己想要環繞的核心。
《1917》,這部影獎大熱門,雖然同樣涵括了袍澤與犧牲,但不僅於此,利用一路跟隨的鏡頭,堆疊出漫長的壓迫與抑鬱,沒有轉場,觀眾無法喘氣,就像身歷其境,步步跟著主角膽戰心驚,小心翼翼。特別是開頭,橫跨戰壕的推展,忽上忽下,忽內忽外,觀眾緊繃的神經,因為充滿未知而無法鬆綁,我們沒有視覺上的線索,難以預期接續的發展,就如待宰的羔羊,任由意外撕裂。這個手法,除了劇情張力,也巧妙地把觀眾與角色黏合在一起,就像戰壕中瑟瑟發抖的大頭兵,因大量的未知與意外,無所適從。
電影之所以能夠做到黏附與壓迫,除了光影濾鏡的限縮,也有賴於聲音線索的精準,荒蕪寧靜中的喘氣聲,踏過水窪時的波浪漣漪感,都像是在搔癢,讓人坐立難安,不自覺地縮起身體肌肉的每一處纖維。如此特殊的觀影體驗讓人感到極度不舒服,卻也成功地讓人稍稍體會,戰場的尖銳。
如果《1917》是倚靠著現實來逼近觀眾,《兔嘲男孩》就是透過甩開現實的幻想,反襯出戰爭的日常。對照來說,《1917》採用直接的壓迫來逼近觀眾,《兔嘲男孩》則是使用幽默去開場,讓觀眾放下戒心,不自覺地靠攏之後,再把幻想的濾鏡給偷偷拿掉,跟著喬喬一起見證暴力的張狂,以及早已被蛀蝕的日常。
在電影中,喬喬因為手榴彈意外,不小心炸傷了臉與腿,導致他被少年兵團退訓,這讓他遭逢了躲在姊姊房間的猶太女孩。隨著時間過去,喬喬漸漸理解到,猶太人沒有自己想得邪惡,或許有些調皮,但也讓自己著迷,甚至像是隻蝴蝶一樣美麗。爾後,喬喬臉上的傷痕漸漸褪色,跛掉的腳也漸漸康復,連帶那些被納粹給洗腦的歪斜,也慢慢走回了善解人意。我想,如果真有上帝,那場意外就是祂送給喬喬的禮物,因應喬喬的善良,讓他有機會在這場弱肉強食的爭奪中,保持自我的魔法。
就此來說,來到電影尾聲時,雖然喬喬所認識的人,不斷在逝去,不管是高高在上的母親,又或是遠在天邊的父親,甚至是厭俗的K上尉,都讓喬喬心碎。所幸,喬喬的身邊,還有一個能對他說我愛妳的姊姊,一個還能讓她保持愛人的出口。就此,現實世界崩解了,內心的天空,依然能撐起喬喬,讓他隨著自由起舞。
《兔嘲男孩》不是第一部從孩童視角出發談戰爭的作品,但為什麼要從戰場拉到遙遠的日常生活中呢?其中的意義,就在於帶出戰爭的影響力,不僅於戰場而已,消逝的不是人命,更還有人心,在充滿煙硝的國家暴力中,沒有人能倖免。
說到孩童視角,接續想談《太陽帝國》中,居住於上海租界區的英國小男孩吉米。
吉米跟喬喬的處境,大不相同,吉米一開始就失去父母的陪伴,他對於戰爭的幻想,更因為日軍的侵略而被瓦解,一個單純的靈魂,就這麼被拖進了殘酷的槍林彈雨,甚至沒有任何抵抗力,只能高舉雙手,向日軍直呼我投降,然後不帶尊嚴地苟延殘喘。令人心疼,本應任性玩耍的孩子,被戰爭的無情掏空,塞入許多市儈的諂媚與順服,藉以在俘虜的過程中,保持被人允許存活的價值。
然而,即使手法不同,《兔嘲男孩》與《太陽帝國》想要闡述的主軸是相似的,戰爭就是潛伏於日常中的巨獸,不只統治了生命的殞落,更也極權了人心的自由。若彼此的國族不對盤,世界就會天灰地暗,比如跟吉米一樣,喜愛飛機的日本少年兵,戰敗後,不過是想分享芒果給吉米,卻一槍被身旁的成人給打死。吉米他不懂戰爭,也不明白為何需要戰爭,當然也不理解,國族的差異,在殘酷的對抗中,即是你死我活。故此,就算戰爭因應原子彈而結束,對於早已困縛於戰爭日常的人來說,戰爭的時區沒有走得那麼快。
少年兵的死去,更是壓垮吉米的最後一根稻草,他不斷地說服自己,可以找回戰爭中的逝去,救活每一個飄散的生命,不管是眼前的朋友,或是遁藏的純真自我。可惜,如前所述,他一個人的純真,支撐不起整個世界的殘酷。自此之後,吉米成為空洞的軀體,憑藉著本能,整天在補給品中覓食,除了活下去,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還有何意義,面對來來去去的軍人,不管是日軍或美軍,唯一記得的,僅剩我投降這句保命咒語。
整體而言,對於找回童稚純真這一點,兩部作品具有相似的安排,都讓主角遭逢到另一個孩童,藉以找回失落的溫柔、接納與堅定。只可惜,兩人的結局截然不同,如上所述,喬喬找到了愛的舞伴,吉米則換得一具冰冷的屍體。這之中,關鍵的差異,反而在於電影中的大人,《兔嘲男孩》的K上尉,雖然討人厭,但也因不能名言的秘密(同性戀)而多了點溫柔,願意冒險去保護純真。至於《太陽帝國》中的貝吉,看似讓吉米活了下去,也扼殺了吉米的純真。畢竟,那套生存法則,實用卻也殘酷,讓人活下來,卻也把活下的心給撕碎。
為此,喬喬能說出我愛妳,吉米只能說出我投降,短短三個字,其中的距離,代表了迥異的經歷,更飽含了戰爭中的摧殘與陰影。
戰爭一開始,地獄便打開
關於正義的論述
國族的碰撞,不只存於戰爭的當下,也會在戰後的殘局延續,二戰結束之後,戰勝國針對德國以及日本的領導階層,進行世界審判,即著名的紐倫堡審判還有東京審判。然而,一場戰爭的結束,其代表的不是和平到來,而是因應勢力流動,再次重整因應下場戰爭的到來。就此,對於某些政府高層來說,審判只是一種形式,因應國際社會聲浪的交代,重點在於結束事件,以利後續加緊腳步,投放資源到近在眼前的危機,也就是美蘇的冷戰與對峙。
即使如此,許多參與討論或審判的法官與專家,仍然認為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先例,必須透過謹慎的流程,藉以避免審判流於私刑的公眾化,白話來說,審判尋求的是,正義的到來,而非復仇與報復。甚者,審判的過程與流程都具時代意義,將帶領國際社會從武裝暴力,走向更完善的法治社會。爾後,在美國代表團的積極推動下,戰勝國簽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利後續的審判能夠成立,並有所基礎。
《東京大審判》這部影集,則聚焦於此,過程中,我們會看到國族習慣的差異,更也會看到思想碰撞的火花,一群追尋正義的法官,其追尋的正義未必能完整交疊,甚至有所牴觸。就此,一場相似《十二怒漢》的爭論,開始展開。
1947年12月26日,東條英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圖片 紐約時報。
在《東京大審判》中,印度法官帕爾,提出了爭議的無罪論述,表示《倫敦憲章》過於理想,就算「紐倫堡審判」開了先例,這也不能保證「東京審判」的正當性。對於他來說,國際社會還不夠成熟,仍需要戰爭這個外交手段,戰爭即為當今不成熟社會的必要之惡,藉以平衡大國之間的勢力。就此來說,使用法律審判戰爭,就像是一廂情願的浪漫。若開了先例,往後也會變成形式主義,甚至侵蝕法學公正的梁柱,促使法律變成權威的操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