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的困境、憤怒與永遠的反抗者–導演肯洛區（Ken Loach）

「拜託，請繼續來簽到，我看過正直、良善的人，因此淪落街頭」在就業服務站裡，工作人員安憂心忡忡地對布萊克提出忠告。在這裡，每個上門求助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但像安的人不多，更多的是像布萊克一樣處處碰壁的人。

「反正我也活不久了」布萊克面對遙遙無期的上訴日期，即使賣掉家中所有家具，還是不夠支付欠繳的電費；「人一旦失去自尊，就什麼都沒了」（But when you lose your self-respect, you're done for）布萊克說，眼神無奈但堅決。

這是2016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英國導演肯洛區（Ken Loach）執導的《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片中，發人深省的一段對話之一。

社會福利制度的設計，原是為了讓有需要的人們求得基本溫飽，但在社福官僚體制下，每個獨立的「人」，最後卻常淪為一個個「個案」，或者，「一個號碼」，在數不盡的評估作業流程中，人，不再成為人，而只是一個個「去人性化」的「編號」。

英國在2013年4月開始施行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我是布萊克》片中描繪的底層人物故事，正是肯洛區與編劇Paul Laverty透過無數訪談所得出的真實人生縮影。

「這部電影，是在描述社福官僚體制的殘酷無情，無論是在哪個國家」肯洛區在得到金棕櫚得獎後，接受媒體訪問時這樣說。他在領取得獎感言時也說，「我們必須傳遞希望的訊息，我們必須說，還有另一種世界的可能」；在當年歐陸各國因金融風暴而盛行的「撙節」政治氣氛中，受害最深的，常是最弱勢、底層的人們，這些人，常常只是平凡如你我、良善的人，卻被逼上絕路。

這也是肯洛區拍攝的作品中，亙久不變的主題，正直而良善的人，卻遭受體制所壓迫、受困而掙扎，這個無形的體制，可能是教育，也可能是政治，或者，社會福利體制。

影片主角布萊克快60歲，原本是個木匠，40年職涯，自豪「給我一塊地，便能蓋起一棟房子」，因在工作時心臟病發，差點喪命，醫師評估他暫時無法工作，因此原本領取「就業收入補助」津貼（Income-related employment support allowance）度日，卻因政府委外公司的保健專員「評估」，認定他還有工作能力，因此被取消。

故事，就從這裡開始。肯洛區與長期合作十餘部電影的編劇Paul Laverty，透過訪談英國就業與年金部（DWP，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與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PCS ，Public and Commercial Services Union）等部門與機構，找出在英國福利制度政策底下，底層人們面臨的困境與掙扎。

布萊克在片中面臨的津貼領取評估，除了要預先填好多達52頁紙本資料外，還要再接受保健專員面談，評估標準鉅細靡遺，包括「不靠他人協助能走50公尺」、「高舉雙手如戴帽子」、「可以按電話按鈕」、「可以自己設定鬧鐘」等等能力評估，布萊克不解的是，這些動作他都做得到，但醫生明明告訴他，因心臟問題不適合工作，保健專員不關心他的心臟，卻只關心他是否會「大小便失禁」，進而做出「適合工作」的決定。

布萊克明明被醫師告知不能工作，政府卻要停掉他的津貼，他只能求助政府部門，但透過禮貌卻無能解決問題的「客服」，最後卻得到「可以上訴」的答案，但何時能上訴？政府部門卻又陷入鬼打牆般的輪迴。在不知「何時能上訴」以爭取「回復就業收入補助」津貼的困境下，布萊克只能按就服站主管「建議」，改申請「失業津貼」（jobseeker's allowance），不過，這卻是另一個官僚體制「發威」的開始。

布萊克想索取申請表格，就服站主管卻回答說，因數位化政策之故，要他自行上網申請；對於布萊克來說，縱然木匠手藝再精巧，面對從未用過的電腦，卻無計可施，他連智慧功能手機都沒有，在這所謂「數位」世界中，頓感茫然，卻也無能為力。

當布萊克詢問就服站主管時，卻得到更加荒謬的答覆。

「如果你有閱讀障礙，可以打專線求助」主管說。

「可以給我專線號碼嗎？我一遇到電腦，就像碰上閱讀障礙！」布萊克無奈地表示。

「你可以上網找」主管再把球丟回給布萊克。

當布萊克在眾多人協助下，終於順利通過「上網申請」這一關，接下來，卻面臨更多來自官僚體系的衝擊。

例如：就服站人員質疑他沒有「先準備好履歷表（而且還要電腦打字打好）；當他按照規定每周花至少35小時發送「履歷」求職時，評估專員卻質疑他的手寫履歷表，要他證明真的有去求職；當一切都被認為「做得不夠」後，布萊克得到冷酷的四周凍結津貼「懲罰」；在這期間，他仍要依「規定」求職，否則最多會被凍結三年之久。

最為荒謬的是，布萊克找到一家願意聘用他工作的雇主，但當錄取時，他老實告知對方，醫生要他不能工作，遭對方質疑：「根本無心工作，只想騙取失業津貼」。

對於一個像布萊克這樣的「好人」來說，這其實是莫大羞辱。因為這並非布萊克本意，他也想早日回到工廠工作，但醫生的評估，與社福體系產生衝突，他只能在其中尋找生存之道，卻面臨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與煎熬。

這也是在文章一開頭，布萊克對著唯一幫他的就服站人員安所發出的沉痛控訴：「沒有了自尊，一切都完蛋了」，所以，他憤而拿出噴漆罐，在就服站牆上噴上「本人，丹尼爾布萊克，要求在餓死前，確認上訴日期」，這一舉動，雖讓他贏得路過群眾的支持與熱烈喝采，卻也讓他被警察逮捕。

初看《我是布萊克》，是在YouTube偶然發現一段幾分鐘的畫面，單親媽媽Katie帶著兩名孩子，和布萊克一同到大排長龍的「食物銀行」救濟站領取食物；當義工帶著Katie開始拿取架上食物和衛生紙等用品時，義工一個轉身，只見Katie忍不住走到角落，無視大庭廣眾之下的尷尬，開了豆子罐頭，倒出來趕緊吃了一口。

Katie突兀的行為舉措，嚇壞大家，布萊克和義工連忙上前安慰她，只見她顫抖著手、哭著說：「對不起，我只是真的餓壞了」然後說：「我真的撐不下去了」。

這段令人心碎的畫面，在正式看影片時，即使做好心理準備，仍忍不住落淚；而且全片更處處看得到導演與編劇扎實的劇情鋪陳功力，與深具人道關懷的拍攝風格。

Katie原本帶著兩個孩子住在倫敦一處收容中心，在一個「房間」裡住了兩年，等到終於分配了一間讓孩子有自己房間的公寓，卻是遠離倫敦的英格蘭北方新堡（Newcastle）小鎮；因為人生地不熟，初次申請津貼時，就因路不熟而遲到，遭殘酷地拒絕津貼申請，而與服務人員起了爭執。當時也在就服站的布萊克，挺身仗義執言，卻也被趕了出來。

美其名為「家」，Katie卻因沒錢繳電費，以致家中沒電供應暖氣，布萊克自願幫忙修理水管、馬桶，用蠟燭弄了簡陋「暖爐」，也用氣泡袋緊黏在窗戶上，讓白天天吸收陽光的熱氣可以留在泡泡中，讓房間暖和一點。

Katie為感謝布萊克，留他在家中用餐，卻只煮了三份淋上少許肉醬的麵條，自己聲稱不餓，吃顆水果就好，卻被天真的女兒Daisy意外「拆穿」真相：「你昨天和前天也都這樣說」。

有了前面這一段劇情鋪陳，也讓Katie在「食物銀行」的失措舉動讓人更能以同理心看待，造成的情感衝擊力道更為強大。

其實，主角布萊克的經濟情況，不比Katie好，但他在Katie家用完餐後，卻留下20英鎊，要她趕快去繳電費復電。隨著劇情推演，觀眾後來才知道，原來布萊克自己也欠了快4百英鎊的電費未繳，卻捨得對他眼中更需要幫助的人付出。

肯洛區鋪陳劇中另一段令人難過的情節，也更加令人揪心。當布萊克偶然發現Katie為生存而以肉體賺取收入，他化身嫖客上門，想勸她回頭，還說已主動幫Katie做了書架，好讓她將來可以重拾書本回到學校讀書；想不到，Katie在寒風中強忍悲痛地推開他說，「我口袋有三百英鎊，可以幫孩子買到新鮮水果，如果你不能接受，我就不再和你說話了；別再對我好，這只會讓我崩潰」。

下一幕場景，蕭瑟的寒冷天氣中，Katie的女兒Daisy獨自去找布萊克，因沒人回應，Daisy從大門收信口望去，原本溫暖而舒適的家，因布萊克已賣出全部家當還債，空空蕩蕩，只隱約看到布萊克裹著薄毯的身影。

Daisy說，媽媽最近很傷心，因為布萊克不再和她說話。布萊克虛弱地要Daisy快回家，不想多談，Daisy卻問了一句話：

「我想問你，丹，你有幫助過我們嗎？」Daisy稚嫩的聲音，成熟地問著。

「我想有吧！」布萊克說。

「那為什麼我不能幫你？」Daisy的天真提問，瞬間鬆解布萊克的心防，打開家門，將Daisy緊緊擁在懷中。

放過Katie，也放過自己，這一段路，走來艱辛，卻是再真實不過的底層人物扶持、體諒與和解的真實寫照。

當布萊克因津貼申請過程不斷碰壁，只能賣出全部家當時，有兩項東西他選擇不賣，一是整套的木匠工具盒，另一個是用木頭製成的小魚吊飾。前者，是布萊克一生志業所繫，也代表他仍想工作；後者，同樣的小魚吊飾，布萊克也做了一組，送給Daisy，掛在她的窗前，「就像在海中一樣，陽光照著他們閃閃發亮」布萊克說，讓原本總是眉頭深鎖的Daisy，第一次展露開心笑容。

或許，不只Daisy，小魚吊飾也暗喻布萊克想念亡妻之情，因為老婆曾說：「她腦中就像大海，這一秒靜如止水，下一秒就狂浪大作」；他還記得老婆的遺言：「今晚我只想乘風遠颺，對我來說，那就夠了」小魚吊飾在海中徜徉，或許，也正代表他對妻子的思念情深。

電影最後，布萊克期待的「就業補助收入津貼」上訴日終於來到，義務律師肯定地說，「這種案子我每周都在處理」，認為這次上訴一定會通過，布萊克很快就可以恢復原有領取津貼的資格。

只不過，世事無美好，原以為正義終將來到，想不到，布萊克卻在這最後一刻，不幸心臟病發猝逝，只聽見Katie淒厲地哭喊，無法接受這令人心碎的結局。

對布萊克來說，一段他原本要在上訴時親口說出的「感言」，有如一個「好人」在面對國家體制的壓迫時，發出真誠且鏗鏘有力的控訴；Katie在喪禮上，代替布萊克緩緩念出：

「我不是一個保險號碼，也不是螢幕上一個小點，我自豪有繳稅，一毛不少；我不諂媚逢迎，敢無愧地直視鄰人雙眼，有能力之餘會伸出援手；我不接受或乞求施捨。」

「我的名字叫丹尼爾·布萊克，我是人，不是條狗，因此，我要求我的權利，我要求你以尊重待我；本人丹尼爾·布萊克，是一個公民，不多，也不少，如此而已」。

肯洛區1936年出生，今年已86歲，堅持左翼社會主義的人道關懷理念，批判保守黨政府向來不假辭色，身為永遠的「反抗者」，也被視為最忠實的工黨擁護者；不過，去年卻因嚴厲批評英國工黨對於「傾右」的立場，去年8月自揭因聲援其他遭開除的同黨人士，自己也遭開除；他在推特批評工黨黨魁：「我們是多數，他們是少數，團結一致（We are many, they are few. Solidarity）」，展現他一生堅持理念的作風。

肯洛區自1964年在英國BBC拍攝電視劇起家，拍片超過58年，除了《我是布萊克》，他在2006年以《吹動大麥的風》(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首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獎，連同2019年的《抱歉我們錯過你了》（Sorry We Missed You），畢生創下入圍坎城主競賽多達14次的紀錄。他也已先後獲得威尼斯影展（1994）和柏林影展（2014）終生成就獎。能獲得如此殊榮，也堪稱空前絕後。

肯洛區拍攝題材大都以社會底層人物、勞工階級為主角，對不公不義的體制提出深沉的控訴。2016年推出《對抗︰肯洛區的人生與電影》（Versus: The Life and Films of Ken Loach）的紀錄片導演Louise Osmond曾說，肯洛區很早就發現可以透過「影片」形式表達他的「聲音」，他嘗試藉由影片表達當下的想法，「正因為如此，這50多年下來，肯洛區的電影就像是一部英國社會史」。

例如：1967年在BBC《週三劇場》播出的《凱西回家》（Cathy Come Home），女主角Cathy原本抱持浪漫夢想到倫敦工作，遇上夢中情人、懷孕、生子，卻因英國當時的無家者住房政策，讓她最後失去了房子、丈夫，甚至連孩子都被「搶走」送往社福機構。

如同Cathy在劇中發出最深沉的指控：「你們根本不關心，你們只是假裝很關心」，與劇中所用的美國民謠《離家500哩》（500 Miles），描述身無分文、無顏見家鄉女友，只能再次離家遠颺的無奈歌詞，相互呼應：Cathy一心想要建立的「家」，此時也離她愈來愈遙遠了。

這齣電視劇播出後，引發英國社會極大關注，甚至進而改變了英國無住屋者居住政策，促成關注無家者的慈善機構「危機」（Crisis）成立；《我是布萊克》上映後，在英國社會引發的討論與共鳴，也常被拿來與《凱西回家》相提並論。

肯洛區在《我是布萊克》之後，又在2019年推出《抱歉我們錯過你了》（Sorry We Missed You），描寫英國「零工時契約」（zero-hours contracts）的新型職場現況，美其名是「合夥」概念，自己開車送貨當老闆，但貨愈送愈多，逾時、發生意外或遭警察開罰單的情況也愈可能發生，但當這些「意外」發生時，所有損失與責任都得由勞工自行吸收；更有甚者，即使想臨時請假，也會面臨遭公司罰款的命運。

《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的拍攝源起，也是來自《我是布萊克》，因為肯洛區和編劇在做田野調查時，發現許多在食物銀行的失業者與在社福部門辦公室領取失業津貼的勞工，大多數有在工作，這也是所謂「薪貧族」（working poor）的概念。

這種新的社會現象與工作型態，讓編劇Paul Laverty開始到停車場跟司機聊天、跟著他們一起送貨，看著他們沒日沒夜工作，最後卻淪入身體健康、工作都不保、甚至愈來愈窮的困境。

在《抱歉我們錯過你了》電影中，「錯過」，不只代表送貨公司因到貨延遲、給顧客的一封道歉函，對無數的送貨司機來說，錯過的，可能是他們陪伴家人、孩子的機會，每天送貨十多個小時、幾乎沒有假日可言的長時間工作，錯過的，更可能是自己的健康，以及最深刻的「情感交流」。

肯洛區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律系，他曾在受訪時提到，自己從未受美國好萊塢電影吸引，反而深受當時義大利「新寫實主義」（Italian neorealism）影響，重要的不是電影明星，可以拿起攝影機在街上就拍，對年輕時的肯洛區來說，「電影，就如同真實生活」。

這也讓肯洛區的電影出了名的不用大卡司演員，反而大量啟用非職業演員「演出」日常生活，正因為如此，「演員」的演出卻反而更加自然，成為肯洛區電影的一大特點。

就如同《我是布萊克》主角Dave Johns，在拍攝這部電影之前，在愛丁堡一家小酒館擔任「單口相聲」長達30年之久，「我喜歡搞笑，而且還能拿到薪水；每一年，我都想說這是最後一年幹這行了，卻年復一年過了下來」。

當肯洛區要在新堡拍攝電影的消息傳出後，Johns的製作人跟他說：「何不去試鏡？你剛好符合他們設定的年齡」；就因為這個機緣，讓他成了在60多歲開始成為電影生涯的「新鮮人」，成功演繹布萊克這個令人敬佩、感動卻不捨的「好人」布萊克一角。

《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的男主角克里斯‧希欽（Kris Hitchen）也是素人，他在過去一直是自營的水電工，就跟電影中主角一樣，開著貨車到處工作；最終即使全身是傷，也要掙扎著開車出門送貨，因為，在看似美好的工作形態下，最終被剝削的，仍是弱勢的一方。

肯洛區在2020年的金馬國際影展大師課中也被問到，如何挑選這些「素人演員」？他先開玩笑說，「這問到家族秘密了呢！」他說，他有一個合作多年的選角指導，很擅長找到好的演員，「我們重視即興演出，會藉由一些大家都能理解的虛構場景或共同經驗，讓試鏡者開始即興對話」。

「但這很耗時間」，肯洛區說，「選角過程是很有趣的，雖然有時要花很久的時間，比拍攝本身更長，選角可能就要花兩到三個月的時間，可是拍攝大概只要六個禮拜就完成了」。

他也提到，「我們選的演員，很多都是勞工階層，來自很普通的背景，他們單憑直覺就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該做什麼事，不需要我來下指令，他們也不需要假裝。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技巧，有真實世界的經驗，有即興發揮的能力，也知道電影該怎麼演出，但最大的共通點是他們都來自勞工階層，所以結合起來就是很好的團隊」。

肯洛區舉例，他2001年拍攝的《鐵路悲歌》（The Navigators），很多演員都是真實的鐵路工人，他們有真實經驗，拍攝場景可能就是不久前實際工作的地方。這部電影描述英國鐵路「民營化」過程發生的衝突與掙扎（21年後，台鐵在五一勞動節這天也面臨「公司化」爭議）

肯洛區說，他也喜歡和英國特有的「喜劇演員」合作，他們很習慣即興演出，而且節奏抓得精準。他們很多人都是來自勞工階層，有平凡的工作，晚上兼差去做喜劇演員，也可能去唱歌演出，他們幽默、有趣，如同布萊克一角呈現的真實性一樣。

肯洛區關注的勞工階層人物，最有名的作品包括1991年《底層生活》（Riff-Raff）和1993年《雨石》（Raining Stones），兩部電影都是悲喜交錯的風格。不過，英國《衛報》電影版主編Andrew Pulver將肯洛區所有作品排名，排在第一位的，卻是他早期、1969年的第二部電影作品：《鷹與男孩》（Kes）

肯洛區在金馬大師課中，也談了這部代表作，他說，他拍攝這部電影最想傳達的核心，就是「才華的虛耗」。

片中主角比利是一個學業表現不佳、不專心也不努力的孩子，家人也沒有提供什麼支持，終其一生，他可能會過著貧窮的一生、做社會最底層的工作。但除了這些負面刻板印象，其實他還是有才華的。原來，他有訓練「隼」（Kestel）的天賦，他在花園裡養了一隻隼，在牠的腳上綁了一條線訓練牠，隼是自由的，但還是會選擇回到比利身邊。很可惜，他的天賦除了一位學校老師外，沒有人看見。

肯洛區說，「拍攝這部電影的動機，到現在還是沒有改變，只是現在變得更糟了」；他說，「現今的零工經濟底下很多人被剝削，沒有就業保障，很多人可能找到工作，但又很快地被解聘，薪資水準更低，年輕人面對的問題更多。片子拍攝時間是60年代，但到了現在，年輕人的虛耗變得更嚴重了」。

肯洛區在世界影壇普獲肯定，但在自己國家，卻不見得獲得同等肯定，他曾在接受《觀點》（Perspective）訪談提到，在《鷹與男孩》與《凱西回家》等作品大獲好評之後，1970年代他多少還拍了一些電視電影，但在1980年代，卻有整整10年之久，他的作品出現空窗期，「當時一股意識形態的轉變，一直延續到今天」。

肯洛區提到的，正是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1979年開始擔任英國首相後的年代，「在1960年代最炫（sexy）的是左派，但在1980年代，最炫的卻是右派」；在這段時間，他真的未曾拍過一部「電影長片」，部分原因當然是觀眾不期待看到這類題材，另一部分原因，他坦承，「我找不到合適的電影『語言』來說明當下社會發生了什麼問題」。

正因為當時的社會轉變如此突然且巨大，失業人口突然暴增250萬人、工廠關門、大量罷工出現，肯洛區說，「這是巨大衝突的重大時刻，若要拍電影，通常要是二年、三年之久的計畫，但我想要身處其中，並透過某種方式介入」，所以，他轉而幫電視台拍攝紀錄片，但後來有多部作品，卻因題材被認為過於敏感，無法播出，「至少有四部影片因政治因素，在播出時間已敲定的情況下，臨時撤片」；主持人緊接著問：「這種事現在還會發生嗎？」肯洛區毫不遲疑地說：「會，當然會」。

肯洛區說，自己後來很幸運，1986年擔任哥倫比亞影業總裁的David Puttnam，打電話找他拍攝《致命檔案》（Hidden Agenda，1990），這部電影描寫一名美國人權律師在北愛爾蘭遭暗殺，他的女友〔三屆奧斯卡影后法蘭西斯麥朵曼（Frances McDormand）飾演〕與英國政府派出的一名警探在北愛爾蘭首都貝爾法斯特（Belfast）進行調查，後來卻發現，刺殺真相與英國政府有密切關聯。這部政治敏感意味十足的影片，獲得當年坎城影展評審團獎，也讓肯洛區重啟拍攝電影大門。

在訪談中，肯洛區提到，他在《致命檔案》與另部獲得坎城金棕櫚獎的《吹動大麥的風）（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想探討的，都是英國政府在北愛爾蘭的秘密行動與所作所為，卻因此被某些媒體貶為「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更糟的政治宣傳片導演」；他不解地說：「這原本滿有趣的，除了蘭妮是法西斯份子，但只因我質疑英國政府在北愛爾蘭所做的勾當，竟被比擬為法西斯份子」。

（蘭妮是德國導演、演員，她在1934年幫希特勒拍攝《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美學成就驚人，卻也因幫納粹宣傳，成為最受爭議的導演與作品）

與肯洛區長期合作的製片蕾貝卡‧奧布萊恩（Rebecca O’ Brien）在《我是布萊克》拍攝前，也曾試圖找過贊助過肯洛區電影的 Channel 4（英國公共電視台之一）的電影部門，希望他們投資《我是布萊克》。經過了漫長等待， 最後卻遭婉拒。

肯洛區在接受《衛報》記者Aditya Chakrabortty專訪中就提到，若不是電影產業中的潛規則，電影中應該充斥對於貧窮、遊民、不公不義、私有化及崩潰健保等議題的憤怒，事實上卻沒有，就是因為這種壓力與潛規則所致。

肯洛區曾說，他拍攝電影，習慣順著劇情拍，他曾在金馬大師課舉例，當年拍攝《卡拉之歌》（Carla's Song）之歌時，因劇情有關尼加拉瓜反抗軍，因此，拍攝過程便從英國飛到尼加拉瓜，之後回英國，再回尼加拉瓜拍攝最後場景，他的說法讓參與大師課的學員感到羨慕，他自己卻笑稱：「不會很花錢啦！」

肯洛區另一項電影感人之處，就是不讓演員知道結局，他說，如果劇情有一個意外或驚喜，就要用意外的方式來呈現、拍攝，「如果你（演員）幾個禮拜之前，已經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就沒有意料之外的情感衝擊」，所以，不可能在一開始，就把結尾拍了。

肯洛區曾在《觀點》專訪中舉例，在《我的名字是喬》（My Name Is Joe，1998）片中，最後男孩跳出窗口自殺的戲，飾演喬的演員Peter Mullan當時並不知道男孩會自殺，他趁機支開Peter Mullan去抽菸，利用空檔安排自殺場景，再拍攝Peter得知男孩跳窗自殺時的最真實情緒；後來，Peter也憑藉此片奪下當年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大獎。

對一般影迷及電影工作者來說，已有如神一般地位的肯洛區說，從不透過監看鏡頭導戲，他認為情緒應該是渲染的，所以她要和演員們共同經歷喜悅與悲傷；他也不認為，導演應該被當神一般看待，他在《衛報》專訪中就曾提到，有名演員曾問他「椅子在哪？」，他反問：「什麼椅子？」演員說：「通常在片場，我們會有一張寫有個人姓名的專屬椅子」；肯洛區問他「幾歲」？他說：「60歲」，肯洛區最後回他：「我75歲，等他媽的有一天你看到我坐下，你才可以坐下。」

他在金馬大師課中也說到，「有專屬導演椅的導演，都不該當導演，有專車接送的更糟，跟劇組人員共乘就好。一定要謙虛，一旦有人幫你遞咖啡，而不是自己去拿咖啡的時候，你就該放棄拍片了」。

對於拍攝的動機，肯洛區說，每次拍電影，他要問自己的最重要問題，就是「為什麼想要拍這部電影？」目的是什麼？它具有重要性嗎？我們想讓觀眾看到什麼角色？故事有意義嗎？除了事件之外有沒有更深刻的意義？」

緊接著第二個問題：「如何拍攝？」則比較簡單，透過長年累積經驗，讓拍攝過程更順利，但這個問題還是圍繞著第一個問題進行，如何拍攝、剪輯才不會背離初衷？他說，每部影片都是從零開始，「當你一開始就知道影片怎麼拍，那就代表自己也迷失了」。

肯洛區說：「電影的寬廣，應如同一座無所不包的圖書館，其中有我們能想見的各種故事情節，無論是悲、喜或是記錄，真實反映世界，就能拍出很棒的電影，因為電影可歌頌人生、讓人同感悲喜，也能讓人了解，在日常生活中、身而為人的最深層情感。」

五一勞動節，謹向永遠的社會主義實踐者、永遠堅持為無法為自己發聲的人們而拍電影的肯洛區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