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到清代蒲松齡的《聊齋誌異》，鬼故事在文學作品中有將近兩千年的歷史，且隨著時代的更迭歷久彌新，近年來台灣電影《紅衣小女孩》、《月老》以及近期備受討論的《咒》都在在證明鬼故事受眾龐大，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愛。
這些故事中的「鬼」不只是帶來緊張刺激的效果，也同時具有道德勸說的意味，要滿足人類在現實中無法滿足的慾望，鬼故事不僅是關於反抗現實體制的壓迫，同時也是具有歷史、地域的地方書寫。
李昂的短篇小說集《看得見的鬼》收錄了五位女鬼，分別是〈頂番婆的鬼〉、〈不見天的鬼〉、〈林投欉的鬼〉、〈會旅行的鬼〉與〈吹竹節的鬼〉，如同《戲說台灣》一般，重新講述這些女人如何成為女鬼的故事，還將其命運多舛的身世結合了台灣的地理、歷史與文化變遷，既像是民間傳說，又猶如替這些女鬼們作傳。
透過這些故事去帶出歷史中女性所遭遇的壓迫，頂番婆的鬼生前是一位被賣去做妓的原住民婦女，為了討回被清朝官府強佔的土地卻被官員虐殺，成為民族遭荼毒的犧牲品；不見天的鬼生前是一個名門閨女，只是手帕從窗外掉出去，就投井自殺，是過去貞潔操守壓迫女性的受害者。
會旅行的鬼則是一位被來自唐山的男子害死，要想辦法跨海復仇；與之對比，吹竹節的鬼是一位來自唐山的女鬼，跨海來到台灣為了要尋仇。這些女鬼滿足了她們生前作為女人無法滿足的事情，無法坦然面對自己的身軀、不能自由的行動、無力抵抗男人的欺辱等。
故事中的主角經常有兩個以上的名字，如月珍／月珠、月嫦／月娥，或許是因為這些女人／女鬼真正的名字都沒有被大家記住，一傳十十傳百，便有了許多不同的名姓及面目，也代表這些女鬼的身世，不只是單一個體的故事，也是跨越時空、地理，許多同樣遭遇殘酷命運的女人的集合體，她們怨恨凝聚在一起，壯大了這個女鬼的能耐與名氣。
這些女人／女鬼有各自不同的故事，但也有許多共通點。活在男性霸權的時空環境下，無論是底層女子或名門閨秀，生前都同樣受到了許多社會的性別壓迫，直到她們死亡，才能「站起來」，成為「女鬼」才得以做到「女人」無法做到的事情－自由地成為自己，女鬼的復仇便成為一種反抗體制的方式，不只有關於性別，同時是關於國家政治、族群文化的反抗意義。
「我即是這座島嶼。」
范銘如指出，每一個鬼其實都是一個來自過去「故人」，他們見證過去歷史的部分階段，因此擴大來看，鬼更是歷史的化身，在小說世界裏不斷召喚起個人或集體的歷史記憶，一個兼具歷史、事件、地域的集合體。
正如同李昂用女鬼書寫鹿港，范銘如認為，在當代台灣文學中「鬼小說」逐漸發展成新型態的地方書寫，見證這塊土地曾被記載或塗抹的變遷。一座文化古蹟被拆除之後，可以透過鬼魂的眼睛訴說當年的地景，當自然山林被開發改變的時候，可以透過鬼魂的身世來再現往日的故事。而李昂《看不見的鬼》更是此創作策略的成熟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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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恐怖電影雖然不是講鬼，卻同樣透過一個可怕的怪物「跳舞小丑潘尼懷斯」，去批判傳統社會中對各種未知事物的排擠，例如痲瘋病患、女性經血、愛滋病等事物，因為不了解而產生的恐懼與排斥，反而餵養了怪物。
參考資料：范銘如《另眼相看—當代台灣小說的鬼／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