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到清代蒲松齡的《聊齋誌異》,鬼故事在文學作品中有將近兩千年的歷史,且隨著時代的更迭歷久彌新,近年來台灣電影《紅衣小女孩》、《月老》以及近期備受討論的《咒》都在在證明鬼故事受眾龐大,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愛。
這些故事中的「鬼」不只是帶來緊張刺激的效果,也同時具有道德勸說的意味,要滿足人類在現實中無法滿足的慾望,鬼故事不僅是關於反抗現實體制的壓迫,同時也是具有歷史、地域的地方書寫。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范銘在《另眼相看—當代台灣小說的鬼/地方》中指出,鬼在虛構作品中具有許多不同的功能,最常見的就是納入宗教思維,用鬼故事的善惡終有報、亡靈復仇,來進行道德勸說,勸人向善,又或者用以凸顯社會結構的弊端,讓鬼魂來替活人滿足生前無法滿足的慾望。
李昂的短篇小說集《看得見的鬼》收錄了五位女鬼,分別是〈頂番婆的鬼〉、〈不見天的鬼〉、〈林投欉的鬼〉、〈會旅行的鬼〉與〈吹竹節的鬼〉,如同《戲說台灣》一般,重新講述這些女人如何成為女鬼的故事,還將其命運多舛的身世結合了台灣的地理、歷史與文化變遷,既像是民間傳說,又猶如替這些女鬼們作傳。
透過這些故事去帶出歷史中女性所遭遇的壓迫,頂番婆的鬼生前是一位被賣去做妓的原住民婦女,為了討回被清朝官府強佔的土地卻被官員虐殺,成為民族遭荼毒的犧牲品;不見天的鬼生前是一個名門閨女,只是手帕從窗外掉出去,就投井自殺,是過去貞潔操守壓迫女性的受害者。
會旅行的鬼則是一位被來自唐山的男子害死,要想辦法跨海復仇;與之對比,吹竹節的鬼是一位來自唐山的女鬼,跨海來到台灣為了要尋仇。這些女鬼滿足了她們生前作為女人無法滿足的事情,無法坦然面對自己的身軀、不能自由的行動、無力抵抗男人的欺辱等。
故事中的主角經常有兩個以上的名字,如月珍/月珠、月嫦/月娥,或許是因為這些女人/女鬼真正的名字都沒有被大家記住,一傳十十傳百,便有了許多不同的名姓及面目,也代表這些女鬼的身世,不只是單一個體的故事,也是跨越時空、地理,許多同樣遭遇殘酷命運的女人的集合體,她們怨恨凝聚在一起,壯大了這個女鬼的能耐與名氣。
這些女人/女鬼有各自不同的故事,但也有許多共通點。活在男性霸權的時空環境下,無論是底層女子或名門閨秀,生前都同樣受到了許多社會的性別壓迫,直到她們死亡,才能「站起來」,成為「女鬼」才得以做到「女人」無法做到的事情-自由地成為自己,女鬼的復仇便成為一種反抗體制的方式,不只有關於性別,同時是關於國家政治、族群文化的反抗意義。
「我即是這座島嶼。」
范銘如指出,每一個鬼其實都是一個來自過去「故人」,他們見證過去歷史的部分階段,因此擴大來看,鬼更是歷史的化身,在小說世界裏不斷召喚起個人或集體的歷史記憶,一個兼具歷史、事件、地域的集合體。
正如同李昂用女鬼書寫鹿港,范銘如認為,在當代台灣文學中「鬼小說」逐漸發展成新型態的地方書寫,見證這塊土地曾被記載或塗抹的變遷。一座文化古蹟被拆除之後,可以透過鬼魂的眼睛訴說當年的地景,當自然山林被開發改變的時候,可以透過鬼魂的身世來再現往日的故事。而李昂《看不見的鬼》更是此創作策略的成熟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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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恐怖電影雖然不是講鬼,卻同樣透過一個可怕的怪物「跳舞小丑潘尼懷斯」,去批判傳統社會中對各種未知事物的排擠,例如痲瘋病患、女性經血、愛滋病等事物,因為不了解而產生的恐懼與排斥,反而餵養了怪物。
參考資料:范銘如《另眼相看—當代台灣小說的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