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在台灣縣市首長的選舉中,候選人總少不了以爭取大學、醫院、科學園區等的地方建設為重要政見。事後回觀,這樣的政見,往往缺乏高瞻遠矚的視野,不少時候只是圖利官商學界,民眾不一定受益,卻很容易獲得選民的支持。
從這次選舉期間,論文門的遍地開花,台灣民眾終於看到廣設大學政策結下的惡果。國家教育資源有限,因學校多,資源分散,大學普遍經費不足,浮濫設立在職碩博班,以販賣學歷掙財源,不但沒有提升台灣髙等教育的品質,反而嚴重敗壞了學術風氣。
然而,台灣的一般民眾包括政治人物,至今還沒有意識到的是,台灣的醫療政策其實也正面臨與高等教育政策一樣的問題。
自從健保開辦以後,明明健保經費有限,衛生主管單位卻不斷通過南北各地醫院的擴大及增設,總共增加了約六萬病床,並且家家以成為醫學中心為目標。
可是,台灣缺乏的並不是病床或是更多的專科醫師,而是能夠提供全人照護的一般內科醫師,才能大幅減少病人因慢性疾病併發症而住院的次數。
醫療經濟學的研究,一再證實,因為資訊的不對等,醫療事業最容易製造需求,醫院一旦投資了硬體建設及貴重儀器,自然而然會想辦法把病房住滿,也不會荒廢儀器。
延伸閱讀
圖/醫院一旦投資硬體建設及貴重儀器,會想辦法把病房住滿,也不會荒廢儀器,僅為情境配圖。圖片來自pexels
醫學體系過度專科化,民眾看診頻率是歐美三到五倍
長久以來,因醫療制度的偏誤,台灣整個醫學教育體系也過度專科化,使得國內醫師普遍缺乏全人照護的能力。不同器官要看不同的醫師,難怪台灣病人看診的頻率是歐美的三到五倍。
在少子化的今天,民眾很容易瞭解,很多大學己經招不到學生,過去一段時間,製造了碩博士班的需求後,近年來大學入學人口大幅減少,現在不得不關門。
同樣的,當初政府容許廣設醫院,只因為醫院比較容易製造需求,所以目前還沒有醫院要退場的討論。但是,因為需求是被誘發而不一定都是必要的,所以,台灣醫療的濫用與浪費就越來越嚴重,相對的,醫療品質就越來越令人質疑。
因為醫療品質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是很抽象的名詞,大多人以為醫師給藥、打針、做高科技檢查就是獲得醫療,而感到滿意。況且,台灣健保費率低,看病的自由度高,所以,民眾對健保滿意度達八、九十%。民眾不容易理解的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台灣人民終究要付出代價的。
在權威醫療期刊《Lancet(剌胳針)》2018年的全球醫療負荷(burden of disease)報告中,作者説,儘管全民健保的立意良好,但是,如果制度的設計不專注於品質與效益的提升,則人民不但不一定獲益,還可能因為就醫環境的不安全、忽視實證醫學的實踐,過度醫療。
非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流程或因醫療費用昂貴而造成就醫的障礙等,病人都可能成為制度的犧牲品。
在2020年,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的醫療政策顧問Zeke Emanuel出了一本書《哪個國家的健保最好?(Which Country Has The World’s Best Health Care?)》,他選擇全球較具代表性的11個國家,根據不同面相的標準評比,在他眼中美國與台灣都不是很好,美國健保太貴,部分負擔也不少,很多病人因付不起,乾脆不看病,醫療水準再高,也沒有用!
至於台灣,Zeke Emanuel說,雖然他知道台灣民眾的健保滿意度極高,但他不會選擇到台灣看病,理由是,他聽說台灣的醫師普遍一診看上百病人,過程必定很匆促,他質疑醫師如何了解病人?
另外,他很驚訝,在台灣病人住院時,沒有醫療訓練的家屬或看護要分擔護理工作。這樣的醫療形態,顯然違反保護病人安全的原則,也就無從確保醫療品質,所以,他不會選擇由這樣的醫療體系來照顧他。
延伸閱讀
圖/台灣兒醫不足,十年後,重症恐須出國治療,僅為情境配圖。圖片來自unsplash
30年前,快速增建大型醫院造成醫療人力分散
近年來,台灣「生不如死」少子化問題嚴重,當政府正在想方設法積極鼓勵增產報國的時候,根據衛福部統計,去年嬰兒、新生兒死亡率創三年新高,高於鄰近的日、韓。最近,剛上任不久的衛福部長薛瑞元表示,台灣兒醫不足,十年後,重症恐須出國治療。
其實,這現象只是冰山一角,台灣的醫療與高教問題一樣,30年前,在經費並不充足的情形下,快速增加大學與醫院,結果資源與師資分散,導致各大學明知師資不足,卻廣設碩博士班,來增加收入,而成為製造論文、販賣學位的學店。
同樣,大型醫院的大幅增建,醫療人力分散,因此,台灣醫院的醫事人力與病床比,遠低於歐美國家。
根據許多醫療品質的研究,當護理師照顧病人的數量超過一定的數目時,病人的死亡率就成比率增高,而台灣醫院普遍以極精簡的醫事人力照顧過多的病人,則照護不但不可能周全,更容易出錯,而醫護過勞就會導致工作倦怠,而失去行醫的初心,失去了精神上的滿足感,就用有形的成就來補償,醫師心裏想的就不再是病人而是績效。
因為健保給付太低,只有多做才能累積績效,結果過度醫療及濫用與浪費就更多。
27年來,健保支出持續成長,從3000億增加到8000多億,此外,病人的自費負擔也不斷地增加,不少重症病人已經面臨因病而貧,或因貧而無法就醫的處境。
開辦健保的前兩位總經理,葉金川及張鴻仁先生,一位寫文章一位出書,都感嘆健保已經失去避免台灣人民因病而貧,或因貧而無法就醫的初衷,更語重心長地表達對於健保永續發展的極度憂心。
我個人則自健保開辦之初,即堅持醫療品質及效益的維護,才是健保的核心價值。設計不良的健保制度,不但使得醫療形態越來越扭曲,醫療品質也會向下沈淪。
在健保開辦27年後,也許在過去三年,新冠疫情期間,國人終於對於感染科醫師的不可或缺有一些感覺。但現實是,感染科醫師正在面臨後繼無人的危機。不久,台灣也將沒有有能力處理兒童重症的醫師了!
這些都是當初健保匆促施行,制度設計不周延種下的因,如今各種後遺症接踵而來,醫療體系正在急速崩潰中,兩位前健保署總經理都齊聲疾呼,2030是健保大限,國人真的無感嗎?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