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的電影,為苦悶的我展現一種述說的方式,不僅僅是電影中熟悉的台北街景,好幾次,我走到跟建中隔條南海路的植物園,心底都會想,這是小四在電影開頭看見滑頭與女友接吻的場景,木訥的他會想到,有一天他會需要以激烈的手段,拋開體制禁錮,回應破碎的經驗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名言:「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當生活在現代社會,保有真摯是不是一件過於奢侈的事?
關於經驗,阿甘本在《幼年與歷史:經驗的毀滅》中引用蒂克的故事:一對貧窮的情侶,他們把自己關在閣樓的房間中,因為他們非常窮,除了彼此的愛,什麼都沒有。有一天,他們發現閣樓非常昏暗,他們想要生火照亮這座閣樓,卻找不到木材,於是情侶中的一個人,砍掉閣樓連接外面的樓梯,用來換取房間的光明。阿甘本說,這段被砍掉的樓梯就像是經驗,我們需要燒毀這些經驗,才能照亮名為「現代」的閣樓,可是同時,我們也發現自己處於一個被隔離的平台中,外頭的世界如何變化不再有意義。電影中,小四對小明說:「因為只有我知道,只有我能夠幫助妳,我是妳現在唯一的希望了」楊導說的唯一,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阿薩亞斯在一篇評論中,以「現代性時代」描述楊德昌的電影。同樣借用阿甘本的話:「被壓迫者的傳統教導我們,我們生活其中的『例外狀態』就是法則。」國民政府告訴民眾,居留在小島上只是暫時狀態,為了恢復正常,我們需要因應局勢,將法條懸置起來,於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取代憲法,而這個暫時變成永遠不會結束的日常,當我們試著傳遞這些扭曲的經驗,將不得不仰賴另一套全新的語言。就此來看,《獨立時代》與《麻將》所透露的,可能是一種更深層的困惑吧,異地戀情遙遙對應跨國商業爭議,絕對的統治者讓位給了眾聲喧嘩,此時懸停時間的,不再是國仇家恨,而是更無邊無際的商業法則,連電影本身都不例外(NJ 的同事忍不住消遣說:「他書好像讀得多了點,對錢沒那麼在乎」)。
當然這些過於複雜的想像,也許是我投射的願望。楊導很少講到他的工程生涯,他喜愛的是建築、電影以及音樂,西方科學講述的真理,不知道為什麼,對我來說總是個非常抽象的東西,集極電流跟基極電流間的比值是什麼,順向偏壓又是什麼,數字聚集起來後會開始講起一種我聽不懂的話,我像患上社交恐懼症的人出席一場派對,盡可能露出禮貌的微笑。多少次,看著楊德昌電影的我會想,如果工程技術能成為一門語言,像電影中的幾何線條,用無匹的熱情重新建構一個時代的壓縮變化,也許我就能使用同樣的語言,將自己的過去與未來展現在他人眼前,說的明明白白。阿薩亞斯說楊導是擺渡人,而電影則是說:「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
懷著真摯的盼望。眺望著未來的楊導,在一篇談及成瀨巳喜男的文章,以近乎告白的語氣說:「在大部分的電影當中,導演們都會將女主角的演技做煽情化的處理,在這個時候成為了把玩觀眾感情的良機。完全相反的成瀨,讓發瘋似的追奔在身後的高峰站停了下來,她佇立著。她的表情突然變得平定,好像在對自己說『這就是人生呵。那人生就不得不繼續下去吧』。」是啊,人生不得不繼續下去,NJ 告別初戀情人,從如夢似幻的東京歸來後,該繼續的還是讓它繼續吧。《一一》用的曲子是〈上を向いて歩こう〉,忍著淚的男人在黑夜中等待,但唱著歌的大田跟 NJ 在酒吧不知為什麼如此歡快。電影結尾的氣象預告說,「這道鋒面已在昨天下午通過本省,全省的天氣應該從昨天夜間開始,一直到星期四都會是好天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