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投稿|《竊聽風暴》與《無主之作》中的西方意識型態:戰後德國的西方化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無主之作》劇照/車庫娛樂
文/莊馥嘉
四、古典好萊塢敘事
但是,對於醜惡事物的視而不見,只是藝術劫後餘生的狀態。在電影中我們仍能看到納粹政權魚肉人民、東德政權高層人的醜惡嘴臉,他們卻在藝術創作中蕩然無存,彷彿他們不曾存在。這正好呼應了布魯瑪所說的:
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自由派德國知識份子要反對法西斯主義,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檯面上那些反法西斯主義人士講起話來,像是滿嘴道德至上的高階神父上身。這和集體罪惡感有關,[…] 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之前、納粹主義在西德仍是見不得人的事,無法在政治圈內公然討論。
(Buruma 1999: 125)
兩部電影中,皆大膽地刻畫了多年來德國人始終不敢觸碰的納粹、法西斯(Faschismus)或是過去的東德社會,但是這僅止於撻伐納粹、撻伐共產主義,將他們描繪成一個極端的惡的化身,任何為了反抗他們而試圖作出努力的人,都成為了英雄,並且最後奉獻了性命。因此他們對抗納粹、或是對抗共產黨本身已經不只是單一的個人行為。我們認可角色們的行為、認可他們為英雄,是因為我們認同了他們反抗的行為,也無意識中認同了對納粹和共產進行抗爭是正確的。這是一套來自於西方或是西德的價值體系;納粹及共產的歷史,不只在德國人,甚至在西歐地區、美國人眼中,都是可恥的一段歷史,也不希望這段歷史有機會再度重演。於是,電影中的納粹與共產黨,恣意決定個人的命運、觸犯個人的自由權利,只有惡的模樣;相反地,與之對抗的角色們,是正義、同時是政治正確的一方,他們戰勝了邪惡,但是只保存了他們的價值,並不保留惡的價值。
《竊聽風暴》劇照/IMDb
於是,我們從這兩部電影中,可以看見一個近似於古典好萊塢電影(Classical Hollywood cinema)的神話結構(Robert Ray 1985: 57):正義與邪惡的對抗,最後正義勝出、被藝術所記錄與保留下來。反之,邪惡的歷史被西方價值所忽略、被我們所忽略,因為我們接受了西方的意識型態──納粹、希特勒、共產主義,都是邪惡的,毫無價值可言。基於藝術是天真且純潔的概念,只有正義、和那些展現人類崇高價值的行為被保存下來。而基於西方價值體系、古典好萊塢敘事,有一套決定好壞的系統,壞的事物通通是不被允許的、禁忌的。
另外,若以女性主義電影學者蘿拉.莫薇(Laura Mulvey)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一文中所提出對於傳統好萊塢的觀察,來觀看兩部電影,我們可以發現男女性的權力地位的確是不對等的。男性在電影中處於權力位階上,女性僅能任人宰割與擺佈。更進一步而言,兩部片中女性的肉體是被觀看的──無論是多次拍攝吉奧女友斯蘭的入浴畫面、一同進行監聽的同事言論「這就是我為什麼喜歡監控藝術家,總是會有一些有趣的事情發生(此指聽見他們性交)」,或是庫爾特與艾莉多次以愛或是生命之名發生性愛──兩部電影中女性角色的身體可看性與悲劇性,都印證了古典好萊塢的人物建構模式。以上可見的好萊塢元素,更加反映了西方的意識型態已經悄悄地深入了兩部電影中。
《無主之作》劇照/車庫娛樂
五、結論
回到我們一開始提到的史貝柏格對於當代德國藝術的批判、以及他心中關於「德意志自然共同體」的理想:
文化和美好的社群是不可分的;而這個社群永遠存在於過去,在人類被趕出伊甸園之前,民族(Volk)是個共同體(Gemeinschaft),團結一致、和生長的土地緊密相連、秩序井然。「具一致性的德國,西利西亞,美感,感受,熱情。或許我們應該回頭想想希特勒。或許我們應該回頭想想自己。」(Buruma 1999: 122)
到這裡,我們可以理解,史貝柏格抨擊西方價值,並不與擁護希特勒或是納粹價值有直接關聯,而這兩部電影所稱頌的人性價值,也不如史貝柏格所述「現今德國藝術是墮落的」。不過通過闡釋這兩部電影,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肯定的事實:從敘事結構、人物安排到意識型態,兩部電影都深深地被西方價值體系所影響。
《竊聽風暴》劇照/IMDb
雖然單從此兩部電影、進而論斷西方意識型態在二戰後深入了整個德國社會四十年,絕對是言之過急,但我們仍舊可以透過這兩部電影去驗證,史貝柏格所說的並不完全缺乏道理與根據。而史貝柏格所做的,旨在喚醒人們對於被希特勒摧毀前的德國文化的意識,史貝柏格相信奧許維茲的遺毒讓德國傳統殘缺不全,[…] 這是一個德國人代代相傳、血脈不斷的豐富文化(Kultur),卻因為大屠殺而被無情地分隔四十年。(Buruma 1999: 116)
的確,我們不能否認、且無法視而不見的是納粹的邪惡,以及共產黨如何剝奪人的自由與權利,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要把它們掩蓋、隱藏起來,一味地提倡我們所認為的「好」的價值,或者全盤接受當今排山倒海而來的西方文化。我們無法忘記,希特勒如何引用了浪漫主義(Romantik)、將德意志民族凝聚在一起,以至於當今提起浪漫主義的人皆不分青紅皂白地被歸類為新納粹份子,但是浪漫主義與希特勒從來不存在著直接的關係;我們並非先擁有了希特勒、才有了浪漫主義,或是浪漫主義的存在、必然引發希特勒的興起與種族清洗大業。我們也無法忘記,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起源自烏托邦主義(utopischer Sozialismus),起源自人們對於理想社會的渴望,有朝一日能夠建立一個沒有貧窮、也沒有痛苦的社會,就像是史貝柏格等人所說的「重回伊甸園」。人們所追尋的向來是信仰與理念,從來都不是希特勒、納粹或是共產主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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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管在兩部電影中、政治因素都試圖對藝術家施加影響力,但是透過他人的犧牲或是藝術家本人的被動拒絕,政治的因素幾乎被排除在外。不論納粹時期或是東德共產政權,政治都沒能影響到他們的創作。藝術最終在精神的浩劫中勝出了。它沒能記錄下時代的晦暗不明,而僅留存了人性的美好價值,對其他的醜惡事物視而不見。
賈樟柯認為攝影機前的真實與本然存在的真實是不同的,攝影機前的真實是經過理解、消化,進而可以掌握和重建的,因此拍攝出的真實是「存在於內心的,不是存在於事件發生之時的」。賈樟柯所要呈現的是「真實感」,是「一種盡量爭取的態度」,所以賈樟柯不說自己的紀錄片等同於「真實」,而說自己「靠近真實」。
回憶走出過去,成為現在,成為新的回憶。我們仰慕的對象,其實也是一齣仰慕對象在我們心中烙下的影像,在我們的反芻中不斷地被反覆播放──我詮釋我仰慕的對象,我詮釋我愛戀的對象,我如何想像他們之於我的回憶,其實就是想像我自己。我詮釋回憶,我演出回憶,我成為我的回憶。
也許關於上游的隱喻就是我們持續在尋索的、一種效果無比真實的記憶術──浮在都市河港的光裸木材,赴返森林扎根作一棵普通的樹,拴住馬匹,庇蔭小鳥。而天體逆轉四季依然,電影倒帶無所謂散場;他回頭,他亦回頭,在背離的道路上撞見,卻未曾熟稔於解讀那些流轉哀傷的眼神。唯有延遲疼痛,疏離、淡漠地遁入盡頭。
《失控少年兵團》是這麼駭然而迷離、野性而質樸。它的取鏡時而遼闊、時而迫仄,節奏時而犀銳、時而弛緩,如果銀幕內外是我們與電影本身的絕對分界,那麼故事的主題幾乎再次劃清這道界線,卻進一步透過影像喚出一種原始的神秘,迫誘視覺跨界──我們明白自己不屬該地,該地卻直接置進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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