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台灣國族與被邊緣的「他者」：《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作為國族電影

在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週年後，2020 年 9 月上映《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從而使得該部電影的上映更具時代意義。監製瞿友寧對此表示：「去年同婚合法之後，社會上普遍覺得同志平權往前邁了很大一步。我覺得同婚對同志們像是開一扇門，但還是有許多人需要更多勇氣才能走出心門，《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就是一部希望能帶給大家這股勇氣的電影。」

該部電影改編自導演柳廣輝個人的生活經歷，講述在八〇年代，在時代巨變下於保守校園中的同志愛情故事。放在今日的台灣社會來看，可見得從八〇年代到當代社會風氣的轉變，同志族群從禁忌、被隱藏的私領域走向公眾、開放性的公領域。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將故事場景設定在 1987 年台灣解嚴之時，將私領域的個人情感與公領域的大歷史情境做勾連，從而將國族歷史與被邊緣、他者化的同志族群納入台灣國族的框架之中。王君琦（2015）在討論八〇、九〇年代同志電影時，便指出同志電影在台灣電影史中被邊緣化到近乎缺席，成為「邊緣電影」；反之，新電影因具有國族代表性而成了「中心電影」。然而，《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不同於過去的「邊緣電影」，其採取了較大的國族框架，去闡述八〇年代那段禁忌的同志戀史。

當社會面臨著轉型的浪潮而風起雲湧時，台灣同志運動也正在底層醞釀著，因此同志的歷史也正是國族的歷史。片中可以看到年輕時身穿奇裝異服的祁家威站在八〇年代的台北街頭、雙手舉著看板，為同志族群發聲。他既是台灣同運的起始點，也是一個社會隱形群體的具象。電影中的台北街頭貼滿了抗議的旗幟，彼時學運正開始興起；而當祁家威站在街邊宣傳性別平權時，卻會被視為是社會的異端分子，並被抓走。

由此可見，即便邁入後解嚴時代，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鼓吹自由與民主，然而，同志族群的權益仍未被大眾所重視。一直到了九〇年代，創立了第一個同志團體──「我們之間」，組織化的同志運動才正式展開。

就如同那首由已故歌手蔡藍欽演唱的《這個世界》：「我們的世界並不像你說的真有那麼壞，你又何必感慨用你的關懷和所有的愛，為這個世界添一些美麗色彩」──這首歌的主旨貫穿了全片，成為八〇年代時代精神的再現。在電影中，男主角張家漢和王柏德代表學校向蔣公謁陵，他們盲目地學著其他人一同悲痛哭泣，實際上卻不知其緣由。蔣公作為國家威權形象的代表，在解嚴之時也逐漸被解構，張家漢和王柏德兩人的無感，正是對新時代到來的隱喻。

身處於不好不壞的時代中，即便感受到些微自由的風氣，但在對情慾的探索、以及嚴肅的家庭倫理關係上仍舊受限。就如同王柏德的父親收到兒子在校的違規通知後，便無視教官和同學們的圍觀，當場痛毆他；在張家漢的家庭裡，父親亦是那不可違逆的掌權者，控制著家庭成員的行動和思想。

除了家庭權力結構分明的界線外，就宗教衝突而論，電影開場藉由神父對張家漢的開導作為引子，帶出兩種不同價值觀的碰撞。神父所代表的是溫和、守舊的宗教勢力，但同時又對張家漢的處境充滿同情。張家漢在對自己的信仰感到迷惘時，曾告解道：「親愛的天父，喜歡一個人，為什麼要有罪呢？」

於此，在保守的社會風氣下，同性之戀同時也是時代之罪。而在多年後，當神父隱藏多年的秘密在歷史的岩層中逐漸被挖掘時，眾人才驚覺無論是神父、張家漢或王柏德實際上都代指著同一類人。

從國族情境切入，在 1980 年代的校園中，即便校園規範開始鬆綁、髮禁解除、部分男校開始招收女學生，但由「教官」所代表的官方的、父輩的威權幽靈卻未曾消散。教官的存在與對校園權力的把控，意味著這種無所不在的監視之眼並未隨著解嚴而退場。然而，代表權威的教官及組織化的學校體制仍是以異性戀霸權的視角對學生進行管控，從而使同性愛戀必須以暗渡陳倉的方式進行交流。

比方來說，當學校要新招收女學生時，會特別設立圍欄將男、女學生隔開，甚至在發現有學生在談戀愛時，立即要求女方退學。在這樣的校園情境下，男性間的曖昧情愫，則是以友情包裝成愛情的型態進行偽裝，藉此矇混過關。儘管如此，同儕間的恐同氛圍以及對出櫃同志的追擊，也迫使未出櫃者扮裝成異性戀來保全自身安全。對於同志來說，校園是既危險又安全的，既能巧妙地偷渡同性間的愛情，同時又要確保身份不被異性戀的他者所揭穿。

全片最為重要的隱喻之一即是「水」。水作為滋養情慾的比喻，兩人初次相遇時便是在學校的泳池邊。初遇時的相視而笑，奠定了往後彼此不可分割的牽絆。此外，兩人的性啟蒙也是發生在熱氣蒸騰的浴室裡，當時王柏德欲躲避張家漢的追求進而處處提防著他，卻最終在一連串的情感拉扯中於浴室完成對性的探索。在浴室中蓮蓬頭撒下的水流，也意味著主角對性的飢渴。「性」在其中不僅作為對情慾的探索，更是確立雙方相愛的證據。張家漢藉由引起王柏德的性欲來證成彼此間的性吸引力。相對於張家漢對於自身情感的坦承，王柏德的性卻是充滿羞恥感的，羞於承認對同性產生欲望。

兩人戀情的結束，也是與「水」的意象有關。當張家漢負氣離家，與王柏德來到澎湖的無人海邊時，這是兩人最真實面對彼此情感的一次。結束了海邊的嬉鬧後，兩人平靜地躺於沙灘上，如同逃離了外界的喧囂，雙方的情感於此刻達到共鳴。但當他們從愛情烏托邦裡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軌跡後，似乎也就此領悟了世界殘酷的本質，逐漸地切斷了聯繫。

在電影文本中，以 1984 年的電影《鳥人》為喻，用以彰顯兩個男人間緊密相連的情感。《鳥人》既可作為兩人友情的表徵，同時也隱喻著在檯面上難以言表的愛情。當男主角的愛人王柏德（又名 Birdy）被同學質疑是同性戀，並因此被霸凌者追趕時，王柏德便學著鳥人的癡狂從高樓層一躍而下，藉此逃避追擊。然而，在躍下高樓後所受到的傷害，也讓他醒悟了身為同志的危險。最終，其打破了作為「Birdy」嚮往自由的狂想，朝向主流社會靠攏。

《鳥人》除了作為隱喻情感的作用外，從社會現實的層面來說，更是「反傳統」、「反權威」的象徵。誠如影評人聞天祥談到《鳥人》時所說，「當時台灣社會其實也正歷經戒嚴到解嚴的巨變，各種『禁忌』的解除和我當時就讀學校的開放校風，無疑讓我的電影解讀有種不自覺的共鳴。」因此，《鳥人》於電影中不僅足以代表私人間的情感關係，同時也是對解嚴後台灣的映照。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彰顯了在解嚴時代下，在禁忌邊緣相互試探的同性虐戀。在電影中不僅描繪了私人化的情感，也包含對時代的感慨。然就電影史的角度來看，自台灣後新電影發展以來，同志電影如：《女朋友・男朋友》（2012）、《刻在你心底的名字》（2020），將國族與同志歷史鑲嵌在一起，於此同志電影不再被邊緣為台灣電影史中的「他者」，而是被納入台灣國族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