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緝魂》：台灣電影尋訪類型特色的有成、遺憾與未竟

自《目擊者》、《紅衣小女孩2》之後，程偉豪暌違四年再推出犯罪懸疑電影《緝魂》，融合靈異玄幻、科幻驚悚等等多樣類型於一爐。故事描述張震飾演的名檢察官罹患末期癌症，希望在過世前能繼續為家庭有所付出，於是接下一起撲朔迷離的名門兇殺案件，這起案件卻將對他產生驚人影響。

程偉豪帶著他翻玩類型的功底回到《緝魂》，電影中能見到程出色的執行能力、對於臺灣電影工作團隊的整合力道，幕前方面，張震與張鈞甯的演出充滿情感張力，一眾配角的表演也整體出色，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在《目擊者》就有傑出表演的李銘順。對於《緝魂》，我們似乎可以看見程偉豪往一個方向走得更深，劇本比起《目擊者》更複雜，對於多重轉折的故事趣味也更深入，編劇鋪排從犯罪懸疑片型，一路走靈異再到科幻，加上多種的誘導與障眼法，逗觀眾玩的魅力是存在的，並可以辨識出作者本身的類型趣味。程偉豪有想法，也有對應的執行力，這是臺灣商業電影一筆值得註記的成績。然而，在許多因素影響下，《緝魂》似乎有些未竟的遺憾，以下嘗試提出並討論之。

首先，《緝魂》故事發生在臺灣，但除了角色口音、時而出現的台語對白之外，整體故事觀感卻與臺灣抽離。當然，類型電影的趣味不一定要與社會寫實呼應，臺灣許多導演嘗試拍攝類型片，最後卻總是回到作者個人對於社會寫實的偏好，或是某種特定的人文關懷，而失去娛樂性與戲劇重心。類型作品有時候因此失敗：觀眾進電影院尋求刺激，最後卻感受到說教、說道理、老套而不耐。然而也有時候，類型電影會因為無法提供觀眾驚喜而失敗：觀眾進電影院，只得到預期內的元素重現，依然沒有樂趣。

雖然難以找到合理正解，但這正是電影值得玩味的纖細美感：該如何把持虛實之間的脆弱平衡？它的寫實設計是否不致枯燥，它的虛構面向是否又能在趣味性上超越現實本身，提供給我們一個不同版本的現實？

程偉豪向來是一個在類型趣味／社會觀察的平衡中把持有度的導演。他在台北電影節獲獎的短片作品《狙擊手》（2009），開場是一組特警隊員與電玩宅男的交叉剪輯，特警隊員扣下板機的一刻，剪輯到 CS 中的狙擊鏡視角，這或許是預算有限底下的藏拙，但這組剪接同時很有魅力，去把兩個不同階層的男性在摸索、理解、表現男性氣質的方式互相連結。這種糾纏不清的呈現，似乎能撐開一道隙縫，把我們一直在想，但缺乏被公開討論的事情呈現在銀幕上頭。

類型趣味向來是跟社會觀察不相悖的。程偉豪的前作《目擊者》以羅生門式的故事打底，不僅僅是角色口中的真相眾說紛紜，更是以「羅生門」對於人心自利的傾向提出質問，觀眾除了類型趣味之外，亦能看見故事中的都會蒼涼氛圍。程偉豪將剛剛經歷地獄般自利掙扎的主角流淚畫面，往下一個鏡頭剪接進臺灣高速公路的川流，亦把對於臺灣都會生活的理解加進電影中。

在《緝魂》，電影故事卻離開我們熟悉的臺灣社會。片中「近未來科幻」的設定提供些許想像社會發展的可能性，但更多的是抽離。《緝魂》改編自中國科幻小說《移魂有術》，原著底本本身便抽離中國社會樣貌，以一個具黑色電影意味的架構去講短篇故事，精神病院、萬貫家財的富豪、錯綜複雜的犯罪陰謀，照應出所謂的「人性醜惡」，程偉豪改編之後的劇本，雖然把地點明確標註在臺灣，但對於科學倫理、性別意識、司法程序的描繪卻仍略為浮空，並沒有太多能與臺灣這個故事地點對話的元素。

當然，故事中仍有下重手、實打實的環節，也就是程揉合自己的生命經驗，以主角夫妻的互動來回應自己對父母的理解，是相當私人的面向。我們或許可以說，這組故事線確實在電影裡有種特別的氣質，少見地又把電影裡的類型展現，拉回臺灣作者對於都會人文與生命經驗的重視。但整體來說，《緝魂》的氛圍常在玄幻奇情中徘徊，我們聽到一個非常驚人的故事，具有多重轉折，但缺乏更多細節去維繫一種整體性的觀察。

《緝魂》在中國市場表現也堪稱亮眼，據聞臺灣上映版本與中國龍標版有六分鐘的差異，在我們能比對這兩個版本，進行一些更細緻的比較之前，要斷言《緝魂》是有屈就於中國市場，或許只是粗暴的假設，電影反而更因「如此尺度、如此議題（玄幻、性別）竟能在中國映演」而令許多觀者驚豔。然而，我在某種程度上也因此聯想到杜琪峯的《毒戰》（2013），它在尺度上突破中國院線的限制，價值觀也位在挑釁邊緣。今天回頭看，《毒戰》卻只是驚鴻一瞥，像是一場未成功的革命。這或許也是理解《緝魂》成功面向時不能不慎的一面。

往下來看，以情節為主導目標的電影，對於故事片段的嚴謹常會有時刻抽離。當然，程偉豪的作品是注重細節的，我們無法忽視《緝魂》許多出色的情感刻劃，其中較多體現在張震飾演的梁檢，張震與程偉豪共同將一個癌症病患的心路情境刻畫在銀幕上。但我在意的部分，更多是情節驅動下的妥協。比方說，梁檢親身出現在追捕王天佑的現場，這個場景的功能，似乎在於成全「阿爆以出色的反應能力保護梁檢」的戲劇性場面。就這個場面的效果來說，這個安排無疑是成功的，但它緊接著讓人懷疑罹患癌症的梁檢，以抱病之軀將自己置身於極端環境的判斷能力，或是整個偵查程序的安全性。

在大多時候，創作者並非缺乏田野調查，而是故事寫作的戲劇性場面，與現實說服力常形成兩難。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比觀眾更不懂」，而是「看到兩個觀眾可能會要的東西，最後選擇其中一個」。而這種兩難處境的創意判斷也常與作者個人趣味，或是創作環境的特色與限制相關，這正是電影創作的精妙所在。《緝魂》時會出現干擾因素，比方梁檢在記者發布會上提出與案情直接相關的科技倫理質疑，在程序理解或是實質偵查進展的考量上，都是有點匪夷所思的宣告──司法人員在集團發布會上做出直接提問，看來是會上遍各大媒體頭條的事件；或是，基於命案偵查，梁檢取得住宅房間內全程之監視錄影，不知何謂，總有司法調查權被濫用的直覺。這個環節可能讓觀眾反思，梁檢能取得如此危險的資訊，是否完全取決於我們相信他是一個為人正派的英雄？

面對相似問題，程在《目擊者》中透過具有道德灰色地帶的「喝茶、喬事」文化去解釋，這種解釋方法，甚至可以幫《目擊者》增添合乎命題的趣味，但《緝魂》的梁檢看來尊重法治，缺乏對類似事項的反思便讓人有些困惑。

最後，《緝魂》封閉的故事，在個人趣味面向上讓我有點遺憾。當我聽到梁檢重複第二次在輪椅上說出「我有個推理，你聽聽看」的時候，我好像看到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安樂椅神探出現：一個行動力欠缺，只能在輪椅上閱讀案情的（或許退休的）檢察官，在刑警妻子的協助下破案，他有性格、有口頭禪，有清楚的視覺形象。或許如果這個角色有更多被延續的可能性時，臺灣電影就會出現一個可供辨識的人物？

我已經很久沒有在臺灣類型電影裡看到一個可被辨識的主要角色，若我們拿「東西合璧」的臺灣懸疑驚悚片《雙瞳》來參照，梁家輝飾演的警官黃火土身上可能有一點這樣的火花，他對臺灣民俗信仰的理解，可以跟大衛．摩斯飾演的 FBI 探員所代表之無神論、科學觀點碰撞，去產生一種對立趣味，身為一個尊重民俗信仰的警察，以黃火土為主要觀點的想法也是有趣的，他並沒有被完全抽空成為一個功能型人物（郎雄飾演的道教專家填補了這個位置），黃火土有他自己的掙扎，但也有價值觀對於他個人行為判斷的影響。這是不是能成為一種可供辨識的特色？再說回《緝魂》的梁檢，也有這種可能性存在，但較像是一閃而過的趣味，因為電影很快就被拉扯往其他類型與不同方向。

《緝魂》當中，程偉豪有意設定一些臺灣民俗元素借入，例如我們在張鈞甯飾演的阿爆車上，可以看到前頭懸掛許多平安符，梁檢對這些平安符會有甚麼看法？之所以書上的「陰陽」能打動梁檢推理案情的可能性，是否有其他與生活經驗相關的因素影響？（最簡單的比較方法是，想像一位好萊塢電影裡的警探看到陰陽二字，他理解到的東西會跟梁檢一致嗎？）在「夫妻／同事」這個第一層設定底下，梁檢跟阿爆是否還有可能產生更多針對案件本身的互動？當然，我們並不是要說，只要樣板式地強化這種特色，趣味就能直接地提升，但是梁檢身為一個臺灣檢座，他碰到一個非常玄奇的案件時，會怎麼思考、會有哪些反應？如果其中缺乏一種可供延續與被辨識的特色產生，這些聯想就都只能停留在閃現的趣味。

到頭來，我的想像是，黏貼各種類型是創作中必然的過程，《駭客任務》（The Matrix，1999）從日本動畫元素借師，結合香港功夫電影、西方宗教元素與對於文明發展的焦慮感之後，最後卻自成一種完整的形象；十五年後，《捍衛任務》（John Wick，2014）尋著前者的痕跡往下找新的元素，這次我們看見基努．李維的明星形象被加上 B 級動作電影陳套、加上槍型、加上東南亞武術明星，再自成一格之後，未來又會有甚麼東西可以借走 John Wick？臺灣電影有沒有可能在黏貼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特色，這種期待對我們來說太早了嗎？或是正有一種重新想像的必要？

《緝魂》讓我回頭去想，我們在等待的會是甚麼特色呢？臺灣電影能夠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特色人物嗎？我們能期待他去解決某些問題，或是把矛頭指向更大的力量嗎？他的性格會是甚麼，弱點又會是甚麼呢？他會屬於廣義上的東方、東亞各地，屬於華語圈、包括新馬華人文化，或是特別屬於臺灣呢？這可能是我回到觀眾身分後的莞爾，因為我對梁檢最大的同理，來自他在某個感性時刻，直覺提出自己年輕時吃過一家滷味攤，跟老闆有一些日常對話，進而產生一種渴望被關懷的記憶重述。這個敘述是很簡單、一帶就過的，也離所謂「特色」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我實務上相信它可能發生，這種居地經驗能被反映在故事裡，能夠打動觀者，哪怕是非常簡單的元素。

這種不斷試圖從人物中辨識出特色的執著，成為我在觀看《緝魂》時反覆的驅力──有個我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概念／人物，好像已經很接近身旁，我們在等待的，只是該如何叫出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