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雅老師

先世有德必生聖賢。聖賢出世的意義又如何？除了物質文明的擘建，也積極建立精神文明，化五濁惡世為人間淨土，受惠的當然是芸芸眾生。

父子、君臣原是人間倫常的代表，人倫失序，天翻地覆的時間大抵不遠。孔子為什麼要大聲疾呼人倫的價值，重整人間的正義？ 社會的根本一旦喪失，動亂只是必然的結果。要避免天災異象，從人倫建設做起才是釜底抽薪的根本大計。

有圖有證據？眼見就為真？未必。 顏回會偷吃嗎？窺基法師真的因為戒律不嚴，修持不成嗎？ 深入之後，會讓我們發現另一個洞天。

「君為國之心」，在上位者能「明」，弭大患於無形，自然是眾生之福。轉作無形世界，涵靜老人的復興天帝教，為將屆的核戰末劫積極渡人化劫，同樣是「明」的智慧體現。

齊桓公和平會盟，天下海晏河清，管仲自然功不可沒，司馬遷沒有忘記背後那雙有力的手與那對智慧的眼──鮑叔牙舉薦之後，以身下之，聽任管仲指揮，不但無有任何怨言，而且全力配合。「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歸根結柢，成就齊桓公霸業最大的功臣不是管仲，而是薦賢的鮑叔牙。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轉化「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為「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謹於修己，因此嚴以律己，那是真正的大智慧，是真正的「明」。反之，明於責人，昧於求己，拿著一把道德的大尺丈量別人，時不時說三道四，卻不知反躬自省，既傷人和，也不利於個人的修為，董仲舒乾脆就貼上「惑」的標籤，要人遠離。

世上一切，「『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執著諸欲的眾生很難「了」，因此很難「好」。《廿字真經》在闡述廿字的下一節經文，便說「以廉與明，而治貪污」。 「廉」以治「貪」，不僅是道德層面的訴求，其實也是通向美好人生的途徑。

「臨難毋苟免，臨財毋苟得。」大難當前，坦然應對，不要轉身落跑；橫財當前，不被白花花的銀子迷了心眼，正是廉德的體現。只是「財」的化現，絕不止於錢財，而是各式各樣的欲求。拒絕得了錢財，還有名聲、權勢、美色種種誘惑。認清潛伏人心的種種慾望，勇敢說不，那才是真正的廉。

富與貴，誠然是許多人最大的渴望，憑藉富與貴帶來的錢與權，可以轉化為利益眾生的豐富資源，孔子既不拒絕，也不曾反對。可取得富貴的手段不同，得來的富貴價值自然迥異。 萬一時運不濟，安貧樂道自然成為孔子的應對方式。 粗茶淡飯，自有清歡，是心安理得的大自在。

回到基本面，試問孔子的理想是什麼？ 先「養」後「教」。 但願眾生得離苦。先讓百姓遠離凍餒之苦，得以吃飽穿暖。待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虞匱乏，再進一步推行教化，提昇精神品質，成為名副其實的「人」。 這才是孔子期待弟子出仕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