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是保護還是歧視？——一場對於特殊教育中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的思考與辨析

談到特殊教育，你想到什麼？坐著輪椅、拿著白手杖、戴著助聽器以及其他輔助工具、或有著非常大情緒起伏、要用特殊方式才能交流溝通的孩子？一群被集中在某一間教室，甚至是某些特定學校的身影？或者，是電影《無聲》、《熔爐》裡面總是被社會忽視、卻盛滿了委屈和恐懼的雙眼？

你有身旁有沒有和你好像「不太一樣」的同學？──那些被認定為「和我們不一樣」的人？

答案可能是有，但不多。

那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呢？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報告，臺灣的從民國51年起設置第一個特殊教育班，並在民國73年訂定《特殊教育法》，而後持續修正相關法令，希望在身心障礙者教育方面能夠確實落實社會公平正義與人權。似乎不管是對立法者或社會大眾來說，最大的期待在於能夠為身心障礙者量身訂定對他們而言「最合適的教育」，然而，無論是普通學校裡面的特教班，抑或專門的特殊教育學校，真的能夠滿足身心障礙學生的受教權，達到實質平等嗎？

獨立的特教班級或學校，給予其中的學生一個相對封閉、同質性較高的環境，學生可以從中和自己有類似情況的同學接觸，在學習進度與學習方式上也能因此更有效。如有聽覺障礙的學生需要以手語溝通，相較於普通學校以聽覺為主視覺為輔的教學方式，在特殊教育中能夠在較為友善的環境中學習，也因為身旁的同學都是以相同方式交流，在適應上的隔閡與阻礙相對較小。

但在這之中，也許我們可以思考：當我們將有相同或類似身心狀況的學生聚集於一處，除了給予他們看似量身訂做的學習環境，是否也阻絕了他們和外界溝通交流的機會？

我們期許從多年的教育之中獲得的是面對未來、邁入社會的能力，但如果在特殊環境的體制下，學生無法和外界交流，以保護為名的教育讓他們只會也只能接觸到和他們同質性高的朋友、接受特定老師的教學，而這樣的限制，似乎可能讓原本就需要比一般學生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融入社會大環境的孩子，永遠被鎖在「身心障礙」的囹圄裡。

此篇文章並非是要反對或否定特殊教育的存在，而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不要將「和我們不一樣就應該去屬於他們少數的地方」視作理所當然，進而去思考是否我們的社會真的無法同時滿足多數與有著比較多需求的人？

特殊教育的設置，最初就是為了能夠讓無法和多數人在相同環境學習的孩子有其他管道與方式成長，但這個「無法」究竟是社會「做不到」抑或「不願意」為之？

筆者在高中時期遇見一位同學，因脊隨性肌肉萎縮症而依賴輪椅行動，除了身體上的不便，她完全沒有任何和常人不同的地方，她有非常好的邏輯思考、心算能力，成績也是班上頂尖，然而，因為學校有許多教室設有門檻，她的母親時常需要扛著一個鐵製的小型斜坡帶著她到不同的教室去上課；因為不是所有的教學大樓都設有電梯，她必須繞更遠的路、花更多時間、更早出發才能準時進到教室；防災演習時，校方要求班上四名同學和她母親一起演練如何協助她緊急避難，但我們都心知肚明的是，如果真的有緊急狀況發生，光憑四個練習過一次的學生和一位家長，真的很難讓緊急避難得以落實。

幸運如她有母親從旁協助，卻還是充滿了不方便，那麼更多有類似狀況的人無法出現在我們身邊似乎也完全可以解釋了──社會並沒有友善的環境，許多人在面對自己身心狀況已經困難重重，為什麼大環境卻連一些小小的、在我們眼中看似微不足道的需求都無法滿足？我們好似認為，設置了某些無障礙坡道、電梯就是一種正義，這些措施應該也並非很困難或需要付出很高的社會成本才能達到，但這些是否真的達到最好的效果？還是我們只是為了做到我們心中自己認定的公平正義而有所作為？

臺灣社會人權活動者顧玉玲老師曾經在談及外籍移工與勞工權益時提及：「弱勢，是一種處境，不是一種本質」，若將此想法放在身心障礙學生身上，先天或後天的缺陷讓他們處於弱勢，這樣的處境需要更多的資源協助脫離，然而，在特殊教育的規劃中，似乎很大一部份將他們的處境視為本質，並且將陪伴他們一生。於是，在人們「好心」的規劃下，他們被認定只能待在劃定好的區域，擁有最量身訂做的教育，可能是一種保護，卻也可能不是能幫助他們找到自己、認識社會的成長方式。

慢慢去思考而後發覺，我們或許也同時受惠且受制於我們所在的環境之中，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很常忽略，很常用自以為是的體貼伴隨著無知的憐憫去界定我們認為「對他最好」的事情，反而很少去思考過如何和無論外表或身心狀態不同的人和平的相處，與其認定他的不同，不如想想我們可以從和他們的一起學習中得到什麼。可能是更了解一個人，可能是從此以後更留心從未注意過的小細節，可能是逐漸發現我們的相同──同為生命的孩子，同在學習的路上，同為尋找自己最渴望最美好的樣子而努力著。

責任編輯：曹若榆　核稿編輯：陳姵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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