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留心當代的被消失人口

思想罪不會帶來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裡如此斬釘截鐵地寫著。

即便當代各國憲法、國際人權法典（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無不以「自由與否」作為個人尊嚴與基本生存的內核，但關於自由（無論意識、思想、行動）的內涵，我們仍舊理解太少──唯一的共性是：我們都害怕不自由，而自由彷彿活著那麼重要。

姑且不論是不是現代人受到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影響太深，也暫且不深究自由主義本身的內在矛盾，但至少在當代，每個人隨時都在自由及其代價之間斡旋、妥協著；然而，在很多地方，對許多人而言，大多時候，「生命」本身就是自由的代價。

8月30日是「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Victim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s）。這個紀念日最初是在1981年時，由「拉丁美洲失蹤及被拘禁者家庭協會聯盟」（Feder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Asociaciones de Familiares de Detenidos-Desaparecidos，FEDEFAM）所發起的。後來受到許多其他關注「非自願被消失人口」的國際NGO（如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紅十字會等）和草根社團所聲援、支持。

相關的人權保障、人道救援等抗爭行動是從長期受到軍政府、反叛軍等恐怖勢力籠罩的拉丁美洲開始組織、串聯的。最後，聯合國大會終於接受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不論零星個案地或有系統地發生著；並於2010年12月21日透過第65／209號決議宣布建立這個紀念日，並將「消弭非自願失蹤事件」為聯合國正式目標。

那篇短巧的決議文，除了重申《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的重要性外，也對世界各地「非自願消失」的相關案件深表關切──包括強迫失蹤、相當於強迫失蹤的逮捕、拘留和綁架事件、對失蹤事件證人或親屬進行騷擾、虐待或恐嚇等。

什麼是「強迫失蹤」呢？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出版的《被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概述》（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 Fact Sheet No. 6/rev.3）中有這麼一段描述：

有人來了……他們強行進入一間民宅，無論在城市或鄉村，無論是富人或窮人、陋室或茅舍。他們不管白天黑夜隨時到來，通常穿著便衣，有時穿著制服，身上總是配戴著武器；從不說明理由，也不出示證件或拘捕令，通常也不說明身份或所代表的機關。就這樣，他們把家裡的一名或數名成員強行帶走，遇到反抗時、必要時，就使用暴力。

這往往是構成嚴重侵犯人權和國際罪行──被強迫或非自願失蹤突發場面的第一幕。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顯示，強迫失蹤早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而並不只是某個特定國家或世界某一特定地區的事。在過去，強迫失蹤主要是軍事獨裁政權的產物，現在可能在內部衝突的複雜情勢中實施，尤其是作為在政治上打壓對手的一種手段。

「強迫失蹤」（或我們常說的「被消失」）經常被國家政府用來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之一，這種策略所產生的剝奪感與不安全感，絕不僅限於失蹤者的親友，也會深刻影響到失蹤者生活的社區，乃至整體社會，都會瀰漫著一股焦慮和恐懼，最後對民主、法律失去所有信任。

關於這個人權議題，最重要的文件是《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於2006年12月20日通過、2010年12月23日生效，以正式法制化1992年的《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然而相比其他人權公約，這份公約的人氣很低，雖然有96個簽署國，但只有57國完成批准──可以想見，當然都不包括中國。

根據公約第2條的規定，「強迫失蹤」的定義是：

由國家機構，或得到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的個人或組織，實施逮捕、羈押、綁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剝奪自由的行為，又拒絕承認剝奪自由之實情，隱瞞失蹤者的命運或下落，致使失蹤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

這份公約最重要的精神且核心原則就是「亳無例外」──不論對象是誰、不論在什麼情況，就算國家處於戰爭狀態或武裝衝突中，就算國內有政治動亂，還是任何公共緊急狀態，都不能用來當作「使人被消失」的正當理由──而一旦發生了被迫失蹤的情況，國家應著手調查、給予處罰，並提供受害者相應的救濟，但……如果是國家主導的「被消失」，又如何可能有公正的審判──根本緣木求魚。

「強迫失蹤」受害的不只是個人

你或許還記得轟動全台的「李明哲事件」。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在今年3月19日上午從澳門進入中國時，遭中國政府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因違反國家安全等名義遭到逮捕，拘留至今已經快要160天了。

日前6月下旬，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下的「任意逮捕及強迫失蹤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Enforced or Involuntary Disappearances）也發文，表示已正式受理李明哲案，將展開相關調查，並邀請家屬出席會議。

在非自願或被迫失蹤的事件中，除了可能遭受酷刑且看不見明天的受害當事人外，不知其下落的家屬更經常求助無門（比如李明哲的配偶李凈瑜），甚至也面臨著類似的人身安全之威脅──這裡的「助」指的是實際上法律的協助，而不只是聲援或讉責。

即便最後受害者活著回家，事後也往往伴隨身心創傷；而家庭遭遇這樣的處境，也可能使家裡的經濟和物質情境惡化、家人間的情感出現裂痕或傷害；而國家若毫無相關撫恤、賠／補償，則可能再進一步促成社會排除。

其中，失去經濟依靠的被扶養者、幼失怙恃兒童、家中的老年人或障礙者等，都可能遭受嚴厲的謀生挑戰與困境；「被消失者」所處的社區，也可能因為失去勞動力、家庭經濟收入下降，或遭到主流社會邊緣化，而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小結

回到一開始提到的「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日」，近幾年，聯合國人權專家們特別關切三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1、對維權人士、受害者親屬、證人，以及參與強迫失蹤案件的律師的不斷騷擾；

2、國家以「反恐行動」作為違反人權義務的藉口，對「可疑的」老百姓實施強迫失蹤；

3、在強迫失蹤問題上，仍然普遍存在有罪卻未懲罰（impunity）現象。

因此，「強迫失蹤」不僅僅關乎受害者個人的人身安全、言論自由等權利，也會侵害到他身邊的其他人等許多權利，更可能導致社會失序或寒蟬效應等終極效果──《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更規定了：大規模的、廣泛的、有系統的、針對平民的強迫失蹤情況，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行（crimes against humanity），而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

生活在台灣，好像可以安居樂業，就算井水犯到河水、就算對司法再不信任，似乎自從解嚴後，我們也還算擺脫了動不動就「被消失」、戒慎恐懼的社會氛圍；然而當我們看到《正義辯護人》的反思、看到土耳其法官被當局莫名拘禁、看到各地都有維權人士被抓（如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再到李明哲事件──被強迫或非自願失蹤的問題，離台灣彷彿並沒有真的很遙遠。

封面圖片：Pixbay

編輯：Wendy 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