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伊恩
人帶著不確定性生活於現實之中，暴露出人的生存處境其顫危脆弱的一面，萬事萬物呈現似是而非的特性，時時感到迷惑、擔憂，害怕一不小心就會踩空。
面對所有的不確定性，哲學的方法是企圖援用理性、邏輯、科學的方法，構想出一本條理嚴密的人的生存指南，這是許多理性主義哲學家都曾經有過的共同理想，而要達致這個理想就需要尋獲「真理」作為憑藉。
理性主義者相信人類的理性推理能力能夠建立一道完美的屏障，如科學研究、制度和體系的設計等等這些客觀知識，足以抵禦所有生命中不確定性和偶然性的打擊，人的生存要依賴的便是這樣一個被肯定為具有神魔不擾、六親不認的定力的理性。從蘇格拉底的「德即是知」開始，世界和人的關係就像是可以一對一的應和，人生所有不可預料、不可控制之事的發生，不過都是源自於缺乏相應的認識，而真理就在某處等待被人發現、被人運用。這類的理性主義者的言論總犯有天真的毛病，但是一般人又總是不忍心過度地責備它、徹底地揭穿它，畢竟如果沒有了一個美好的設計藍圖，生命又將會把人帶到何處？文學書寫在探詢生命面貌的思考就要相對地坦率和唯物主義地許多，文學不會把自己束縛在一個封閉一貫的邏輯體系之內，相反地，它的目標是要儘力呈現人的生命現場是如何可能地麻亂複雜和矛盾，充滿可議、可疑之處，令人簡直無法疏理頭緒。
人的一個文學典型形象人物就是哈姆雷特。這個出生高貴，優雅無辜的王子哈姆雷特從國外趕回來，參加幾乎是同時舉辦的父親的喪禮和母親的婚禮，混亂和猜疑、陰謀和死亡的氣息瀰漫著整個宮廷，他像是終於看清楚了這才是世界的本來面貌，甚至他自己本身就這一團混亂陰鬱的中心，自己對抗著自己，雖然身負為父報仇的責任，但是每一件事情（包括他自己在內）都在使復仇的行動被延滯，有這樣的主角必然是要預示一個悲劇結局。
以復仇為主題的娛樂電影很多，固定的一個戲劇樣板模式，但是主角像會哈姆雷特如此，從頭到尾猶疑不決、自我矛盾、會跑進墓地手拿死人骷髏長吁短嘆生命的幾乎沒有。哈姆雷特：「亞歷山大死了；亞歷山大埋葬了；亞歷山大化為塵土；人們把塵土做成爛泥；那麼為什麼亞歷山大所變成的爛泥，不會被人家拿來塞在啤酒桶的口上呢？」[1]。
哈姆雷特的問題在於他過早地想得太多，他不像是那些講求務實、成功成效之人，只專注於近在眼前的變化，小心翼翼地做一步想一步再做一步，哈姆雷特沒有為自己訂定一個時間表，上面列著短期目標、長期目標等等阻礙他的東西；他的目光穿越過懷疑重重的人生，直接看向生命的盡頭，所謂的復仇大計於是就接近於毫無意義。若是以現在的用語來形容，他缺少了「正能量」，他在意他自己是誰、是什麽，比在意他的復仇計畫是否得以實現還要多得多。
消費大眾進入電影院不是期待一個哈姆雷特來提醒自己繼續挑負重擔「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2]，來回徘徊在諸多不確定的選擇之間；人們期待的主角是一個必定要從不幸之中獲得幸福的英雄，如此才能使故事合情合理地結束，禁止讓人繼續追問：假如時間繼續前進，王子與公主真的從此之後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嗎？真正的現代英雄，他沒有故事，也沒有結局。
沒有盡頭的懷疑很容易就使一個人放棄堅持思考以及據此做出對應的選擇。
很多人在犯錯之後不認為自己做錯事情，拒絕認錯、拒絕擔負結果，他們的理由往往是「…別人（所有人）都是這麼做…」，或是「…犯同樣錯誤的人比比皆是，只有我受到懲罰並不公平…」等等。對我而言，一個人以他人或群體作為衡量自身行動的曲直對錯的標準，聽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但是這確實就是一種我們的生活裡一種再稀鬆平常也不過的、真真實實每天都會大量發生的事情。
當一個人為了要逃開無盡懷疑所帶來的未知性時，同類群聚的場域便彷彿提供了某種安全感，生物性群聚的安全感，人來到其中，把選擇的權力交給群體，自動停止了個人思辨，這意味著停止了對自己的選擇負起全部的責任，把承擔不確定結果的責任壓力分散至群體，而這也是為什麽一個彼此相互依偎的群體裡的成員，必然要極為重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比檢視共同利益或意識形態思想還要嚴格的查驗標準，它要查驗一個人的「心」。
我沒有答案，我擁有的只是困惑。我選擇作為一個外人是為了躲避群體要求的一致性的檢驗。然而，這除了可能可以保存我的個體性以外（或許，還有勇氣），無論是錯或對，我都無法從中獲得到什麽承諾。
──完
[1] 威廉‧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場。「亞歷山大」指亞歷山大大帝，他到16歲為止一直由亞里斯多德任其導師，在30歲時建造了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疆域橫跨歐亞洲，從希臘愛奧尼亞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被認為是傳奇的軍事統帥之一。
[2]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斗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种行為，哪一种更高貴？死了；睡著了；什么都完了」，第三幕第一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