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來這裡消耗的尼古丁他媽的比我在台灣耗的還多。
「肝可以是黑的，但絕對不能是鮮紅的」
阿邦說得沒錯，這句看似荒謬的言論從來到這裡的第二天起就被我刻在墓誌銘裡，在這個忙的要死的地方，用焦油和尼古丁把肝燻黑，也比爆肝加班熬夜耗盡血液裡的血紅素要來得好，至少前者是抽到死的，後者是暴斃死的。在中國，這個抽菸人口比非抽菸人口還要高得多的地方，一根菸所傳遞的價值，可比表面包裝上尼古丁的含量還要來得重。
「媽的，忙的要死，你叫我來幹嘛？」我憤恨地問
「沒啊，陪我抽根菸，然後我們去睡個午覺」 阿邦倒是一派輕鬆
阿邦是我在這裡的主管，大我四歲，退伍後在台灣的社會局領25K，幹了一年之後就到南京這裡，第一次見面鄙視我們所有人（畢竟我們這群看起來就像未開化的中二屁孩），一直到我跟他抽了第一根煙，我就瞬間從打雜的職位變成他的助理。名義上是助理，但實際上我就是要負責陪他抽菸。陪他抽菸也沒什麼不好，他大概是我看過最會抓時間偷懶的人，像現在，其他人都在為了晚上各地方的高層領導的造訪，忙的焦頭爛額、不可開交，用大量腎上腺素抵抗囤積在皮質的困倦和睡意的時刻，我就跟阿邦在冷氣房裡，他在睡午覺，我在寫小說。
任何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地方，都是癮君子的溫床。寒假在上海，十年來外頭第一次細雪紛飛，連在室內吃海底撈也凍的瑟瑟發抖，隨口問了個服務生哪裡可以抽煙，她也隨便指了一個逃生梯「就那邊隨便解決吧」。隨便的像是我在找廁所一樣。推開門，十幾個大叔蜷起身子拄著窗邊的欄杆，顫抖的手夾有一絲絲火光，嘴裡吐出的煙霧比冷空氣遇熱凝結的小水滴要來的細緻，整個畫面像是某個古老民族的儀式，我選了角落擠進這場祭典。來這裡也是這樣，第一晚入住時大廳的警衛大喇喇的哈著煙，無視他座位上頭的禁菸標語，比起周圍斑駁褪色的白油漆，那緊密鑲在牆上的標誌更像是根深蒂固的陳年壁癌。
「我去問問那個警衛能不能給我煙灰缸」阿遠說。
「去吧，順便叫他來修理一下玄關的燈泡」 我躺在床上，一副就是懶得去的意思。
一根煙就足以搭成友誼的橋樑，剛進來的警衛操著厚重的口音，向我們介紹附近的美食小吃，儘管大部分聽不清楚，他卻耐著性子，比手畫腳的嘗試與我們溝通，彷彿相隔多年的好友，仔細地向我們報告他生活的近況。美食倒是不用，菸酒行在哪才是重點。阿遠是我的室友，恰巧我們也是唯二台灣團學生裡會抽菸的，自然而然的就搭上線，只能說是緣分了，但他的打呼聲真的是前所未見，還沒看過打呼聲大到能把自己吵醒然後問我「幹，剛剛是氣爆嗎」我他媽都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除了社交打關係以外，煙的存在更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儘管每個室內都是禁煙區，但那些所謂高層領導（我根本分不清楚），全部、清一色都無視禁菸的存在，這種文化顯然已經成為一種淺意識了，在以黨領政的前提之下，對於那些官員大佬們翹著二郎腿、吐出的氤氳蔓延到後腦的姿態，清潔人員是連屁都不敢放，只能祈求煙灰不要落在難以打掃的鮮紅色地毯，這時候順其自然的狐假虎威，有機會的話領導就會來跟你聊上兩句，要是臭味相投的話搭便車、吃個飯都是家常便飯，甚至有機會官運亨通，事業平步青雲，阿邦就是這樣兩個月內從新人一路晉升到主管的。
如同筆有10塊的雄獅鉛筆和數十萬的萬寶龍鋼筆；錶有兩三百的夜市貨或是上百萬的精品錶，煙一樣有高低價位之分，尤其在中國這個地位階級明顯的社會主義之下。中國的法律有規定煙的價格不能超過100塊人民幣，所以一般的煙約落在12-40塊人民幣左右，但走入鄉村，幾乎都是散煙，一支兩毛、三毛的在賣，至於真正共產黨的高官，抽的煙都是有編號的四大名煙（中華、黃鶴樓、玉溪、芙蓉王），一隻就要上千塊台幣，還有更昂貴的隱藏版，俗稱腐敗煙，因為價格昂貴，這種煙除了拿來做外交以外，已經是一種貨幣單位了（一箱腐敗煙大約是50萬人民幣）
怎麼說呢，中國就是把煙燒的淋漓盡致，除了把煙霧吸到肺裡以外，大概整支煙都已經抽到他們的心了吧，在哪裡看到有人點煙都見怪不怪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