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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精神世界的解碼：談《還願》的感覺結構

身為喜愛《返校》（2017）的玩家，赤燭再次推出第一人稱恐怖遊戲《還願》，當然是要仔細玩個10遍。延續前作以台灣歷史中的政治事件作為概念，說了一個屬於台灣人的鬼故事，《還願》則更將「說故事」推向「經驗」，以第一人稱的遠程在場（telepresent），誘惑玩家跌入與台灣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感覺結構中，而且逆反遊玩地虛弄了玩家記憶中的經驗。這兩次作品的卓越之處，便在於遊玩它們的過程是一種集體思考與經驗，它參考了文化中的各種環節與衝突，以獲得現實生活中未能被實現的解決方案。

只要你是台灣人，那你應該就是一個能夠徹底將《還願》解謎的符號學家。恐怖文本的恐懼來源，總是來自閱讀者本身的社會生活經驗，對昆蟲的厭惡、對腐敗的懼怕，資本主義推動力量下的變異、無法抵抗的國家暴力，或是，難以捉摸的耳語猜疑。《還願》用滿滿的符號打造了一個環境，讓大部分的台灣人都能夠辨識符號指涉，並且從中參考，強烈地推動聯想，自動架構出一個屬於每一個玩家的感覺結構。

發行後的這一個星期，我們看到許多網友的各種「比照」貼文：「我懷疑我到底從還願裡走出來沒」、「我阿罵家的門根本就是美心她家的門」。《還願》濃密地將80年代的符號凝縮成一場夢境。記憶與夢的機制十分類似，主角在《還願》像是做夢般地陷入時間流中，他看見不同時期的符號被揀選在家屋中，並且在追索與解釋裡找到真相：權力與精神的關係。

說實在的，我在玩《還願》時，非常有感，那些場景幾乎本來就以一種「無意識」的方式，存在於我的經驗中。花紋磁磚、洗石子地板、有著粗糙裝飾的木門、藤編的廉價沙發、白色的床頭、奇怪圖案的涼被，連桌上美心的照片，我都有一張一模一樣的角度、姿勢、色調、穿著的照片，他家根本就是我家。

《還願》與《返校》最大的差異，在於遊戲文本清楚地透過「環境說故事」，招喚了玩家的經驗。在符號學家羅蘭巴特的作品《明室》中，提到過兩個概念，是巴特晚期符號學的發展特徵，即「刺點」（punctum）與「知面」（studium）。「知面」是觀看者可以透過理性而判斷出的解讀，例如「房間的燈亮了，可能美心在裡面」，是敘事性的、解釋性的。

而刺點則是在觀看時，心裡好像被針刺了一下，隱隱作痛，那是一種極為私密的經驗，無法言喻的事物。例如我在看見家門頭上的八仙圖時，我想起童年時居住在北縣公寓裡的那種侷促壓迫，而陌生鄰居的道教信仰物品，更是讓我幻象出各種恐怖劇情的催化劑。

我私以為，《還願》所建構出來的集體記憶，是那些在台灣進步現代性中被創造出來的東西，暫時而過渡性的物件，像是侷促的水泥公寓、繁盛的民間信仰與迷信、塑膠製品與三層板木片等等，但在《還願》符號凝縮與歷史化處理下，逼迫著玩家必須對其經驗與懷念。站在當代回頭觀望，我們的發展本身簡直是一種詭異的愉悅。

《還願》把家屋轉成一片異域。佛洛伊德在討論「詭異」（uncanny）時，使用了兩個德文，Heimlich與Unheimlich，前者是「歸屬於家屋的、不陌生的、熟悉的、溫馴的、親密的、友善的」，後者是「隱瞞的、視線之外的、不被他人所知的」，《還願》十分善用這樣的圖式，剛好讓玩家被擱置、游移在兩者中，那些在過去被壓抑的想法，一股腦地被電玩裡的符號機器招喚出來。

不過，玩完後有一個疑問，先前不是說《返校》、《還願》紅到國外嗎？那麼不處於這個歷史經驗中的玩家，他們辨識出的恐怖意涵又是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