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sci-con的發表過後，有不少日本的聽眾來問我，台灣的「好」與「惡」更詳細的解說，我很想做更完整與徹底的解釋，不過這可能會讓幫忙翻譯的朋友忙過頭，所以我在這裡先寫下稍微深入一點的補充說明。
像是「這樣做好不好？」「這是不是比較好？」，比起道德或價值上絕對性的「對」，台灣人確實更在乎相對性的「好」。
「對」是一種簡單明快的狀態，認定所有的問題都有一個「絕對正確的標準答案」，不照標準答案作就是錯的，惡的，不好的。
「好」是一種會隨時代與環境不斷改變的界線，在上一個時代「好」的事情，在下一個時代很可能就變成「不好」或是「邪惡」了。
具體地說，台灣的「好」除了是一種道德上具有主動意義的狀態之外，更是一種「如何在這個時代裡生存」的智慧性標準。
也因為台灣的「好」的基本要求是能夠在當下的時代裡生存，所以「好」的標準必然受到環境與政治的影響，隨著不同的時間做出不同的改變。
而這個隨著時代改變的「好」的標準，同時也影響了「惡」的界線。
相對於「好」這個很複雜的東西，「惡」其實就相對單純許多。
「好」是隨著時代改變的生存標準，「惡」就是在這個生存標準下，「不擇手段的界線」。
舉例來說：
台灣曾經遭遇過二二八事件的社會菁英集體消失慘劇，在那之後的白色恐怖時代裡，「好」的標準就瞬間降低到「能夠活命」這麼低。
只要能夠活命，不管動用什麼手段都可以的結果就是，那個時代的台灣人活得異常小心，不敢說政治，不敢說思想，不敢說任何可能害自己喪命的事情。不擇手段地隱藏自己，保護自己，猜忌他人，防備他人。
這些都是「惡」的行為，但是為了達成活命的「好」，只能這麼做，也不惜這麼做。
又比方說：
為了考上更好的國中與高中與大學，達成學歷亮眼的「好」。
不惜逼小孩從小就一直去補習班，上課的時間比父母上班的時間更長；或是走後門疏通管道，讓小孩可以有更大的優勢進入好學校；又或是很古典的花錢請老師下課後額外補習，傳授小孩只有這種課後輔導才能學到的「考試一定會考」的內容。
後面這些行為同樣也都是「惡」，但是為了達成考上好學校的「好」，很多父母會不惜這麼做，或被迫必須這麼做。
台灣「好」「惡」相依的文化核心背負著相當複雜且深沈、幽暗的歷史。今天的我們是因為前人的犧牲與努力，才能夠在比較光明的地方，一個更能與世界普遍價值觀銜接的位置，討論並發表這些內容。
這種「好」「惡」相依的核心，我認為可以跟大家普遍聽過的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做對照。
從最底的「生存」、「安全」，到較高的「社交」、「尊重」，還有最終的「自我實現」。台灣的「好」的標準就是這樣一路攀爬上來的。
當這個「好」的標準爬得越高，「惡」的界線就會相對被縮限。從最底層的「為求生存，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到最高層的「就是為了實現『好』的目標與價值，所以有些事情絕對不能做」，台灣一直在進行這個「好」「惡」界線的平衡過程。
不管是政治或生活，文化或創作，每個台灣人都一直在進行所謂的「義利之辨」，隨著時代調整想要達成的目標––也就是「好」的方向，與達成目標的手段––「惡」的界線的調整。
但我們最終的目的其實早就已經定下了，就是要「好」。
在原住民的時代，他們的「好」是資源不虞匱乏。
在日本統治的時代，他們的「好」是能夠跟日本人不相上下，甚至比日本人更好。
在蔣介石統治的時代，他們的「好」是能夠活下來。
在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好」是自由、民主、獨立的未來永續。
台灣的文化核心並不穩定，因為我們直到現在都還在不停吸收外來的文化，重塑自己的內容。
但我們要前往的方向從很久以前就已經確定，那就是「我們是小國小民，我們是好國好民」。
雖然專屬台灣的文化主體性還沒有獲得一個定論，但我可以肯定，那絕對是個追求「好」，包容「惡」，隨著時代演變，不停拿捏「我們與惡的距離」的一個文化。
為了達成這個時代的「好」，我們可以允許多少程度的「惡」？
這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
這就是台灣文化的核心。
補記：
既然提到了還沒定論但大致有方向的台灣文化主體性，我在此也提出一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可能方向吧。
那就是「我全都要」。
在追求每個時代的「好」的同時，保持一種「邪惡的彈性」。
好的我要，惡的我也要。
我全都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