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48 @ 20190731 論東亞帝國的財政僵固

20190806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48集整理文稿

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布時間：2019年08月06日

整理者：三馬兄

[00:00:08]主持人：我上個周末聽了您跟王清營和鄭旭光的對談(20190726)，裏面有幾個概念想跟您再做探討。首先您說，現在的時間綫不管是對溫和派中國人、中國共産黨、臺灣、東突還是香港都異常緊迫，意識形態和思想的力量在短期間內並不是考量的重點。可以消耗中國共産黨多少資源，或者是可以提供給共産黨多少資源，這個分析的角度才靠譜。您提到臺灣幾乎牽制了貴匪所有的海空軍能量，而且消耗了至少1/3左右的統戰預算。這個量級大概是這樣：海空軍加起來，臺灣大概有7萬人左右，每年的國防預算大概是100億美金。反向推估，中國的海空軍以及飛彈部隊總共有80萬人。拿來準備侵略臺灣和統戰臺灣的預算，依照您之前的測算，大概在整個臺灣政府的總預算這個數量級，就是每年1000億美金。如果是看新疆這邊的話，新疆消耗了貴匪至少一半的精銳陸戰部隊、輔助部隊和武警，所以這是50萬人的規模。還有1/4的維穩預算，這也是每年大概500億美金的規模。維吾爾人比臺灣人牛逼，他們的兵力換算比大概是1:50。重點是，您的推估是，只要有3個臺灣量級的麻煩或者5個新疆量級的麻煩，貴匪就不復存在了。中國的總經濟體大概是每年12萬億美金，3個臺灣量級只有3000億美金，這只是2.5%。以共産黨對社會的汲取能力，難道不能讓溫和派中國人全部餓死來擠出這些資源嗎？他們在韓戰的時候顯然可以汲取社會至少10%的資源來投入戰爭，爲什麽您現在認爲他們連3%都抽不出來？

[00:01:58]劉仲敬：北洋艦隊的資源在大清的預算中也是很少的，但是大部分預算是動不了的，流動的資源是很少的。一半的中國人連支持六個月的存款都沒有。實際上大部分的政府開支也都是用在人頭費上面的。兩千個縣當中，至少有一千五百個縣，80%以上的預算開支是用來支付教師和公務員的人頭費的，而且還經常拖欠。在這種情况之下，哪怕是有一點點波動，它都會經受不起的。順便說一句，這其實是一個歷史規律。即使在忽必烈時代或者李世民時代，情况也是這樣的。東亞經濟的特點就是，與其說是總量不足，不如說是以編戶齊民爲基礎的經濟體制是極度缺乏彈性的，它的預算是僵硬的。像康熙皇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實際上是固定了帝國的財政收支體系。因此，有事情的時候，表面上看上去富厚的宮廷根本拿不出額外的開支來，連打一場緬甸戰爭都對付不了。

[00:03:06]忽必烈之所以要用那些色目人，儒家的歷史學家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壞人，像阿合馬 (Ahmad Fanākatī) 之類的人，來做財政大臣，根本上就是因爲，金宋兩國的巨大人口發揮不出必要的財政機動性，還是需要有這些伊朗或者突厥來的穆斯林商人，他們是精通高利貸和商業的，來提供流動資金。這種行爲在儒家學者看來就是壞人，但是實際上大多數時代的財政都是這樣的，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完全就依靠財政和軍事革命來展開。儒家的歷史學家，現代的歷史學家也是這樣，由於受到中國主義歷史發明學的影響，對唐人和元人採取了不公平的雙重看法：他們把李世民發明成中國人了，却還沒把忽必烈發明成中國人。其實這兩位仁兄的歷史作用是差不多的，而他們的財政方針也是一樣的。你只要查一下唐朝的財政史，立刻就會發現，跟忽必烈是一模一樣的。財政官，特別是安史之亂時期跳出來的財政官，全都是伊朗人。

[00:04:19]而他們實行的征斂政策，也照樣被我們可以說是代表了小地主階級利益的儒家士大夫階級駡得一塌糊塗。當然這也完全可以理解。小地主就是比普通貧下中農只是稍微富裕一點點，他們的積蓄是不多的。稍微在財政上折騰一下，他們就要傾家蕩産。對於依靠商業方式來搞錢的做法，無論如何都是增加了他們作爲消費者的負擔。所以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滿意，一心想要恢復到以穀帛 — — 就是穀物和布匹爲基礎的經濟，這兩種東西是小家小戶的編戶齊民都可以直接生産的，他們連銅錢都不高興用。但是這樣的徵稅成本當然是很高。這個徵稅成本之高，正是1958年實行人民公社的主要原因。

[00:05:08]一家一戶每人給你交兩口袋糧、兩塊布，小地主對這種前景感到非常滿意。但是從政府的角度來講，你要養多少公務員？農村像馬克思所謂的一袋馬鈴薯，你要挨家挨戶去徵收。比如說一個縣裏面要是有幾十萬戶的話，你丫至少要有幾萬公務員下鄉去跑。徵來的幾匹布和幾袋糧食連給公務員吃飯穿衣都不够，這些公務員不是要花錢的麽。所以不能有這麽多公務員，一個縣裏面有幾十個公務員就不錯了。但是有幾十個公務員平時駐在縣衙裏面審案子都不够用。他媽的，一個縣至少有幾百個鄉，一天到晚縣太爺帶著這幫人到各鄉去跑，那麽縣衙門都空了，這怎麽可能，連審案的人手都不够，所以要講究息訟。我們要明白，道德的背後都是有利益結構存在的。什麽叫息訟？就是希望儒家的宗族長老自己調解調解，不要把事情鬧大。如果大家有了事情都到縣衙裏面打官司，我老人家累死了。當然，我老人家也會順便收一點賄賂諸如此類的，但就是這樣的話我也要活活累死。

[00:06:14]既然徵稅成本如此之高，那麽勉强征來的糧食和布匹只是够本縣公務員的日用。在倉庫裏面存一部分，然後運一部分，比如說運到洛口倉去，作爲國家的積蓄。隋煬帝征高麗的時候，洛口倉的倉儲順著大運河運到遼東去。幾十年的儲備，一年打仗就花完了，然後各種支持不住，沒有金融經濟可以支援他們。所以，安史之亂起來的時候，就要派波斯人出身的大臣到洪州、揚州這些商業城市。這些商業城市的商人其實跟上海租界的商人一樣，最大的商人一般是猶太人和歐洲人，當時最大的商人一般是波斯人和印度人。向這些商人借錢，借了錢以後有各種抵押，諸如此類的手段。最終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要麽用茶葉這樣的經濟作物來做抵押，給茶葉漲漲價，實行茶葉壟斷。買茶葉的消費者往往也是小地主之類的，自然要吃虧，物價各種上漲之類的。他們自然對這種經濟體制感到不滿意，但是以編戶齊民爲基礎的經濟體制就只能是這樣。國家的鑄幣適應編戶齊民的需要，以銅錢爲主。就像白居易的詩歌當中所說的那樣，廣大小地主認爲銅錢都太過分了，我們要賣多少糧食才能換來一串銅錢，你直接收糧食不好嗎？他媽的，國家收那麽多糧食，堆積起來，運輸不便。好不容易千辛萬苦地運到洛口倉去，幾十年就壞掉了。等到真要打仗需要錢的時候，你又一個錢也沒有。

[00:07:48]相反，像撒馬爾罕和布哈拉的薩曼王朝，它的主要收入照蔣介石的說法叫做統稅。統稅是什麽？工廠稅。大企業賣出貨物，先給政府交一筆錢，然後它自然會漲價，向消費者要錢。大企業是很集中的。比如說，山東莘縣幾十萬戶小農，你收他們的錢，累死你；但是保定城裏面就只有那麽幾十戶大商號，坐著收他們的錢很容易。還有就是鑄幣稅。人家鑄的是第納爾(Dinar)和迪爾汗(Dirham)，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金幣和銀幣，金幣上面打上國王陛下的印章。比如說，價值二十萬的黃金進來，我立馬鑄成價值八十萬的金幣出去，六十萬的差額就來了。你去向四面八方的小農徵稅，你征幾十年都征不到六十萬來。所以，那幾個商業城市的稅收比大唐帝國的幾千萬人口的稅收還要多。但是這一套大唐帝國玩不來，因爲它已經嚴重費拉化了。它依靠波斯商人玩了這一套以後，被廣大的士大夫階級駡成狗。很顯然，在廣大小地主和士大夫階級的這個階級聯盟的統治之下，在社會上和官場中有很大影響的情况之下，你只能是這樣。

[00:09:04]這就是爲什麽共産黨發動土地改革的原因。如果不能把地主和士大夫這個階級連根鏟掉，你還是沒有辦法從農村搞到錢。鏟掉了以後，比如說1952年沒有地主了，但是也沒有人民公社，於是就變成一個均田制的、徹頭徹尾的小農結構。這正是儒家文人學士最喜歡的事情。什麽時候能够實現這種狀態呢？李世民和朱元璋的時代。請問他們是怎麽做到的？靠張獻忠他老人家的幫助，因爲他們前面就是張獻忠。張獻忠背上了一切惡名，從容不迫地殺了一遍以後，全國到處都是荒地。這一下，實行均田制一點問題都沒有。荒地白給你，一點問題都沒有。如果是有主的土地，那障礙就很大了。大家都是小農，於是我們一人交兩塊布、兩袋糧食，問題就解决了，皇上聖明。其實不是，只是皇上趕上了好時代而已。再過幾十年，情况就要不妙了，因爲地主階級隨著經濟形勢的演化會自然而然形成，而皇上又不能够說是像張獻忠一樣無差別屠殺一番，於是問題就立刻産生了。地主階級有了幾個錢，就要送他的子弟去讀書，於是經濟上的地主階級就變成政治上的士大夫階級，然後他們自然會用孔子孟子仁義道德的話來套皇帝，皇帝還不一定套得過他們，於是這個事情就整個麻煩了。

[00:10:32]我們要注意，其實共産黨跟民運人士相比起來，共産黨是撒謊較少的一方。共産黨英明而且正確地指出，這樣下去是玩不轉的。這個玩不轉不是他們自己發明的，而是斯大林同志本人的經驗。斯大林同志爲什麽要搞農業集體化呢？因爲斯大林同志在新經濟政策時代，他本人就曾經接受過到西伯利亞下鄉催糧的偉大任務，他去做政治工作，號召廣大農民多交一點糧食。他對西伯利亞的農民這麽說：“哎呀，農民兄弟，我看你們的糧倉裏面有這麽多糧，你們爲什麽不多給我們一些去支援工業建設呢？”農民抽了一袋烟，慢悠悠地回答說：“哎呀，斯大林同志，我看莫斯科的花布堆積成山，你不能便宜一點賣給我們嗎？”斯大林同志氣得七竅生烟。按照蘇聯黨內小道消息和小册子作者（當然是逃到西方的那些黑他的蘇聯前共産黨員）得出的結論，他老人家就是經過了這樣痛苦的經歷以後才對狡猾的、可惡的農民實在是沒有好感，覺得要好好收拾一下。

[00:11:41]當然，我們不能把斯大林想得那麽猥瑣。他主要是一個政治家，政治家的個人情緒和個人受的委屈是次要的，主要是能不能玩得轉的問題。國有企業賣的高價花布放到比較自給自足的農村去，你如果不用列寧同志那種硬搶的方法，人家就是不買你，你怎麽樣？國有企業用從英國企業家和德國企業家那裏沒收來的廠生産出一批花布來，送到農村去，定一個不合情理的高價，準備好好坑你們一下。農民表示說：“他媽的，我不買了，我自己去穿土布衣服。於是，我吃我自己的糧食，穿土布衣服。我穿土布也能過日子，你們城裏人能不能不吃我的糧食過日子？”這樣一來，布哈林同志的新經濟政策就可耻地遭到了破産。

[00:12:27]照斯大林同志的解釋說，這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問題，廣大富農階級正在向黨進攻。如果我們不拿出戰時共産主義的專政手段來粉碎富農階級的進攻，我們得不到糧食，那麽我們的國有企業的花布白白生産出來，賺不到錢，整個國有經濟體系都要垮臺。那麽辦法就只能是，建立集體農莊，通過集體農莊的黨委書記消滅廣大農民的私有財産。他們的糧食都變成集體農莊的公産了，然後農莊書記把它交給國家，徵稅成本立刻就减少了。集體農莊書記可以做到拜占庭皇帝、俄羅斯沙皇、大唐皇帝和大清皇帝的稅吏做不到的事情。人家那個號稱專制國家的拜占庭皇帝、莫斯科大公、俄羅斯沙皇、大清皇帝和大唐皇帝，他們的專制政權的基層幹部是很少的，權威也是很少的。他就像石壕吏那種情况，抓到幾家就行了，他不可能挨家挨戶跑遍全農村的。只有建立集體農莊才能解决這個問題，才能解决對口問題，才能解决徵稅成本問題。集體農莊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根本上就是編戶齊民體制實行超工業化計劃的必不可少的對應措施。

[00:13:56]當然，這是一個瓦房店問題。斯大林同志很英明地把魯登道夫那套技術移植到蘇聯，實現了農民的顆粒歸公和集體農莊的全面覆蓋。而且赫魯曉夫搞改革開放也沒有把它取消掉。一直到蘇聯垮臺，集體農莊才垮臺。而毛澤東，當然毛澤東並不是一個像鄧小平、劉少奇和周恩來那樣真心實意的共産主義者，他毋寧說是一個在儒家文化當中像智多星吳用、托塔天王晁蓋、及時雨宋江那樣的隨時隨地都在産生的混江湖的破落小知識分子。要講學問，跟大地主階級出身的翰林相比，譚延闓他老人家是翰林，他跟譚翰林比學問是比不過的。要搞科舉或者留洋，那是萬萬不行的。但是他還是比普通的、真正的江湖人物（貧下中農、江湖上的土匪、袍哥、豪客之類的）讀的書多一點點。所以，吳用他老人家要想到汴京城去當大臣的話，蘇東坡會一脚把他踢回來；但是他上了梁山去跟晁蓋他們混的話，人家覺得他簡直是一個天才。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根本就是這個社會瓦解的正常産物。他不是徹頭徹尾的共産主義者，所以他對共産黨也是採取利用態度的。

[00:15:20]而共産國際到了遠東，它是缺少帶路黨的，兩眼一抹黑。它首先找到的帶路黨是李大釗那種人。李大釗是北洋餘孽，章士釗和段祺瑞的人馬，精通在各路軍閥當中當掮客的藝術，所以能够給他把馮玉祥拉過來。但是正如長征的故事告訴我們的那樣，經過最初幾次打，馮玉祥、張發奎、葉挺、朱德這些舊軍閥勢力漸漸被蔣介石打垮了，因此像李大釗這種級別的掮客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像瞿秋白這種掮客，他針對的是什麽？城市中的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是一心想要鬧事的。像江青同志這種人，很容易被瞿秋白同志統戰掉。但是上海已經丟掉了，我們已經被趕到偏遠農村了，這一招也用不了。現在他們能够用的就是針對王佐、袁文才、山寨土匪這些人的第三種掮客，這第三種掮客就是毛澤東最適合。可憐的朱德同志酸溜溜地說，我沒有毛澤東那麽下三濫。那當然，他畢竟是滇軍的軍閥出身，軍閥的階級地位比毛澤東至少要高一點，所以混江湖他老人家就是混不過毛澤東。而紅軍已經淪落到混江湖的地步了，所以他也就只好跟張聞天一起乖乖讓毛澤東上位了。

[00:16:40]毛澤東對共産主義體制是利用爲主，他的目的是自己當皇帝。所以周恩來、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都對他很不滿意，認爲他們按照蘇聯標準搞的這套標準的、很科學的計劃經濟讓毛澤東這個萬惡的富農分子、農村小資産階級和游擊英雄在各種折騰以後搞得一塌糊塗。但是毛澤東本來也沒想讓它搞好，搞好了以後我還能坐得住嗎？對於游擊英雄，在蘇聯內戰時期的照例做法就是，紅軍和白軍還在打拉鋸戰的時候，先封幾個官，讓政委監視你；然後打到差不多，看來紅軍快要贏了的時候，就把你拖出去槍斃掉。毛澤東當然知道，如果讓你們搞成了以後，他自己的下場是怎樣的。所以他成心不讓你搞成，各種方式給你搗亂。

[00:17:24]當然，他搗亂還是一個次要因素，關鍵還是成本因素。俄羅斯社會是介於歐亞之間的社會，它編戶齊民的程度是遠不如東亞的，它所謂的徵稅成本高是根據德國來說的。像斯大林同志感到困擾的那些問題，魯登道夫其實是沒有的。德國的農場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已經是電燈電話一應俱全，根本就是農村資産階級。這對於他們來說就是一個議價問題，而且農場主也是有自己的政治組織的，他們的政治組織跟軍事工業委員會討價還價一下。這個性質就像是，比如說加拿大乳品公司的托拉斯，基本上加拿大的乳品進口到芝加哥以後它可以全都包辦，到芝加哥的市場上去跟芝加哥的資本家一番討價還價就行了。這些托拉斯是什麽？按照自組織的理論來說就是富裕農場主和富裕工廠主産生出來的討價還價組織，有院外活動集團的能力，它是自組織的一個升級。但是落後的俄羅斯産生不出這樣的東西來，所以徵稅成本就特別高。再加上打土豪的時候把比較上層的地主階級給打倒了，於是農村變得更散了。

[00:18:40]東亞的形勢比起東歐來說當然是更加糟糕。本來大清帝國就比俄羅斯帝國要更散、更落後一些，然後鬥地主又把比較上層的土豪給鬥掉了，因此毛澤東面臨的徵稅成本問題比斯大林要更爲嚴重。而他根本不關心共産黨。他說過，“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你劉少奇有兒子，我毛澤東可沒有兒子。他是不在乎你們紅二代的下場的。所以他就面不改色地聽任人民公社只搞了幾年時間，在六十年代就垮下來了。這是蘇聯所沒有的。這個跟左派還是右派沒關係。改革開放還沒有開始，人民公社就垮掉了；而蘇聯在改革開放已經開始幾十年以後，集體農莊還能够維持得住。這根本就是一個組織力量的瓦房店問題。換句話說，像趙紫陽和華國鋒這樣從土改産生出來的農村幹部或農村小知識分子是沒有辦法跟斯大林的幹部比的，他頂不住，於是農村自動地回到小農經濟。

[00:19:47]1978年其實是對1972年的一個讓步，它承認了只不過是農村早已發生的事情。黨委書記已經沒有能力把人民公社組織起來，農村自動地恢復了小農經濟。小農經濟的農民肯定要賣黑市鶏蛋和糧食之類的，然後相應的市場經濟或者商品經濟就不得不承認了。商品經濟有兩個起源。第二個起源大家比較熟悉，是克林頓總統搞出來的起源。它是對外的，因爲中國國內沒有技術開發能力。改革開放是引進技術的必由之路，但不是唯一之路。早在計劃經濟時代，從日本和德國引進的化肥解决了中國的吃飯問題。我們要注意，是這些化肥廠在1972年以後由陳雲同志引入，解决了廣大人民群衆的吃飯問題，而不是廣大知識分子胡扯的1978年的改革開放。那些小農偷偷賣鶏蛋雖然解决了他們自己的問題，但是對於改進技術和提高産量實在是無所幫助。提高産量的是化肥，而化肥是外來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西方勢力的話，餓死一半人是正常的；如果有西方技術輸入的話，那麽你內部實行什麽制度其實關係不是那麽大。

[00:21:03]1978年的商品經濟和世貿組織的市場經濟不是一回事，市場經濟是專門對付外商的，商品經濟是用來對付那些自發産生的偷偷賣鶏蛋的富農分子的。他媽的，抓反革命分子，我們的人都不够用了，要想把走私的富農一個個抓起來的話，監獄都沒有那麽多。算了，我們讓一步，我們承認你們這個商品經濟好不好。再加上，廣大幹部拿著城裏面的固定工資，他們也很想買便宜貨，他們也很想跑到黑市去買便宜鶏蛋，並不高興靠你的糧票和布票過日子。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是以農村爲主的，實際上就是對農村私營經濟的一個勉强的承認。當然，這樣做是不行的，這樣做等於是向農村聚斂的機器有整個垮臺的危險，征糧之類的還經常發生打村幹部的事情。那麽怎麽解决呢？有辦法的，這個是有歷史先例的：鹽鐵政策，國家壟斷鹽業和鐵業。

[00:22:10]農民你這麽牛逼，你有本事不買鹽嗎？哈哈，所有的鹽都從國家這裏買，我們國家給鹽漲一漲價。歷代賣鹽的收入常常占朝廷收入的一半，爲什麽？因爲征直接稅、向一盤散沙的小農徵稅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集中起來賣鹽，我看你能跑到哪裏去。這就是一種雛形的國家社會主義。然後九十年代以後國家開始廣泛運用這種手段征錢，最主要的一項就是房地産。古代王朝只能用賣鹽賣鐵的方式，現在可賣的東西就多了，比如說種子。你用自己的種子也行，但是你的産量很低。高産的種子從哪兒來？外國來。誰能跟外國打交道？只有共産黨。當然，農業機械、化肥諸如此類的一切都是這樣。城裏人叫喚得最凶的是房子，因爲他們吃虧最大的就是這個，但是其性質是一樣的，都跟桑弘羊和王安石的鹽鐵政策是一模一樣的。資源全都是外來的，共産黨包賣，片面定價，要多少錢有多少錢。這種方式徵稅真是太爽了，而且徵稅成本也可以降下來，於是各方面的問題就解决了。

[00:23:27]但是還有一半問題沒有解决：公教人員的開支和人頭費還是細碎的。隨著物價的上漲，他們的人頭費也相應增長。結果，開支結構上面，大多數的開支是在人頭費上面。也就是說，實際上，在不大幅度裁剪公務員的情况之下，改變財政結構是不可能的。要搞北洋艦隊之類的東西，你必須還得另外籌款，比如說搞金融上的各種把戲。同時，間接稅也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它會産生出像張士誠、黃巢這樣的鹽梟。走私鹽販子賣的鹽比較便宜。鹽從哪兒來的？也許就是從官府裏面偷賣出來的，但是這不重要。他肯定要武裝販鹽，搞黑社會，只有黑社會才能武裝販鹽。等到國家財政緊張的時候，就要鎮壓你們這些鹽梟，要不然我們國家的錢就增加不起來，然後就會互相打起來。厲害一點的鹽梟就會搜羅幾個像毛澤東這樣的破落文人，打出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偉大旗號，於是他就會自己當皇帝了，於是黃巢和張士誠之類的人就嘩啦嘩啦起來了。

[00:24:39]各方面的財政都是缺乏彈性的。像宋徽宗北伐燕雲的時候，他順便向河北的廣大居民額外徵收了一筆錢。理由是，以前的國防主要在北平，遼人、金人打過來的時候肯定是打你們的。現在我們收復了燕雲，你們就不用挨打了，是不是可以出一筆錢給我們。於是，朝廷正供一點也沒有動，天子的私房錢一點也沒有動，他用向河北人民這裏收來的這筆戰爭特別費支付了童貫的北伐軍，然後這筆錢還有盈餘。北宋跟朱熔基以後的中國很相似，是一個托勒密式的朝廷自己經商的國家。國家自己給自己經商，那肯定是很能發大財的。賺來的錢在汴京府庫裏面，除了宋神宗留下來的府庫以外又另外加了好幾個，然後金人入汴的時候全都送給了金人。後來儒家學者一天到晚駡他們，就是因爲這件事情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但是這你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被黃仁宇他們吹成是很有財政靈活性的宋朝，它的財政其實也是沒啥靈活性的。宋朝其實沒有另外建立新軍，北伐軍就是西軍，從西夏前綫調來的軍隊。但是，軍隊駐在原地，它的開支是有固定來源的；開撥出去，無論你打仗不打仗，只要你行軍，就需要有額外的開支，這筆錢需要另籌。於是就通過這種方式向河北人民收到了錢，而且還本著很好的商業頭腦額外賺了很大一筆盈餘出來。

[00:26:14]每一次增加新開支，都要通過諸如此類的方式額外開一道門，另外搞出一套專項收入出來。而原有的雖然看上去好像很大的收入，就算是你能動，也是需要時間的。假定你實行了某種改革，但是軍事行動是只顧眼前的，眼前就需要錢的話，你必須在眼前去籌。而共産黨的財政體制是蘇區財政和王朝財政的綜合體。從公教人員的開支來講，它是一個剛性的王朝財政；從打土豪、沒收財産這方面來講，它是一個蘇區財政。兩種財政的唯一共同點就是沒有預算制度，沒有真正的財政核算。它寫在紙上的預算是不執行的，跟它實際上籌款的方式之間沒有關聯。比如說大多數地方政府的款項實際上是來自於城投公司的，它賬面上的預算是根本沒有什麽重要意義的。

[00:27:16]比如說，在美國的匪諜活動其實跟蔣介石在抗戰時期在香港開的那些公司是一樣的，是由党國可靠分子在加州開的什麽公司轉帳來籌款的。這些人弄不好就是葉劍英他們的侄子或孫子，至少是他們的部下。他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蔣介石的手下也有這個問題）頓時覺得，按照美國法律你好像是拿我沒辦法的。我把這些錢算在自己名下，自己開公司，然後卷跑了，你也只能够派竹聯幫來暗殺我。如果不派竹聯幫出手的話，按美國法律，這個他媽的就是我的私有財産。你敢到美國法庭上去承認這是共産黨情報組織給你撥的款嗎？你不敢。所以你弄來的錢在西方世界就是屬黑錢一類的，是很容易被人坑的，而且是不斷被人坑的，從1978年到現在已經不知道被人坑了多少次了，流失量是非常大的。當年蘇區也是這樣，蘇區和上海之間的交通綫是運共産國際通過上海宋慶齡這些人送到蘇區的那些黃金的，沿途上的幹部往往會帶著錢跑掉。一直到五十年代，全國淪陷以後，公安部門還在抓這些帶著錢跑掉的前幹部。當然，蘇區實行計劃經濟，那麽蘇區負責販鹽、販土特産的這些貿易公司的幹部跟朱熔基時代的幹部也是一樣的，撈到了足够的錢以後就會往國統區跑，然後政治保衛局爲了抓他們必須得煞費苦心。

[00:28:47]所以，整個體制都是這樣的，他們維持的時間非常短暫，因此機會窗口是非常短暫的。一過了這個期，等於說是橘子擠幹就要維持不住了。每一次財政籌款的手段都是臨時性的，只能維持幾年的，然後接下來又要搞各種新東西。現在的情况就是，你如果另外再搞什麽新東西，那麽就需要另外的籌款手段。要麽你發動一場運動，好好整治一下這些負責花錢的人，把他們好好砍一筆，要麽你打土豪分田地，把溫和派中國人的錢從手裏面撈出來。這兩者是必居其一，而且可能還是兩者同樣都要。要不然，前綫的開支是自動指數增長的，急如星火，不能够等待。然後這種開支無限增長，總會到張士誠之類的人物出現的那樣一個相應的節點。這個節點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江西、廣東、雲南、四川，觸到成本和效益平衡點的時間是各不相同的。

[00:30:00]當然，最糟糕的就是所謂的城市中産階級，他們用斷子絕孫的方式來還房貸，希望將來的情况會更好。但是將來的情况肯定不會更好，所以他們已經死定了。但是他們還沒有清醒過來。如果清醒過來，立刻就會撂挑子，那麽經濟就會整個崩潰下來。但他們還在抱著虛假的希望還房貸，所以他們暫時還能支持幾年，但是支持的時間絕不會太久。外資企業一旦撤走，技術輸液管中斷以後，整個現有的改革開放經濟體系迅速就會垮臺。這就是說，你的收益要削减到1990年，但是你的開支却已經相應膨脹起來了，不但不能收縮一點，而且早在江澤民時代就已經制定好計劃在幾十年以後軍事現代化要達到什麽水平。我們要注意，最大的開支永遠是軍事開支，其他的各種開支加起來還不如這一項。而且，軍事開支即使不增加，要養護也是需要巨多巨多錢的。這種游戲一開始就是存在一個致命交叉點的。就算你算不清楚，頂多也就是算不清楚這個交叉點在什麽時候出現，但它注定會出現，落後的社會不可能支持一個强大的（用共産黨的話說就是）上層建築。

[00:31:17]蘇聯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上沃爾特”（注：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私下對蘇聯的評語），而俄羅斯帝國則是一個沒有核武器、但是農民還能够吃飽飯的帝國。從軍事上來講俄羅斯比蘇聯要落後，但是就農民的生活來說俄羅斯帝國又比蘇聯要强得多。蘇聯强大的秘密其實全都在這裏，共産黨的秘密也全都在這裏，就是用各種諸如此類的方式。但是方式不重要，最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由於它財政的細碎結構，大部分已經確定的開支要改起來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它會觸動體制內部的引爆點。要想體制內部平安無事，而這些開支你是不能隨便動的，而且還要繼續增加才行，那麽就得在開源那方面打主意。而你的房子像是花布一樣賣不出去的時間並不遙遠。例如南陽有一半的地方都賣不出去，南陽是離駐馬店很近的地方。而上海的房子賣出去以後，很可能賣了這個房子，哪怕是到加州灣區來買房子，都比在上海便宜。

[00:32:23]那麽爲什麽會有那麽多白痴沒有把他們的房子賣掉？那就要靠軟硬結合的方式。軟的方式就是，中華民族注定要崛起，所以嘛，你們搬進北京城去是沒問題的，宇宙中心位於五道口。如果中國並不能崛起的話，那麽你沒有及時賣掉你的房子到美國去買房子，你就是一個大傻逼。所以這個謊話是必須維持的。但是維持這些謊話就必須要有一些實際的東西，你不能全靠一撥五毛在那裏吵吵，你還真得有一支艦隊開到索馬裏才行。然後這支艦隊又要花更多的錢，那麽你必須把房子的價格再提高一點，就像是宋徽宗要把鹽價再提高一點一樣。鹽價再提高一點，就會有更多的人賣掉房子跑到美國。

[00:33:09]於是，爲了防止他們賣掉房子跑到美國，你絕對不能對臺灣和香港讓步。如果事實上你已經對臺灣和香港讓步的話，那麽誰還相信中國會崛起呢？中國要崛起是不能讓步的，不能讓步就需要有更多的軍艦。你完全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死循環。你一旦套進去以後，就像是吸毒者一樣，那是飲鴆止渴，永遠也搞不完的。當然，新疆問題就更嚴重了。共産黨編出的謊話是這樣的：穆斯林是很落後的，扔扔石頭就不錯了，而我們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國。我們雖然打不過美國，但是打除了美國的其他地方還是沒問題的。如果你突然從新疆撤下來，那就有一個問題：他媽的，你連叙利亞人都打不過，你不但不是世界第二大國，而且在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國家當中還要排在穆斯林的後面。這樣一來，房價是不是馬上就要垮臺了。所以這個謊話必須維持，我們絕對不能撤退。

[00:34:02]這個道理就跟蔣介石絕對不能從瀋陽和北平撤退一樣。如果他把緬甸遠征軍從瀋陽和山海關撤退回來保衛南京，那是多好的事情，但是不行，大國崛起。他有義務證明，他不是像李宗仁那樣的地方性軍閥，他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世界四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他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就維持不住。所以他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遠征軍在滿洲被一點一點打光。然後等到這些人被打光了以後，萬里長江除了一些保安團以外根本沒有人守，連川軍和滇軍的精銳都被他調到滿洲去打光了。所以，共産黨也只能走這條路。事情走到這一步了，你問崇禎皇帝能不能在李自成兵臨大同的時候撤退到南京，或者說是蔣介石可不可以從海路把瀋陽和北平的軍隊撤回來保衛南京？答案是，在軍事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政治上有可能的話，連抗日戰爭都不會爆發了。他如果可以這麽做的話，當初他還不如直接承認滿洲國獨立算了。已經走到這一步，他怎麽可能撤回？現在就是已經走到這一步了，我們不要抱任何幻想。

[00:35:22]現在的輿論製造者，不像是大明朝和大宋朝那個時代那樣是由有土地的小地主知識分子組成的，而是像國民政府時期的那些重慶的公教人員。他們發出的鼓噪就是：“完全是因爲上層人物太腐敗了，比如說是孔祥熙的女兒坐飛機帶著狗。只要上層人物把他們的待遇降低到小學教師的水平，也就是降低到我們的水平，同時肅清一些貪污腐化，抗戰是能够打下去的。”當然這話是純屬扯淡。他們製造出來的輿論，你撥開那些意識形態的外表，他們說出來的涉及財政和軍事方面的話就是這樣的：要按照小資産階級的待遇，而且還是後方小資産階級的待遇，給前綫的大將們支付待遇，然後戰爭就能打贏。當然這是純屬扯淡的事情。蔣介石再怎麽低能，孔祥熙和宋子文再怎麽腐敗，我敢肯定，都比重慶《大公報》的那些萬惡的小知識分子要英明一百倍。習近平和劉鶴就算是白痴，也比廣大的公共知識分子要聰明五百倍以上，他們採取的做法已經是目前的情况下能够採取的最好做法了。當然，在這樣的輿論約束之下，他們是更難撤退了。再向前一步，就只有打土豪分田地，而這一步他們又做不徹底，所以他們只能够讓著給毛澤東。

[00:36:45]所以，習近平的下一步也肯定是撈錢，撈溫和派中國人的錢。用什麽形式，那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這些錢撈到手。這是最後一筆錢，撈到手以後，在最後這筆錢花完以前幹一票大的。當然不幹也行，等著軍艦慢慢銹爛，我也沒意見，但是這個對歷史的差別不大。無論是軍艦銹掉，還是它打出去、在琉球群島或者什麽地方被美國人打沉了，效果都是一樣的。反正是神話破滅，房價一落千丈，像是布票和糧票一樣可以配給，根本不用花錢買，整個經濟體系完全坍塌。只要大國崛起失敗，結果就肯定是這樣的。然後接下來你就只能憑忠貞幹部毀党造党（因爲現有的共産黨已經包括了太多的腐敗分子和兩面人），造成一個純潔的党，利用這個組織重新實行配給制。然後你才能維持得住一個大軍閥的格局，否則你就會像崇禎皇帝那樣立馬倒下去。你想要不做崇禎皇帝，那你就要有一個忠貞的黨員幹部隊伍，把剩下的資源拿起來配給制一下，在配給制的基礎上維持一個大軍閥的格局。無論如何，無論你打出去還是坐著等它爛掉，都是一樣的。

[00:38:05]這你就可以看出中國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共生方式。中國主義不能維持，那麽財政體制就一定會崩。要維持，就必須飲鴆止渴地做下去。實際上，崇禎皇帝手下那些痛駡陳新甲的大臣是在給他們自己和崇禎皇帝判死刑，但是他們仍然別無選擇。他們如果不這麽做的話，皇帝會把黑鍋栽在他們頭上。他們跟皇帝是互不信任的。中國是一個互害社會，這是體現在方方面面的，其中也包括國家戰略層次方面的選擇。所有人都是在坑害所有人的，共産黨在坑害廣大人民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在坑害共産黨，雙方都把對方給卡死了。

[00:38:52]張獻忠當時是這麽想的：他在當了大西皇帝以後，他當然也是感到這些可惡的費拉們跟他那種流寇作風很不合，但是這沒有關係，他仍然可以像朱元璋一樣當皇帝。真正使他不想把皇帝當下去的是，李自成和滿洲人已經搞到陝西了，他好像在四川已經維持不住了。既然維持不住的話，老子還不如把你們殺光。如果我要當皇帝的話，我當然是要按照當皇帝的規矩開科取士，任命一批官員的。其實，朱元璋在南京如果維持不下去，說不定也會照樣殺一批，只是他維持下去了。然後張獻忠的想法就是，只帶一批陝北來的老幹部走人，我憑著這幾百人縱橫天下，誰也不怕。爲什麽？因爲他沒有負擔。他的幾百人全都是戰兵，打仗的人。這五百人要搶一批糧食出來，養五百人是很輕鬆的。

[00:39:43]如果他在封建的歐洲，這很難。封建的歐洲沒有無領主的土地。在日本也是這樣的。元朝的蒙古人就算是在海灘上站住了脚，他們要一路打到京都去，沿途多少封建領主？每一片地、每一石糧食都是有主人的。會有無數像年輕時期的松平竹千代那樣的小領主，自己還不過十五、六歲，本鄉的農民會像《七武士》一樣把他抬出來，帶著區區幾十個人死守堡壘。你打不下他的堡壘，本村糧食是搶不到的。每一個村都有七、八個武士這麽幹，你一路打下去，你五百人還沒有到京都就打光了。但是大明朝可不是這樣。大明朝廣土衆民，人口跟歐洲一樣多，但是我們可以說，張獻忠只要不打縣衙門，他如入無人之境。像是嘉靖時代的倭寇一樣，一路打到南京城下，誰也不會出面去攔他。地方官的觀念就是，守土有責，什麽叫做守土？縣衙門才是守土。縣衙門之外的地方如果被搶光了，交給皇上的報告是由我寫的，我根本不會寫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我的政績是完美無缺的。

[00:40:56]我如果出去打仗的話，萬一打敗了怎麽辦？打敗了，死民兵沒有關係，而如果是我自己手下的公務員死了，那麽我將不得不上報朝廷。如果死了一個參將，皇帝都要知道的。不得了了，參將陣亡，這是一場敗仗啊。皇帝衡量什麽是敗仗什麽不是敗仗，就看手下的官死了沒死，以及死的官級別有多高。如果死了一個級別比較高的官，不得了，這是一個敗仗，敗仗要追究責任的。第一，是誰推薦這個傻逼去當縣令的？追究他的責任。第二，這個縣令上面有沒有巡撫和總督？追究他們的責任。你不但自己完蛋，你的上級領導和你的黨派都被你坑死了。你要是這麽做的話，就算是皇帝沒有把你作爲首要罪魁殺掉的話，你這輩子別想在官場翻身。所以，第一，你不能報告，第二，你不能帶著任何有編制的公務員出去打仗。只要你出去打仗，你就有受傷和死亡的危險。只要正式公務員死了，比死一萬個農民都還要麻煩。

[00:42:07]而封建領主恰好相反。如果聖路易或者勃艮第公爵死在戰場上，對於他的附庸來說這是一個信用證明。附庸有難的時候，我們信得過國王和公爵，國王和公爵不會拋弃我，他會死在前綫上去。於是，立刻就會有更多的附庸跑來要求公爵的保護。而要求公爵保護的人越多，公爵的錢就越多，兵就越多。所以，封建公爵就相當於是一個出售秩序的市場經濟企業家，他出售的商品就是他的保護能力，他必須有硬貨。而太守、郡守和官僚系統的地方官呢，就像是國有企業下的一個經理，虧了錢沒有關係，只要上級領導能够滿意就行了。這兩者的行爲模式是不一樣的。

[00:42:58]張獻忠帶著五百人，如果只是要糧來養活他們的話，他們一路去搶劫那些比較弱的人，沒有形成土豪的、沒有武裝力量的普通富農，養活自己是沒有問題的。實力强一點，招收的附庸兵和外圍部隊多一點，他們就直接去攻打縣衙門，甚至去攻打王府，把福王之類的人殺掉吃肉，那都是可以的，非常靈活。他唯一沒有算准的是，這一次滿洲人來了。確實只有滿洲人才能對付張獻忠，張獻忠這個策略對於士大夫階級的統治來說是無敵的，你頂多壓低他的層面。張獻忠是連綿不絕的，正德皇帝時代的張獻忠多得是，只不過人家沒有攻打大城市，北京城和蘇州府繼續天下太平就行了。但是滿洲人是從部落和封建起來，要讓他們腐敗軟弱到跟明國士大夫相同的程度，那還要等到乾隆朝，在乾隆朝之前還有一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他們憑著部落封建武士的習慣，打你張獻忠是沒問題的。

[00:44:06]明國士大夫對於葡萄牙炮手的意見就是，他們一定是覺得這種現象非常奇怪，所以才專門寫了給皇帝報告上去。他們說這些人太奇怪了，如果臨陣脫逃，他們認爲是耻辱，如果衝鋒陷陣死在前面，他們認爲是榮譽。很顯然，他們在大明朝的官兵當中是很少見到過這樣的現象的。大明朝官兵的正常情况就是，沒有打仗的時候大家都在吃餉，真正打仗的時候，除了秦良玉的土司以外，其他人都跑光了。所謂遼東有四種兵，殘兵、額兵、募兵、援兵（注：出自熊廷弼對朝廷的上書，見《中國歷代戰爭史15》），都是國企公務員這一類型的人，幹活的時候就跑，發糧食的時候就跑回來，你拿這些兵油子簡直沒有辦法。所以，你得靠秦良玉的土司。土司其實跟滿洲封建領主是一樣的。打到最後就是，明朝依靠蜀滇黔的土司封建兵來跟滿洲的封建兵打仗，只有封建兵才能打得倒封建兵。

[00:45:01]官僚制度下的兵只不過是最低級公務員而已，他也有廣大公務員的共同特徵，就是說千萬不能讓自己死在前綫，誰死誰他媽的吃虧。你的老婆孩子去上訪的話，指不定就變成維穩對象了。你留下來領退休金是多好的事情。所以，張獻忠的計劃沒問題，只是滿洲人進來了。共産黨的歷史書對此是這樣解釋的：滿漢地主階級合流，共同鎮壓勞動人民的起義，勞動人民就指的是張獻忠。這話也沒有說錯。廣大的明國士大夫階級就是地主階級，他們是費拉地主，完全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在張獻忠面前，他們除了跑進城或者被張獻忠砍掉搶掉以外沒有別的辦法。滿洲人來了，滿洲人還有封建領主的習慣。他們像聖路易和勃艮第公爵一樣覺得，進了北京城或者進了蘇州府，拿了錢謙益這些貳臣送來的大筆金銀，如果我打不出一兩場漂亮仗來就很丟人。滿洲人會覺得這很丟人，秦良玉也會覺得這很丟人，但是大明國的官兵覺得這正是我聰明才智的體現，他不覺得丟人。所以只有滿洲人才能剿掉張獻忠，最後的結果就只能是這樣了，一切都有它博弈方面的理由。

[00:46:16]共産黨這樣搞下去的話，自然就是張獻忠。張獻忠有可能就是衙役或者各種黑社會和各種城投公司搞出來的打手之類的人，他們的戰鬥力用來對付普通菜人是綽綽有餘的，但是他們一定對付不了穆斯林和其他的外來力量。折騰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張獻忠完成他清理掉足够多人口的任務以後，然後滿洲人長驅直入，或者國際社會出面干預一下，出來收拾一下局面，結果必然是這樣的。任何政治體制和人類社會當中，最深層的道理都是這樣的。秩序是需要成本的，你要麽自己保衛自己，要麽依靠別人保衛自己，否則你肯定要糟。如果你沒有能力保衛自己，那就看你的太上皇是誰了。而共産黨跟滿洲人、蒙古人和其他太上皇是不一樣的，它之所以榨取能力比其他人要强，是因爲它根本就是恐怖分子的出身，它是要毀滅整個社會的。如果你抱著放火燒房子一類的目的，你能够挖出來的財寶就比那些只想收點保護費的普通黑手黨要多得多。這就是它比滿洲人和其他人的榨取能力要强得多的原因。但它也能够做到滿洲人、朱元璋和張獻忠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它能使你斷子絕孫，使整個人口完全滅亡。這是明末和清末都沒有出現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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