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20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11集整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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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佈時間：2018年11月20日
整理者：三馬兄
[00:01:06]主持人：我自己是醫生，我有很多同事其實不是在臺灣出生的，他們是在馬來西亞出生的，他們是所謂的馬來華僑。他們會講英語和普通話，但是不會講馬來語，也不會講原來祖父母那一輩的語言。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現象？我在很多同事的名字上面發現，他們的名字拼寫不是用普通話的威妥瑪拼音，而顯然是用粵語或者不知道是福建哪裡的方言拼出來的，但是他們地地道道就是講了一口普通話。您之前提過，馬來西亞曾經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非常危險，當時所謂的華人這個族群占人口的總人數快要接近一半，他們有可能顛覆這樣的一個國家，讓它成為國民黨或者共產黨的白手套。後來依靠英國殖民主義和冷戰結構的關係，這個危險沒有成真。臺灣現在的這種危險是更加迫近的，因為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實際上已經把普通話這個東西推廣到所有臺灣人身上了。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拿這群在臺灣生活的講普通話的人（不管他的自我認同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跟馬來華人做一些對比？
[00:02:40]劉仲敬：馬來華人其實是民族發明學的一個典範，因為它是兩次發明的產物，而這兩次發明，《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安德森本人都是提到過的。我們首先看所謂的馬來華人的先民是怎麼樣的。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東南亞文化區是一個整體，它並沒有被今天的國界線所切斷。它是延伸到揚子江以南的所有高地，除了三吳平原地帶（就是今天江西、浙江、湖南的山地）以外，更不用說福建和廣東的山地，一直延伸到越南、泰國、老撾三國的山地，向南延伸到馬來半島和東印度群島。這一帶是整個一個連綿不斷的東南亞人口區，在文化上和種族上都是連續的。
[00:03:34]當然我們都知道，北方的殖民帝國就是通常稱為中原帝國的秦漢帝國及其繼承者，一直在向南方侵蝕。但是直到明清時代以前，他們侵蝕的一般是沿著江河口岸、沿著幾條大江大河的沿江平原向前前進，占土地面積95%以上的山地和沿海地區仍然是所謂的一片蠻荒。所以，像王朗這些做過宰相的漢朝士大夫在黃巾軍大亂、南下逃難、坐船經過福州的時候還以為福建是一個島國。那是因為秦人和漢人在福建的據點總共就只有閩江口岸的那一個貿易站，像歐洲人在剛果河口的貿易站一樣。內陸是什麼樣的，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也不知道福建的內陸實際上跟豫章郡的內陸是連在一起的。贛江沿線以外的地方他們完全沒去過，閩江口以外的地方他們也完全沒去過。
[00:04:32]當然，這些人並不是說因為他們不懂漢語、沒有講漢語的士大夫給他們記錄歷史，他們的歷史就不存在，他們的交流和遷徙始終是存在的。由於海流的原因，實際上越過臺灣海峽倒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福建、馬來半島和東印度群島之間的交往一直是非常頻繁的。可以說，十七世紀以前，所謂的馬來人和所謂的閩越人之間在人種上和風俗習慣上是沒有什麼區別的。他們經常信奉的，就是以地方性崇拜（有宗族特色、有泛靈論性質、還有部落和地方神在內的這些宗族崇拜）為底色、再加上一點佛教和印度教色彩的宗教。這樣形成的共同體是他們的基礎。等於是，以宗族和部落為基礎的多神教泛靈論性質很濃的小共同體是它的基礎。裝逼一點的知識分子，他們會學一點婆羅門教或者佛教的東西。最高逼格的，他們可以自稱自己是憍陳如(Kaundinya)或者婆羅門教的某某移民的家族，然後建立一個印度化的小王國。
[00:05:43]但是這一點就產生出了差異，就是說，這樣的小王國遍佈了今天的東南亞，但是在閩越卻沒有。這當然是因為，大一統帝國雖然並不能夠實質上統治閩江口以外的地方，但是它的輻射阻止了山區建立較高級王國的可能性。因為你如果正式稱王的話，你就是叛亂了。本來人家只當你是酋長的，像是清朝統治的臺灣生番一樣，你是化外之民，雖然實際上管不了你，但是我們也犯不著來討伐你；但是如果突然冒出一個叫做朱一貴的傢伙，說自己是大明天子的後代，這一下我們就非得討伐你不可了。酋長們當然也知道這裡面的利害，就是說，一般來說他們也就不自己稱王，只要不稱王的話，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是能夠保持的。但是如果是在東印度群島或者馬來半島的話，他們就理直氣壯地稱王了。
[00:06:34]但是，無論在哪兒，主流的信仰都是印度教和佛教。信奉儒家的、講孔廟的都是極少數流官和士大夫的子弟，他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以忽略不計。他們也像王朗那樣，一到天下大亂、做官做不穩的時候，他們就揚長而去，跑回自己的老家或者是投奔其他諸侯去了，不可能在本地紮根。而印度教和佛教移民的情況就不是這樣，因為印度教和佛教本身是一個溝通渠道，使他們能跟土族溝通。所以，從錫蘭和今天泰米爾這些地方、從印度東南部和錫蘭島來的移民，從海路源源不絕地進入南洋。有些從南洋出發也到了廣州，但是到廣州以後就沒有記錄了。我相信他們還是有二次記錄的，他們在廣州建立了各種寺廟以後，自然會培養出門徒弟子。大家都知道，中古時期、南北朝時期的佛教是有南北兩個來源的：北源是從內亞輸入到長安，鳩摩羅什那一條線；南源是義淨那些人從南洋到廣州，沿著贛江向北輸入的。這些次級輸入，也可能是由他們自己輸入的，也可能是由他們自己在廣東教出來的土族弟子再做二次輸入。整個文明傳輸方向就是這樣的。
[00:07:47]十七世紀以後，新的因素開始出現：伊斯蘭教徒和天主教徒幾乎是前腳搭後腳地開始在南洋建立新型政權，這些政權自然而然也就吸收了一些願意皈依的人。伊斯蘭教的組織模式是這樣的：我們的賢人，通常是一個留學生，他學了一些沙裡亞法，因此數學成績和法學知識這些都比當地原有的印度教和婆羅門教的組織力量更強一些，然後他組織這些人，他可以帶這些人去開荒，例如很多大米產區都是他們開發出來的。這個其實跟北美清教徒在沒有國家、沒有政府的情況下，一幫清教徒自己開荒種地、過感恩節之類的做法是一樣的。其實，所謂的政教合一或者是沒有國家，就是因為他們的宗教組織實際上能夠提供主要的社會需求。例如像《紅字》這部小說中講的那樣，一般的犯罪就是由宗教長老、牧師之類的再加上地方上的幾個長老審判的，他們這樣的比較粗樸的社會也產生不出太複雜的犯罪，用這樣的鄉里審判的方式、道德跟法律不分的方式就能夠解決。例如，女人通姦按說是道德問題，但對他們來說跟法律問題沒有什麼區別，不講道德和不講法律一股腦地用同樣的方法懲罰了。這就是所謂的政教合一。這種方式，至少是在荒地上開荒是可以做到的。開荒建立大米生產團體，然後建立香料貿易團體，然後建立香料和大米相互交換的貿易網，通向印度和中東。然後歐洲人來了以後，這些貨物又相應地進一步延伸，賣到了歐洲去。然後天主教徒來的時候也是這樣。
[00:09:26]他們的團體是從哪兒來的呢？當然是這些留學生和宗師吸引了一些本地土族門徒。宗師本人有可能是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也有可能是本地人到阿拉伯和印度的留學生，但是團體的大多數當然也就是原先的東南亞人皈依了伊斯蘭教。他們的來源是各式各樣的。有原先印度教帝國的太守、郡守這樣的大官。這些大官跟這些伊斯蘭教團體發生交往的關係是為了好處。他們有了這樣的強援，就好像在北洋軍閥時代，你跟上海租界打上了交道以後，你的武器裝備、貸款的可能性和逃命的可能性都大大加強了，這對你在王朝本身的政治鬥爭中很有好處。一般的民眾、有些最窮困的人則是編戶齊民，在印度教帝國之下是納稅的編戶齊民，沒有什麼地位。他們覺得，加入伊斯蘭教以後，伊斯蘭教的管治還更公正和寬鬆一些。上層人物到下層人物就是這樣的，建立了伊斯蘭教的團體，然後這些團體慢慢地就變成國家。國家的蘇丹和大臣往往是從阿拉伯和印度進口的，但是底層人一般還是原有的東南亞人。
[00:10:40]葡萄牙天主教徒和荷蘭新教徒進入東方以後，就跟當地原有的各個習慣法團體打交道。貿易上，等於說，他們實際上跟伊斯蘭教團體打交道還比較多，因為伊斯蘭教原有的貿易體系已經相當發達，可以有現成的香料和其他東西可以出口。當然，爭霸、打仗、海上封鎖之類的事情也是免不了的。對於荷蘭人和葡萄牙人來說，本地的團體都是些小團體。他們的頭目一般來說是教長、甲必丹、蘇丹之類的。一般的做法就是按習慣法統治。你們可以向我們的東印度公司稱臣納貢或者是向我們的國王稱臣納貢，但是我們不干涉你們原有的團體。這些原有的團體當中，有很多其實就是早在鄭和那個時代甚至是更早的時代就遷移過來的閩越人甚至吳越人。
[00:11:32]比較有歷史記載的就是所謂的施大娘和施進卿那一家。他有一個中文的姓名，姓施，但是在生活的絕大多數方面完全是伊斯蘭教徒，做的事情都是不符合儒家倫理的。例如，鄭和以明朝皇帝的名義任命他為舊港的商務監督，但是實際上這是一個名義上的東西，他早就是當地商團的領袖了。而且，他們的商團持續了好幾代。跟他們的商團打交道的其他伊斯蘭教王國，例如淡目王國、帕章王國之類的，把他們家的女兒記載成為公主，把他們家的頭領記載成為國王。這就說明，他們在當地的身份實際上就是一個小邦的酋長或者國王 — — 這兩者其實是沒有任何區別的，只是外人記載起來好像是國王顯得更莊嚴一些一樣。據說，他們家的公主是某一個伊斯蘭教王國真正的創始人。她是一個很有冒險精神的女冒險家，她自己帶著還沒有出生的兒子去開疆拓土，生下的兒子就是未來的王國的創始人。儘管正式的史書要把那個男孩子當作創始人，但是實際上是她媽媽幹的。同時，伊斯蘭教社團當中，他們家的女性也起了很大作用，所謂的施大娘和施二姐之類的，在歷史上都是有記載的。
[00:12:44]他們是比較突出的，但是像這樣的人非常多，所以產生了很多從姓氏上就可以看出是屬伊斯蘭化中間狀態的人。比如說陳馬六甲(Tan Malaka)這樣的名字，這個“陳”字看上去好像是福建人的後代，但是“馬六甲”這個名字說明他已經是本土化得很深了。這種人再過兩三代，像現在印尼這樣的人是很多的，就是說他連漢字的名字都沒有，他就是一個穆斯林團體的甲必丹。“甲必丹”(Kapitan)本來是“船長”(Captain)的意思，是西方貿易者到東南亞以後，東南亞的土族人覺得這個詞的逼格很高，你們的頭頭叫“船長”，很好，我們的頭頭也叫“船長”吧，於是大家都一哄而上地叫起“船長”來了。因此，在巴達維亞的荷蘭殖民者和馬六甲的葡萄牙殖民者看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跟你們這些甲必丹打交道，不管你們是誰，我們都先管你們叫“甲必丹”好了，這些人也自己管自己叫“甲必丹”。他們不是一個民族，而是無數的習慣法團體，他們的頭頭就是甲必丹。
[00:13:38]甲必丹的內部管理體系有些是伊斯蘭教式的，有些是半伊斯蘭教式的，有些是印度教或佛教式的，也有一些像現在被人吹得很厲害的蘭芳共和國之類的，它就是金庸小說裡面的陳近南的三合會、三點會那種性質的。但是我們要注意，它們的階級地位是不一樣的：伊斯蘭教徒是真正建立了王國和主權國家，蘇丹和貴族會議統治下的主權國家；但是蘭芳共和國只是一個租地人，它只是蘇門答臘西部的蘇丹國的一個租地人，它是蘇丹國的臣屬，它的土地是租來的，不是它自己的，所以它的階級地位先天就低了一點，伊斯蘭教王國衰落的時候它又依附于荷蘭人。這一點跟習慣法的產生能力是很有關係的。比如說信仰伊斯蘭教的閩越人、信仰天主教的閩越人和按照三合會宗族標準搞自己的團體的閩越人，他們就代表著三種不同的習慣法生長機制。
[00:14:42]自發秩序這個東西像幹細胞一樣，在它的最核心層面是一回事，幹細胞是可以分化成任何細胞的，眼睛、肝臟、心臟都可以。只有分化了幾代、變成了心臟細胞以後，它才不可逆地不能再變成肝臟細胞了。自發秩序是可以表現在各方面的，習慣法是最關鍵的，但是語言其實跟習慣法之間是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的，至少它決定你的天花板的高度。好像是，先天性心臟病的病人如果坐在辦公室裡面，他跟正常人是毫無差別的，他不會覺得有什麼缺陷；但是如果要去攀登珠穆朗瑪峰的話，攀登到一定程度上，別人還挺得住，他就挺不住了。
[00:15:20]事實上，三合會習慣法跟伊斯蘭教習慣法和基督教習慣法相比的話，那麼差異就很明顯地顯示出來了：伊斯蘭教習慣法能夠建立起蘇丹國和印度洋貿易體系，基督教習慣法能夠建立起人類所知的所有形態的政體和全球貿易體系；而三合會建立起來的全都是地方性的小國，而且還是沒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大多數三合會的會長甚至連蘭芳共和國都建立不起來。他們只能在馬來蘇丹國這些國家當依附性的大臣、拿督之類的官，然後為了他們自己的祖國，蘇丹國或者其他國家，跟其他的蘇丹國打仗。為了在本國當更高級的大臣，相互之間打。可以說是華人殺華人，但都是為了不同的蘇丹國而殺，是為了不同的宗主。這就像是基督徒殺基督徒、伊斯蘭教徒殺伊斯蘭教徒一樣，不能說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就說他們是同一個國家。他們顯然是在一種正在融入其他國家的過程當中，這個過程一旦結束以後，就連華人（其實是閩越人）的痕跡都談不上了。
[00:16:27]當時你還很難說“華人”這個概念，因為“華人”是近代才發明出來的。“華人”的關鍵就是說，你有儒家文化背景，是使用漢字的，或者兩者都有。然而閩越的大多數人，95%以上的人，顯然跟帝國的其他居民一樣是目不識丁的，他們根本不認識漢字，他們的日常生活其實要靠他們口傳的神話傳說、家族記錄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閩越人的家譜，能夠證實是明朝中後期以前出來的，簡直沒有。明朝中後期就算比較早了。儘管閩越人的家譜當中有開漳聖王這樣的說法，但是這很明顯是發明的產物，並不是真正能夠追溯到五代時代的那個閩越王國，只是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這種做法是人人都做得到的。
[00:17:15]這樣的比較初級的宗族體系面臨著比較高級的體系的時候，為了求得庇護或者爭取更好的機會，它很容易被吸納進去的。特別是，比較高級的體系，至少是天主教的體系和伊斯蘭教的體系，並不會排斥他們宗族內部的規矩。像澳門和馬六甲的天主教徒，澳門尤其典型，因為澳門的天主教徒保留了華人的姓名，他們內部的宗族自治體系被天主教會保留下來了。而伊斯蘭教，特別是在東南亞，對習慣法的吸納也是非常寬容的。它是可以容許，你的頂層是伊斯蘭教徒，但是基層小共同體內部不是。它是不妨礙他們（特別是目不識丁的婦女在她教育兒童的過程當中）按照原來的習慣法和風俗習慣生存下去的。這樣形成的就是數以百萬計的小共同體和幾百個大多數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殖民者保護的大小王國。
[00:18:16]然後接下來就進入了二十世紀。隨著二十世紀民族國家在歐洲的興起，西方殖民者從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那種習慣法管理體制 — — “我們只要貿易賺錢，其他的事情我們根本懶得管”，漸漸地向更加規範的荷蘭人稱為“倫理政策”(Ethische Politiek)的方向轉化。“倫理政策”就是說我們要造福人民，不能消極地賺點錢就滿意了，我們要修橋補路，建立公共工程，給人民提供教育，諸如此類。這種事情是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拿破崙戰爭以後，荷蘭分為兩黨：巴達維亞那一黨是支持法蘭西共和國這一派的，堅決要求啟蒙和進步，把啟蒙和進步帶給他們的臣民；而威廉國王那一派是堅持英國自由主義的，要求確定財產權，實行普通法的財產管理制度，諸如此類blabla。也就是說，把英國的現代化模式和法國的現代化模式分兩路，通過今天的馬來西亞的前身和今天的印度尼西亞的前身，輸入了東南亞。
[00:19:14]於是，他們與此同時自然而然就培養出來一個本地的精英階級。這個本地的精英階級受的不再是傳統的宗教和習慣法的教育，而是英國人和法國人帶來的世俗的教育，因此產生了一幫啟蒙知識分子。啟蒙知識分子的產生是民族發明學產生的先聲。第一批啟蒙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歐洲混血兒，歐洲人跟當地婦女生下的孩子，他們既不是歐洲人，又不能說是當地的土族伊斯蘭教徒或者印度教徒之類的。同時，照他們的文化教養和工作能力來說，按說應該跟歐洲人平起平坐，如果不考慮出身只考慮能力的話。但是實際上由於出身的緣故，他們就達不到這個水準。他們必然地像俄國十二月黨人一樣，產生了痛苦的思考，開始考慮認同問題。
[00:20:00]東南亞人民的民族發明學就是從他們開始的。“因蘇林德”(Insulinde)這個詞跟“巴蜀利亞”差不多，後來被淘汰了，改成了“印度尼西亞”，但它是“印度尼西亞”的始祖。“因蘇林德”是一個荷蘭血統的東印度群島的小說家發明出來的，“印度尼西亞”這個詞是英國的學者發明出來的。東南亞的民族發明學的族群，其實他們自己都不知道，大多數都不是土族的產物。中古時期是伊斯蘭教徒和印度教徒在做，近代以來其實是歐洲人在替他們做。但是他們拿到這些歐洲人的發明以後，並不排除他們可以拿這些東西作為本土民族主義的工具，像馬哈蒂爾那樣，作為反對殖民主義的工具。在這個民族發明學展開的過程中，原有的各習慣法團體也展開了各種不同的深度融合。
[00:20:50]歐洲人開始的全球貿易對伊斯蘭教徒和印度教徒有極大的幫助，對儒教徒和三合會、三點會也有極大的幫助，因為你到麥加去、到倫敦去或者到南京去都變得極其方便了。像康拉德的著名小說《吉姆老爺》就是描寫一個歐洲人的船長，他開了一艘船，這艘船上坐的是什麼人呢？全都是窮光蛋，很窮的穆斯林朝聖者。他因為在海難的時候表現怯懦而拋棄了他們，終生感到良心不安，所以最後又做了一個本地土族人的酋長來滿足他的贖罪心理。以前去麥加是很難的，只有極少數極精英的人才能做到，現在普通的中產階級都可以去麥加了。
[00:21:30]因此，在世俗知識分子和民族發明家產生的同時，伊斯蘭教的精英團體紛紛到了埃及和麥加留學，推行埃及的蔡元培那一套，就是在伊斯蘭教的範圍內推行西方的理性主義，堅持論證在伊斯蘭教的傳統內有理性和科學的傳統，把伊斯蘭教古代科學傳統發掘出來，促使伊斯蘭教現代化。現在中文的《古蘭經》的翻譯者馬堅就是這個學派的弟子。現在的媒體給人一種誤解，好像伊斯蘭教專出恐怖分子，但顯然不是這個樣子。伊斯蘭教的大多數，就算在現在的話，基本上還是十九世紀伊斯蘭教蔡元培和理想主義者的後代，大多數阿訇和學者都是他們教出來的。在印度尼西亞尤其是這樣，印度尼西亞的穆罕默德協會(Muhammadiyah)差不多就是一個伊斯蘭教的教育機構，它的主要宗旨就是我剛才說的，基本上就是蔡元培在北大的那一套教育宗旨。因此，這些人也使伊斯蘭的團體現代化了。
[00:22:29]馬來的王公貴族，因為他們是貴族，比如說是武吉斯人(Bugis)，是以打仗為業的貴族，拿短劍打仗的貴族，他們自然也想到，他們跟純粹的學者和教法學家是不一樣的。我們要學學英國貴族，到英國貴族讀書的那些法律學校去讀書。這些人的子弟，英國人把他們說成是親王，但是在本地的意思其實不一樣。比如說馬來西亞有一位前總理叫做東古·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東古”這個詞就像西班牙人的“堂”一樣，是一個貴族稱號。但是這個貴族稱號不是一個歐洲式的封建式正規貴族，而是一個本地社會自發秩序產生出來的榮譽稱號。“東古”的意義就像是中亞的“巴依”這個詞，是民眾口碑上說的可敬者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德高望重的意思。
[00:23:16]“東古”像是日本中古時期的有德之士，有德之士必然是有幾個錢的，要不然你也德高望重不起來，但是僅僅有錢是不夠的，你還必須有點學問，而且一舉一動要顯得你真是一個讀了聖賢書的君子。就是說，我不會欺男霸女或者說話粗鄙，我真的像是讀了孔孟之道而且真的像是踐行孔孟之道的君子一樣，見了老人我要扶一把，見了孤兒寡婦我要扶一把，而不像僅僅是有錢有勢就要欺男霸女的那種土豪惡霸，我是一個有文化的、自覺地用孔孟之道的價值觀來要求自己的人。如果我是一個自覺地踐行穆斯林皆兄弟、要救濟孤兒寡婦、要做修橋補路和各種公益事業的這種伊斯蘭教的君子的話，我周圍的同胞就會管我叫做“東古”。這是一個榮譽稱號，它不一定是傳子傳孫的。也就是說，你的兒子和孫子如果欺男霸女起來的話，很可能大家就不再叫他們“東古”了。其他什麼人如果表現很好，也可能被叫做“東古”。
[00:24:14]它是自發秩序的產物，因為它是沒法強制的。但是英國人或者荷蘭人要跟當地的村民打交道的時候，他自然說是，我一個人打交道太麻煩了，就像是科幻小說當中外星人來到地球一樣，第一句話就是，請你們叫你們的領導人出來跟我們對話。當地的村民拍一拍腦袋，自然會去找東古出來說話。於是英國人一想，這傢伙必定是當地的貴族，於是在他們的記錄當中就說“東古”就是一個貴族頭銜了。於是，這樣的貴族世家就產生出了後來的東古·拉赫曼這樣的人。他們因為被英國人和荷蘭人認為是當地的頭人，自然而然就變成當地的經紀人。英國人要收稅的時候，他們就找東古，你們想辦法收稅吧。有問題需要處理的時候，找東古。而東古掌握了收稅權和其他權力，他實際上就由原先非正式的、基於威望的權力變成一種准建制性的權力，就等於是殖民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了。這個地位自然而然會給他帶來很多好處，這些好處不一定需要通過直接掠奪的方式。僅僅是通過威望和信用的擴張，很明顯，歐洲人帶來的先進技術或者開公司、辦企業和其他機會，他一定是獨佔鰲頭的。所以，他一定是發財發得最多、勢力增長最快的，因此自然而然變成本地的精英階級。然後他從英國再留學回來以後，自然就更加不得了了。
[00:25:26]與此同時，三合會那些黨，他們的後裔可以說是苦力社會吧，在三合會原有的組織近代化的過程中間漸漸地變成了黑社會組織。這是第一個階級下降。請注意，殖民化對伊斯蘭教的團體是有保護作用和發展作用的，保護作用是最主要的。儘管鎮壓也有，例如你要發動叛亂、搞自己的哈裡發運動或者是搞宗教上反對西方的運動的話，可能引起軍事衝突；但是除了這一層以外，西方擴大貿易體系帶來了經濟上的好處，去麥加朝聖、到埃及旅行遊學帶來了文化教育上的好處，而且整個殖民體系對伊斯蘭教是採取歐洲式的那種宗教信仰自由的標準。只要有宗教信仰自由，我們把你當作跟猶太教、天主教或新教平起平坐的一個可以自由存在的宗教，那麼你的身份是合法的，你是白道上的人。而且不用說，你還是當地的頭人。我們歐洲人尊重地方自治，你變成了地方自治的頭人。但是三合會很糟糕，它被英國人和荷蘭人認為是跟黑社會的區別極其有限、而且經常作偽證的團體，像萊佛士爵士寫《新加坡史》之類的就有這樣的印象。
[00:26:39]他們對伊斯蘭教是不信仰也不喜歡的，但是他們不能否認土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 — — 不要說是土族人，就是英國人也有改信伊斯蘭教的自由，因為宗教自由的原則是他們不可能公開否認的。你信仰宗教，根據沙裡亞法要娶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我們是拿你沒有辦法的。但是你按照三合會的規矩，集體鬥毆，在英國人的法庭上集體作偽證，讓英國人的法官判不了這個罪，照普通法來講這就叫做密謀結社罪。當然一般來說英國人也是辦不了的，但是他們並不是不知道。他們知道辦不了你，就悻悻地在他們的回憶錄中寫道，“這些人在他們的黑社會統治下隨時都會作偽證，把英國人的法律看得跟放屁一樣，把他們黑社會的幫規看得神聖不可侵犯”，總之是一臉的不喜歡。當然，他們這樣還是能夠發財致富。幹活的苦力是大多數，發財致富、開錫礦、做生意發財的人也有，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顯然不如伊斯蘭教的教長或者村長。英國人雖然不能定你黑社會的罪，但是他心裡面知道你是黑社會。而且，你們在歐洲的法律制度下沒有地位。三合會雖然沒有被取締，但是它既沒有資格作為宗教團體也沒有資格作為政黨團體。它是在一個灰色地帶，依靠殖民官員的睜一眼閉一眼而被寬容，但是犯罪集團的性質非常嚴重，為體面社會所不齒。
[00:28:06]信仰了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那些華人，他們在進一步上升的過程中間，一點都不高興讓英國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知道他們跟這些有可能參加各種犯罪和鬥毆活動的團體有關係。這個事情，其實你只要看一下舊金山的唐人街就知道了。唐人街那些三合會是以廣東人為主而不是以福建人為主的，但是差別不大。那些組織給美國人留下的印象是什麼？其中到最嚴重的時候，有一個三合會的會黨頭領連女兒都被美國人的法庭判不能由她父親撫養，要交給基督教的家庭撫養，因為在她父親家裡面撫養的話會把她捲入有組織的犯罪，這是對未成年兒童的嚴重虐待。美國人說他是有組織犯罪，那是一點也沒有冤枉的，但是他畢竟還是一個父親，得到這個判決以後簡直是傷心欲絕，但他也沒有辦法。這就是所謂的文化衝突，文化衝突的背後是充滿血淚的。後來舊金山的華人，我們都知道，唐人街仍然存在，甚至到現在都還有那些只會講廣東話的人，既不會講普通話也不會講英語。但是這些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一定很低，就是說他們基本上走不出唐人街的範圍，只能做一些賣關公像和土特產之類的小生意勉強糊口而已。能夠走得出去的人都是學了英語，信了基督教，這些人是一點也不高興跟三合會發生關係的。
[00:29:27]因此在這一個關口，習慣法的產生能力出現了重大的落差。我們要承認，穆斯林或者基督徒搞黑社會的也多得很，有很多窮凶極惡的基督徒和伊斯蘭教犯罪分子幹下的壞事比起三合會這些幫派幹下的壞事還要可惡幾百倍，但是凡事不能這麼看。無產階級在哪兒都是一樣低，但是資產階級高到什麼地步那可就不一樣了。壞人或者沒本事的人在哪兒都是一樣壞或者一樣沒本事，但是你的群體能夠產生出來的最高境界的是什麼人，決定了你這個族群的高度。這時候你就不能政治正確和理客中地說全人類一律平等，對不起，有些人就是能夠產生出莫札特，你給我搞一個莫札特出來看看。你能夠產生出孔子，不錯，孔子是一位大賢人，我們把他放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身邊也還算是可以的；但是要產生出埃德蒙·伯克、聖路易或者耶穌基督，你就找不出類似的人。你有的，人家也有，你不能說是你有了孔子而人家沒有蘇格拉底；但是人家有耶穌和穆罕默德，人家有埃德蒙·伯克和黑太子愛德華，這些是你沒有的。就是說，你有的人家都有，人家有的有些東西你沒有，人家就高了你一層。等於用數學上的術語來講，它是一個超集，你是一個子集。你有的東西都在它這裡面，而它有的東西有些你摸不到，這就是高度不同。高個子的人跟矮個子的人相比，高度相同的部分每一部分二者都有，但是他高出來的那截你沒有。閩越和南粵這些移民團體和苦力社會產生出來的最高級精英就是三合會的幫主、兄弟幫的幫主，以及有錢但是沒文化的大老闆，就這兩種了，它的社會是很單調的。這說明什麼？說明它的習慣法團體生產能力比伊斯蘭教徒要差很多。
[00:31:20]伊斯蘭教徒產生出來的精英不僅能夠做到蘇丹和大臣，而且種類也多得很。沙裡亞只是一個總名，它像日耳曼習慣法一樣，是有幾千種不同的沙裡亞。四大法學派有無數種小法學派，其中有講羅馬法的，有講希臘哲學的，包羅萬象，無所不有。它包括了相當於孔子學說的這一派，也包括了更加宗教化或者更加法學化的其他各種各樣的派系。所以，有些中亞的伊斯蘭教徒就說，我們應該把孔子收編成為沙裡亞第五學派，把孔夫子起一個阿拉伯名字叫做阿布·秦政家，按照這個名字，孔夫子就阿拉伯化了，因此我們可以把東亞人全部變成伊斯蘭教徒。而且他們絕不像是有些低級宣傳家說的那樣，伊斯蘭教徒來了以後就要滅盡還是怎麼樣，他們其實是想把東亞的古聖先賢全都說成是古代沙裡亞法學家。這樣也很有道理，因為沙裡亞法擴張的過程就是，他們到異教徒所在的地方，基本上會把異教徒 — — 比如說印度教或者佛教的長老學者收編進來，變成他們的沙裡亞法學家，然後舉行一次宗教辯論什麼的。我們不都是敬天法祖嗎？敬天者，信奉獨一無二的上帝也；法祖者，使用各自的習慣法也。我們把習慣法拿來比較比較，你就是某某習慣法法學派的宗師了，我們信奉同一個上帝，但是屬不同的沙裡亞學派，這樣我們不就可以友好相處了嗎？你再去麥加朝一朝聖，這對你是有好處的，你不見得會有便宜不占吧。然後過了幾代人以後，伊斯蘭化的過程就完成了。其實他們在明朝的時候就已經準備對東亞的儒教徒用這種方法處理了，而且這種做法在伊斯蘭教擴張的過程中始終是有先例的。
[00:33:00]這一套把戲，馬來和南洋的苦力社會就搞不出來。這些苦力社會，他們的精英就沒有什麼文化。他們只有一些口傳的幫派文化，例如相當於媽祖崇拜的這些地方神崇拜。他們的傳說是口傳的，祭司也是沒文化的。我們家族的傳說，我們家族什麼什麼時候給荷蘭人當了包工頭，包了一大批苦力到南洋來，從此發了財，或者開了錫礦什麼的，怎麼怎麼樣發了財，這些口傳的傳說。三合會有相當於韋小寶各路香主之類的口傳傳說，還有商人做生意形成的各種口傳經驗，他們全都是沒文化的人。而伊斯蘭教徒和天主教徒儘管血統上講也包括了很多閩越人，閩越人跟馬來人血統上本來就沒差別，但是就算是十六世紀從閩越本土移到南洋的那些閩越人，也有很多皈依了伊斯蘭教和天主教，以後的華人發明學就沒有他們的事了，儘管他們血統上講跟現在的李光耀他們是毫無區別的。華人發明學的原材料是什麼呢？就是這批不識字的苦力社會。有些人變成了有錢人，但是仍然不識字。而伊斯蘭教徒的阿訇和學者，他們就算是沒有去過麥加，古蘭經至少是讀過的，他們至少是懂阿拉伯語的。如果他們皈依了印度教，那麼印度教翻譯成爪哇語和馬來語的那幾個經典他們至少也是讀過的。也就是說，印度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精英，最差最差，就算是本村的土牧師，他也是識字的人。
[00:34:28]苦力社會是，下南洋的人基本上都是失敗者，沒有什麼正經的儒家學士，連朱舜水那種人都沒有。或者是出來闖天下的窮人，或者是根本沒有漢化或者儒化的土族人。根據幾千年以前就已經存在、後來一直還存在的獨木舟原始貿易線跑來跑去的這些人，只有原始部落的那些知識，沒有儒家的高級文化和任何的高級文化知識。這些人當中，被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同化的那些人就不算是他們的一員了，沒有被同化的那些人構成了十九世紀初葉的馬來苦力社會。他們沒有高級文化，因此自然而然的，一方面是不斷地被其他的傳統所吸納，另一方面就是，沒有被吸納的人的社會地位始終很低。你就算有幾個錢又怎樣？別人，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照樣也有富翁，而且人家的富翁有法律保護；而你的富翁的錢跟黑錢差不了多少，一有風吹草動的話人家很可能說你這是非法財產的。
[00:35:28]這種局勢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些人當然痛苦地感覺到，他們在殖民地社會的地位是很低的，不僅比作為統治者的歐洲人低，甚至是比印度人和伊斯蘭教徒更低。這事就涉及一個認知圖景的問題了。你就要按照我某一次曾經說的邏輯，你要說這是你自己的錯還是別人的錯。如果我是火星人的話，我就要說，你們都有錯。歐洲人難道不能更仁慈一點嗎？你們看到這些人比較弱逼，你們作為基督徒，多做一點好事、給傳教士提供一點方便不行嗎？法律制度上網開一面不行嗎？土族社會，你們為什麼自己這樣不爭氣？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土族的話，你不能按照火星人的方式說話。你如果說這都是帝國主義的錯或者穆斯林的錯的話，你就算是完蛋了，因為你的心態自然就會搞出我應該怎樣打擊他們報復他們。我在這裡像一個客人或者外人一樣，儘管我們家可能世世代代住在這裡，比某些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來的時間還要早，甚至可能我們從歷史沒有記載的、記憶所不能溯及的遠古就是這樣的，但是我在這裡的地位始終是一個局外人或者僑民；而他們呢，要麼是統治者，要麼就是公民，是政治社會的一部分。我完全被排斥在政治社會外面，我掙下來的東西都沒有安全保障。這樣的話，你可以往哪個方向去做呢？你可以加入他們原有的政治團體，也可以創造自己的政治團體，也可以尋找一個依附者。
[00:37:02]這時因為已經是十九世紀末期，他們在英國人和荷蘭人的統治下已經發了一點點財，這些財在歐洲人的標準來看不算什麼，而且沒有保障，在伊斯蘭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標準來看也不算什麼，但是在大清帝國臣民的標準來看是挺不錯的。這些人的錢跟廣東人和福建人的錢差不多，也許跟吳越人的錢差不多，他們比湖北人、四川人要富裕得多了。在河南人、山東人和河北人眼裡面，哇塞！你簡直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物呀。隨時回鄉旅行一下，到唐山旅行一下，隨手扔幾顆小費的銀子，我們一輩子都沒有見過呢。《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描寫過，一個廣東的鄉下人，看見一個咸水妹回來，家裡面隨手擱著幾箱銀子，就經受不了誘惑，偷了一箱銀子，跑回自己家裡面，被自己的爸爸痛打了一頓。他爸爸說：“你竟敢做賊，我們家幾代人都沒有掙下一箱銀子，你居然這幾天依靠做賊偷了一箱銀子，我要捆你出去見官。不過念你是初犯，讓你去找原主人賠罪。”後來又展開了其他的故事，但是就沒有關係了。銀子是什麼？不過就是一張鈔票罷了，普普通通放在桌子上的鈔票並不值什麼錢。所以那個原主人看到他這麼做反而感動起來了，說：“哎呀，我真沒想到你們一家人都是老實人。我值錢的東西是放在保險櫃裡面的，我放在桌子上的東西都是零花錢，丟了也沒關係的。我本來也不打算追究的，沒想到你們這麼老實，還給我送回來了。我太感動了，你們這家人真是好人。”後來的故事就不講了。這就可以看出，南洋人心目中的一點點零花錢在普通的廣東鄉下農民眼裡面都是很了不起的大錢了，對於北方人來說那就更不用說了。因此，他們有一定的利用價值。
[00:38:43]在十九世紀末，太平天國之亂已經過去了，南洋風雨飄搖，三合會的反清運動從來沒有被徹底鎮壓下去，現在又死灰復燃了。接著，孫中山和其他什麼人也鬧起來了。他們開始考慮，錢總是重要的，我們要搞反清活動，自然要錢，我們可以加入三合會。孫中山他老人家就是洪門的洪棍，他的目的當然是為了籌款。你那點錢，在英國人和馬來西亞的本土人看來算不上什麼，但是我拿回去，拿到廣州去鬧一鬧革命的話，大清朝的官員是很頭疼的。大清朝的官員當然也有相反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我要跟革命黨作對，另一方面，就算我不跟革命黨作對，甲午戰爭以後大清的財源實在是十分困難，我們大清朝不改革開放是不行了。改革開放的一部分就是要招商引資，招商引資的一部分就是要請南洋或者舊金山這些發了財的華人回廣東來，你們投資呀。我們大清朝雖然嚴格鎮壓革命黨，但是對於不涉及政治的新學和實業，能給我們大清朝掙錢的，我們還是歡迎的。
[00:39:45]但這些事情不能沒人管理。這樣一來，我們滿人當中沒有合格的人，搞科舉的雖然沒有合格的人，但我們還是可以用客卿。美國人蒲安臣可以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當差，代表大清國出使西歐各國，南洋華人為什麼不可以？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香港律師，聽說他叫伍廷芳是不是，他一輩子都是在馬六甲混的，他還到倫敦去讀過書，讀完書回來在英國殖民地香港開業做了一個律師，聽說他很熟悉南洋這些事情。我們給他升官，讓他發財，任命他做我們大清國的外交官，到新加坡去做一做領事，然後再到美國和墨西哥去當一當差。他的任務是什麼呢？一方面要防止孫中山那撥人給我們搗亂，另一方面，我們要說服這些南洋的華人：“親愛的，你們不是覺得你們在殖民地左右不是人嗎？我告訴你們，現在不是乾隆爺那個時代了。乾隆爺那個時代你們私自下南洋，按反賊算，我們殺你全家；但是現在我們大清國已經改革開放了，往事既往不咎。現在你們只要認我們大清國，我們承認你們是我們大清國的臣民。這樣一來，我們派一個領事去，根據領事裁判權，在歐洲人面前保護你們的利益，以後你們就跟伊斯蘭教徒和印度教徒平起平坐了。以前你們沒人保護，現在我們大清國領事保護你們。你們是華僑了，好不好？”當然，有一部分人就聽了他們的話，變成了華僑。
[00:41:07]領事裁判法正式的叫法應該叫做司法自治，就是說各人用各人的習慣法。比如說，英國人在上海，由英國領事召集一批英國陪審團，按普通法。法國人呢，法國領事召集一批法國陪審團。但是，他們高貴的英國人和法國人是根本不屑于管你大清國的事情的。如果你大清國的臣民跑到上海租界裡面來犯了事，我們歐洲人的法庭根本不會審你，但是又不能不管，那麼怎麼辦呢？上海道不是有一個道台嗎，我們有習慣法，你們也可以有習慣法呀，你們請上海道道台來自己舉行會審公堂。然後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這件事情其實在蒙古帝國時代就已經發生過。蒙古帝國也是搞習慣法審判的，蒙古人用蒙古人的習慣法，中亞各部族各自用各自的習慣法。然後他們滅了金和宋以後發現，原來世界上還有一批人居然沒有自己的習慣法。他們如果犯了罪，是聽任縣官老爺打板子來決定的。天下居然還有這種賤民，我簡直感到不能理解。但是我們既然拿了你們的錢，而且統治了你們，算了算了，我們就拿你們亂七八糟的狗屁法當作習慣法來處理吧。你們原先不是有一撥叫做士大夫的人嗎，把他們給我叫來，按照習慣法的方式審理吧，你們原先怎麼幹就怎麼幹。於是，上海道的道台和廈門的地方官在鼓浪嶼的工部局和上海的工部局內部扮演了一個沙裡亞法教法學家的角色，或者是扮演了一個英國領事的角色，你可以按你的習慣法審判。
[00:42:40]當然，他們找出來的習慣法只有兩種：第一就是大清律，其實就是“大明律”上面換了一個字，像“大明門”改成“大清門”那樣變成了“大清律”；第二就是儒家宗族長老的習慣，這些習慣跟伊斯蘭教的習慣法比較起來就顯得非常簡單了，他們只能夠處理什麼不孝之子、宗族大房二房之類的法律糾紛、還有男孩子可以繼承土地而嫁出去的女兒沒有份這些事情。英國人的看法就是，我日……很野蠻嘛，但是幹我屁事，你們習慣就好，歡迎你們繼續習慣下去。於是，一直延續到現在，就有了香港的丁權。丁權的實質就是，這些土地在英國人來以前是你們宗族的，我們英國人以尊重財產權為本，是你們宗族的就是你們宗族的。你們宗族的規定是只准男孩子繼承不准女孩子繼承，很好很好，那我們也就把這些東西記載在本地習慣法的法典當中，這就叫做丁權，女孩子沒有份。然後後來因為英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涉的緣故，又載入了普通法，丁權一直維持到現在。這就是英國人執行習慣法的方式。
[00:43:43]於是，大清國的領事到了南洋以後，到了新加坡、吉隆坡、巴達維亞和其他地方以後，就像是上海道道台到了上海租界或者是何如璋這種人到了大阪長崎一樣。何如璋在長崎的主要任務是當司法官，他像是縣衙門在松江府審案一樣，他在長崎審案，但他不能審日本人，他只能審長崎的清國僑民。而且，長崎的清國僑民當然是自願選擇的。如果你自己在文化上忠於清國的話，你有了糾紛可以找領事審；但是你如果非要信仰基督教，變成一個日本基督教徒，那你就要按照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法律對基督教徒和宗教信仰自由的規定，你就變成日本新式法庭的審判對象，就不能由何如璋審判了，何如璋他老人家作為領事，是不能派捕快去抓你的。司法自治是願者上鉤。例如，斯賓諾莎原來是猶太人，所以猶太人就說你欺師滅祖，簡直不是猶太人，我們要審你。但是他說，老子不信奉猶太教，怎麼地？然後猶太教就只能為他舉行葬禮。大家都清楚，這傢伙以後不是猶太人，我們不認他了。他繼續在荷蘭過得好好的。這就是司法自治。司法自治是最符合自由秩序的，因為它完全是願者上鉤。
[00:44:55]大清國的南洋領事是全世界華人發明學的第一波，它在世界範圍內第一次為“華人”劃出了邊界。如果我們說“華人”這個概念是怎麼來的，那麼它是分三代的。第一代“華人”的正確定義就是，大清國外交官和領事根據西方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普遍推行的司法自治的規矩，在全世界各地網羅來的願意接受大清國領事司法管轄權的這一撥入，就叫“華人”。他們不是按照種族和血統分的，而是按照自願選擇的司法管轄權。這就像是美國最近川普想要取消出生公民權時引用的那句話那樣，在美國司法管轄權之下，這個司法管轄權之下的花頭是非常多的。蒙古帝國治下的居民並不等於蒙古習慣法管轄的居民。例如基督教的居民，他們是基督教司法體系管轄之下的，但是他們仍然可以效忠於蒙古帝國，從蒙古帝國得到俸祿，然後給蒙古帝國提供技術服務或者其他什麼服務。這是第一代“華人”，它產生于伍廷芳那個時代。
[00:46:07]當然這樣一來，司法管轄的結果就是，領事官還有跟領事官打交道的像伍廷芳這樣的極少數南洋華人有了一定的儒家文化修養。領事官肯定是大清國的大臣，他必然是四書五經讀出來的，跟他打交道的那些人也可能是受他影響。但是大多數苦力，無論有錢沒錢，仍然目不識丁。同時，正如國恥教育告訴我們的那樣，大清國在外交上是極其不NB的。他們向南洋華人要錢，跟革命黨人一樣地十二分積極；但是要回饋南洋華人，做的成績十分差勁。因此有很多南洋華人就覺得，日你大清國，我受你的保護，白白給了你這麼多錢，回到家裡面還給你招商引資，幹了各種事情，結果你們的衙門照樣給我各種貪污腐化，敲詐勒索，弄得我的企業經營不下去，而給我的保護在哪兒呢，反正我是沒有看到。我還不如去找一找孫中山，希望孫中山先生給我建立起一個像模像樣的中華民國，在這裡我們能夠像西方列強一樣揚眉吐氣，然後我拿錢去捐助孫中山吧。有很多人就是這樣被大清國逼成了孫中山的革命黨，但是大多數人 — — 特別是那些比較窮的人只是覺得，我上了當，我以後不再上當了，給了一撥錢我就不給了，其他的事情我也不做，我也做不了，於是他們還保持著原有的樣子。
[00:47:26]於是，歷史時針繼續向前運轉。北洋大體是一個清聯邦，它的一切政策都是清帝國政策的延續。它派到南洋的領事也是大清國那一套，基本上沒有改變基本格局。但是，北伐戰爭、蘇聯加入和國民政府改變了這個基本格局。國民政府作為一個比北洋和大清管治能力強得多的列寧主義政黨，它的“大有為”性質更要大得多，也就是說它花的錢要更多，因此它更加缺錢。因此它有必要把它在南洋本來就有的募捐機構進一步升級，同時把它的民族發明學推進，因此產生了1930年代的第二代、也是最關鍵一代的華人發明學。這一代華人發明學建立在“帝國主義壓迫我們，我們要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建立一個新中國，替我們揚眉吐氣”的基礎上。請注意，這一套跟共產黨現在的宣傳很相似，但是這一套宣傳是國民黨發明出來的。共產黨至少是到七十年代以後，甚至是到1990年代以後，抱著收編、統戰和消滅國民黨的目的，才把這一套吃下來。因為直到1990年代，舊金山那些地方的很多華社仍然是國民黨上述意識形態的產物，如果共產黨不把這一套意識形態接下來的話，他們也實現不了打擊和收編國民黨的目的。這一套在南洋的直接結果就是，我們以前為什麼不行呢？因為以前缺少一個列寧党的正確領導。列寧党的領導不能像以前的統治者那樣只管表面上那一套，我們要深入基層。
[00:48:55]以前你們是華人，你們說你們受了孔孟之道的影響，第一，孔孟之道是落後的意識形態，第二，你們大多數人學的孔孟之道還只不過是從看戲或者其他通俗文化得到的，你們連字都不識，你們怎麼能算是華人呢？但是，要讓你們識字，如果要讓你們自願上學的話，占人口大多數的人都會說，老子我上不起，而且我的孩子十歲就出去打工，賺的錢比上學的人賺的錢多得多。你們廣東人上學，識了字以後可以當舉人，將來可以做官；我們馬來華人上了學、讀了四書五經、識了字以後頂個屁用，英國人又不會讓我們的舉人做官，我們白癡啊，我們還不如讓他們到商店裡面去當夥計，早點出來賺錢好。因此，他們的識字率甚至比廣東和福建更低。這樣做是不行的，這樣做下去，很明顯，要麼你們始終是窮困落後，要麼你們產生出自己的精英階級以後都被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收割走了，華人越來越少，精英階級根本沒有。
[00:49:50]這個問題需要解決，當然要靠知識分子。舊式的知識分子為了賺錢而開學堂，改變不了這種局勢，所以需要有一批革命理想主義者。如果你翻看南洋華人的歷史，你會發現，南洋的所有新式學堂和現代化的報刊雜誌都是1930年代起步的，它們的主持者清一色地都是國民黨人。比如說像余光中他們家就是幹這一行出身的。他們有一些是南洋本地的資產階級，有了一點錢，但是又不高興跟著西方殖民主義者或者伊斯蘭教徒走，想要自立門戶，但是自己的資源又不夠。如果你自己的資源不夠，那你有兩種辦法：第一是你本人慢慢積累，說不定半路上就被別人收割走了也有可能，但是你必須等待不確定的未來；第二種辦法就是你找一個靠山，國民黨找蘇聯是這個原因，而南洋華人這些人找國民黨也是這個原因。另一些人就是赤裸裸的南京人或者廣州人。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是在南京接受的訓練。他們到了南洋，大辦新式學校，大辦報刊雜誌。他們發明了今天的“馬來華僑”這個概念。
[00:50:59]“馬來華僑”一開始就是一個反帝國主義概念。英國人，包括直到現在安德森本人在書中還很不高興，因為照他看來，這些人根本不是一家，在種族上和文化上從來不是一家，他們說的語言彼此誰都聽不懂，把他們硬要發明成為一個民族是極不地道的。而且，把他們原先是幾千幾萬個無數的小的甲必丹通過新式學堂的士大夫階層發展成為一個馬華協會或者馬華總商會這樣的團體，他們就對殖民統治構成潛在威脅，這意味著他們的金錢和效忠都指向國民黨南京政府，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英國人在南洋的統治是因俗而治的，輕徭薄賦，它基本上不要你什麼，它的管治是消極的管治。你一定要找普通法的法庭打官司，你是自願的，那你就交點訴訟費打官司吧；但是你如果要到伊斯蘭教法庭或者按照三合會的規矩自己解決的話，英國人是根本懶得管你的。因此，這樣一個政府需要的錢是很少的。所以南洋華人能夠發財，因為英國人的統治是廉潔的，同時收稅又收得很少。大清國的稅收雖然不重，但是腐敗很嚴重。在大清國發不了財致不了富的，到了南洋，你擺脫了那些貪官污吏，你立刻就發財致富了。這就是下南洋的主要動機之一。這其實也是一個秩序落差的問題。
[00:52:19]你們這些人在大英的保護之下發財致富，然後把你們的錢交給了國民黨，然後國民黨跟蘇聯聯盟，打出了反殖反帝的旗號。而且要命的是，國民黨在馬來、南洋建立了自己的黨部，這個黨部就像二號政府一樣，跟大清國和北洋政府的領事就不是一回事了。大清國和北洋政府的領事搞的是司法自治的老規矩，他們跟伊斯蘭教的阿訇和英國領事、法國領事、普通法官員一樣，是消極的，你不來找他，他就不來找你，他不會主動去傳教或者主動去找你；而國民黨的黨部就是一個典型的列寧黨，它動作起來是要建立一系列基層組織，結果英國殖民者還沒有基層組織，你的黨部已經遍佈了南洋各個華社，這不是要搞叛亂是什麼？你們國民黨人當年是怎樣製造沙基慘案，是怎樣收回九江和漢口的英租界的，不都是這麼搞起來的嗎？先由黨部把群眾組織起來，然後一幫婦女兒童往前沖，沖到英國警察局前面。你說英國警察開槍不開槍呢？開槍，全世界進步輿論高呼侵犯人權；不開槍，你們進了警察局，敲鑼打鼓歡迎國民黨進來，“我們收回了英租界，實現了反帝外交和革命外交的一個重大勝利”。王正廷他老人家是專業幹這個的。這個事情按照遠古邪惡的詞匯就叫做碰瓷，但是國民黨的革命外交完全按照碰瓷的方式進行。你能夠在漢口和九江幹這種事情，誰知道你在新加坡不會照樣幹？這事不能不防。因此，華人一開始就具有准敵僑的身份。人家不明確聲明你是敵僑，但是你做了華人以後就使得英國人必須推行下一步建制化了，消極管理必須轉化為培養土族精英階級。
[00:53:58]哪些精英階級值得扶持呢？顯然就是接受了英國教育的那些馬來王公貴族的子弟，就是東古·拉赫曼這些人。這些人所受的教育是英國式的。在英國的時候，習慣於跟英國子弟在公學打獵、獵狐、賽馬這些，當然也很會講英語，過英國人式的俱樂部生活。他們的利益跟英國殖民主義的利益不可分割地綁在一起。因此我們要扶持他們，推行英國人讓權放利，讓權放利就落到了各土族團體頭上。這時如果華人團體仍然是甲必丹的領袖的話，他們必然也是讓權放利的結果，當然他們也會像是馬來貴族一樣得到一部分地方自治權。假如這種事情發生的話，那麼馬來聯邦就不會只有幾十個蘇丹，而是會有幾十個蘇丹和幾十個華人甲必丹，這幾十個甲必丹將會和那幾十個蘇丹構成馬來聯合邦的主權者。而現在的情況是，馬來西亞的主權者全都是那些蘇丹或土族部落的頭領，華社一點也沒有。但是這是十九世紀末以後的操作。十九世紀初以前，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這個區別是不存在的。雙方看起來還是（如果這還能算是雙方的話，應該說是多方），大家是都有的。各種土族頭領，甲必丹也好，部落酋長也好，屬華裔的是很多很多的。搞到現在，一個也沒有。這就是1930年代華人發明學製造出來的第一個結果。它非常有效地消滅了閩越人和南粵人的後裔在統治者這個階級佔據一席之地的可能性，這就是它做出的第一件偉大事業。
[00:55:39]第二件偉大事業就是，既然英國人開始讓權放利了，馬來聯合邦的統治者會議開始運作了，下一步自然就是進去參與。不可能只有王公貴族，中產階級自然也有，講馬來語的中產階級也要參政。於是，中產階級的馬來民族發明家就產生了。這就是馬哈蒂爾和巫統的誕生，他們代表著出身不是貴族、但是在英國人統治下獲得了中產階級地位的馬來人，他們還用馬來的土族語言。國民黨開始辦華語學校的時候，他們也要開始辦馬來語學校了，而且由於統治者是他們自己的人，他們可以得到政策優惠。他們的子弟從馬來語的普通學校畢業以後，他們又不是王公貴族，他們只能當醫生律師，變成中產階級。他們參政以後，就是組織民族主義政黨。於是，他們開始提出各種民族發明學的方案，包括泛馬來民族主義的大馬來聯邦、各種更小的邦國的民族主義和各種民族發明學的模式。
[00:56:39]最後得出的模式是現在看到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但是最大的馬來民族發明模式是要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整個南洋都包起來，建立一個像泛斯拉夫國家、泛阿拉伯國家和漢族國家這樣一個超級大國的。而且馬來人比起漢語來說有一個優勢，就是馬來既是種族又是語言。講馬來語的人遍佈整個南洋，可以建立一個全東南亞的大馬來國。而馬來種族的範圍甚至更大一些，揚子江以南全是馬來種族，它可以建立一個超大型的馬來種族帝國。三十年代納粹種族主義還相當流行、還沒有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時候，這種學說在暹羅和馬來都有很多人支持。大泰種族民族主義，當然是包括今天中國西南部各省和整個中南半島在內的這樣一個超級大泰國。它的領土從今天的宜賓一直延伸到馬六甲海峽，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這些地方全都包括進去了，這樣的馬來種族主義當然是包括從揚子江一直到澳大利亞的所有地方。當然，最後得勢的是像巫統代表的這種比較有節制的、根據英國殖民地原有的邊界劃出來的馬來民族主義。
[00:58:02]於是，極化你是知道的，原先大家一個人都沒有搞，一個人搞了以後，其他人也會同時跟進。馬華民族主義在國民黨的支配之下和馬來民族主義各自爭取自己的中產階級。而頂層和統治階級就只有伊斯蘭教和印度教才有，華人這邊完全沒有，所以一開始雙方的階級地位就是高下立判。然後接下來，馬華民族主義是國民黨的一個分支，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國民黨從馬來西亞搞到的錢比從廣西還要多，於是英國人開始說，馬來這樣下去豈不是要變成國民黨的一個行省了？而且移民還在繼續增加，這樣下來，華人的人數超過了馬來人的人數。我們注意，這不是種族消長，而是相當於宗教傳教運動和政黨招募支持者。什麼是馬華？你同一個人，可以選擇做伊斯蘭教徒和馬來人，也可以選擇做國民黨的支持者和馬華，就看你政治上的選擇如何。
[00:59:02]這就像是，十九世紀末期，同一個人，他是匈牙利人還是斯洛伐克人？他在法律上是奧匈帝國的臣民，是沒問題的，但是如果他讓他自己的女兒去上匈牙利語的學校，以後他們家就變成匈牙利人了；上斯洛伐克語的學校，就變成斯洛伐克人了。這塊地方是要發明一個歷史上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像巴蜀利亞一樣聞所未聞的斯洛伐克民族呢，還是要繼續做奧匈帝國的臣民呢，還是要根據歷史上有一定基礎的、大家曾經聽說過的匈牙利王國發明一個獨立於奧匈帝國的匈牙利民族呢，這是不好說的事情。大家都是民族發明家，斯洛伐克民族發明家和匈牙利民族發明家都想推翻萬惡的奧匈帝國，建立自己的獨立民族國家，但是匈牙利民族發明家把斯洛伐克民族發明家恨得像是今天的國民黨恨諸夏那麼恨。我們匈牙利人鬧過幾次獨立，被奧地利人鎮壓得很慘，我們是有根據的獨立；而你們斯洛伐克人，我們什麼時候聽說過歷史上有一個斯洛伐克王國，你給我拿出來看看。
[01:00:05]保加利亞人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希臘人恨保加利亞人比恨土耳其人還要厲害。希臘人的意思是，我們推翻了土耳其人，光復大明，我們希臘東正教徒獨立建國，從特拉布宗、布加勒斯特一直到塞浦路斯都是我們希臘的。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們東魯米利亞的希臘東正教徒說你們是保加利亞人的？保加利亞人是什麼呢？保加利亞人是入侵我們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蠻族啊。你們這麼說難道不就是說，你們山西人說你們不是漢人，說你們是沙陀人，是鮮卑人。你有沒有搞錯，沙陀人和鮮卑人不是跟滿洲人一夥的嗎？我們反對滿洲人，光復大漢江山，難道是為了趕走滿洲人，把沙陀人和鮮卑人給請進來？但是你們偏偏就這麼做，那麼我們反對奧斯曼帝國幹什麼？阿瓦爾人也好，保加爾人也好，不都是跟奧斯曼突厥人一樣的異族嗎？你們居然會去認這些異族。但是保加利亞民族發明家就是把這事給幹成了。發明就是這樣一回事。它的本質跟宗教信徒招募新信徒和政黨領袖招募新黨員的做法是一樣的，它跟種族沒有關係。種族不可能在幾代人之間發生戲劇性的改變，但是認同是很容易在三代人之間就發生戲劇性的改變的。保加利亞人在1821年還在反清複明，為希臘人而拼命死戰；到1878年就開始拼命反對希臘人了。
[01:01:28]然後這場認同的戰爭就隨著華人的發明和馬來人的發明順利地展開，一直發展到1960年代的冷戰。這時，隨著冷戰因素的加入，英國殖民主義當局和美國冷戰當局在貴族階級後退、中產階級崛起以後，毫不猶豫地把票投在了伊斯蘭教徒一邊。無論你們發明的是大印度尼西亞還是小印度尼西亞，大馬來還是小馬來，無論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我們英美只認一件事情：你是反共還是不反共。你如果做了蘇聯的走狗，把東南亞變成了美國防線上的一個弱點的話，管你是誰，我們都要打你；反過來，如果你們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跟我們站隊正確，你們信什麼宗教、建什麼國家，那是小事一樁。我們西方自由世界是寬容的，你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土耳其還是北約成員呢。我們沒有說你們不能信仰伊斯蘭教，當然我們更沒有說你們不能建國。殖民主義結束以後建立了很多國家，我們唯一的標準就是，你是反共還是親共。只要是親共的話，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打你；反共的話，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扶你。
[01:02:36]於是根據這個邏輯，民族發明學進入了第三階段，“華人”變成了共產國際的一個白手套。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跟中華民國爭奪南洋的勢力，以“華人”為白手套，發動葉劍英和周恩來的顛覆活動，就開始展開了愛國主義的競爭。這個愛國主義的競爭，我不用介紹，因為現在的格局還是基本一樣，大家都看得出來是怎麼進行的。“國民黨腐敗無能（請注意，這句話是國民黨說大清的話，現在用來說國民黨了），你們南洋的華人如果相信中華民國派到這裡的領事或者國民黨黨部的話，你們要倒黴的。我們共產黨人打倒了假革命的國民黨人，現在要給你們帶來真正的反帝革命。只有共產主義革命成功以後，你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平等。”然後伊斯蘭教徒回答說：“共產主義去死，我們伊斯蘭教的基本邏輯跟共產主義的邏輯絕對不能相容。只要英美願意承認我們的宗教自由，如果進一步還願意承認我們的民族獨立的話，我們堅決跟英美站在一起。”於是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自然的，反共和排華在南洋是一回事。但是因為是由英美主持的緣故，實際上他們做得並不很過分，就是把地下黨給收拾了一下。普通的沒有政治背景的商人，你願意發財或者願意使用漢語的話，還是可以照舊。儘管印度尼西亞人有的時候通過了反對漢語教育的法，但是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你高興辦漢語學校，還是可以繼續這麼做。但是這樣做的後果就是，你培養出來的精英階級就只能是左派報刊的雜誌主編諸如此類的人，頂多就是知識分子，不可能更高級了。
[01:04:11]知識分子培養習慣法的能力是很差的，因為知識分子是經營意識形態的人，不是搞法律的人，法律是精確到細節的。例如，沙裡亞法的法官要說，你們家的女兒嫁出去了，女婿要來分家產，我們根據我們這一學派的沙裡亞法，怎樣根據伊斯蘭教的傳統，要分得你們大家心服口服。這跟我老人家個人的利益是有關係的，因為我的司法自治不是強制的，你用不著叛教，如果我判得讓你們不高興了，你們下一次去找別的沙裡亞法的法官去，我老人家就收不到這筆訴訟費了。我同時也是一個收訴訟費的商人，我像普通法的早期法官一樣，我之所以要判案是為了收錢的，我不是大公無私地來給你搞意識形態建設的。所以，我要盡可能地讓盡可能多的人滿意，哪一個人不滿意，他以後就不來找我了。如果我居然能使四分之三的人滿意甚至所有人都滿意，那麼一方面我自己揚了名，我是一個好法官，另一方面我以後賺錢的機會大大的有。我個人的經濟利益和我發展規則的能力是連在一起的。
[01:05:09]例如，原有的沙裡亞法，比如說我是哈乃斐學派的，在某個細節上沒有特別規定，例如出現了原先在穆罕默德時代或者在阿拔斯時代沒有出現過的新情況。例如，這一家有個女兒到英國留學去了，她嫁給一個異教徒，然後她就回來爭遺產。按照往常的規矩的話她根本不會回來爭遺產的，但是在現在的條件下她理直氣壯地回來了。她說，我要爭遺產，你們不要以為我是一個女人就不行，我告訴你們，我丈夫在英國可是一個大人物，馬來西亞聯邦派到英國的外交官要搞院外活動的時候可少不了他，你們看著辦，是不是要歧視我。但是比較保守的那一派本來已經把遺產分光了，他說，你這個女孩子都回來爭遺產了，那麼別人家的女孩子也回來爭遺產，這怎麼得了，我們的規矩要全垮了，反了反了，無法無天了，原先受損的那些人跟你沒完。
[01:06:02]好吧，這就是考驗你造法能力、發明規則的能力的一個關口。你就不能像海瑞這樣的儒家士大夫那樣閉上眼睛說，長輩永遠有理，男人永遠有理，我能解決一切問題。這樣粗糙的辦法，你也可以解決，但是你會搞得自己眾叛親離。你判一個案子下來，把四分之三的當事人給得罪了，以後你就沒錢可賺了。沒錢可賺，以後就沒有人跟你拜師學藝，你將來只能領退休金的錢，你就會非常悲慘。所以你必須開動你的大腦，怎樣想出來辦法能讓大家擺平。比如說，讓我做這個沙裡亞法的法官，我就可以想，我們是不是可以創造性地發展一下穆罕默德的沙裡亞法，我們不改動原先的傳統。原先的伊斯蘭教傳統說是男孩子要繼承，是可以的，但是一個在英國有某種地位的女孩子，我們可以不按照男女繼承權差異這條規矩辦，我們可以按照沙裡亞法的其他判例辦。
[01:07:03]例如，沙裡亞法是不是優待有經人的團體？有經人可以按照他們的習慣法辦事。同時，我們伊斯蘭教徒曾經長期在基督教徒、俄羅斯人和英國人的統治下過日子，當然也產生出了一些新的判例。比如說，我們在穆斯林的正統君主下過日子是怎麼樣，但是在某些情況下異教徒做了君主，我們還得效忠于異教徒，我們怎樣才能把效忠于異教徒君主這件事情說圓？這件事情已經有一百多年，已經有很多關於我們應該怎樣效忠異教徒君主的先例了。馬來西亞就是一個英聯邦國家，我們的蘇丹已經效忠于英國女王了。我們允許英國女王的臣民享有某種權利，並不影響我們本國的其他女孩子沒有繼承權的現實，而只是英國作為我們蘇丹的宗主國，我們蘇丹作為英國女王的臣民，我們又是蘇丹的臣民，我們蘇丹的臣民必須尊重蘇丹的宗主英國女王的臣民。如果我們不這麼做的話，我們不忠不義，因為我們的蘇丹已經下過詔書了，教導過我們蘇丹的臣民都要忠於英國女王，而我們1860年或1830年的某某某大法學家已經說過了，蘇丹陛下的這個詔書是完全符合沙裡亞法和穆斯林傳統的。你們如果不想欺師滅祖，就要記住，就要遵守這些大法學家的規矩。我把這筆財產判給她老人家，不是說我承認這個女孩子有繼承權。我是承認這個女孩子的丈夫作為女王陛下的臣民和蘇丹陛下宗主的臣民，享有蘇丹陛下授予女王陛下臣民的所有權利。這對於那些沒有嫁給英國人的其他女孩子的權利，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
[01:08:46]因此，你們雙方都滿意了。你這個得罪不起的嫁給英國人的馬來女孩，你得到了你想要的財產，我想你可以滿意了；而其他人呢，你們可以放心，除了英國人以外，你們在自己社團的內部原先得到的東西不會因此受到損失。這樣就基本上可以把問題擺平了吧。我做出這個判決以後，我的聲望就有了進一步的提高，於是我做出的這個判例就納入了我這個學派的沙裡亞法傳統。什麼叫做造法？羅馬法國家訓練出來的法學家，更不要說是共產主義國家訓練出來的法學家，一般不懂造法是怎麼回事。造法就是拍拍腦袋，像我剛才這樣做。我剛才就做了一個造法實驗。如果我造法成功了，這個女孩子和女婿不鬧事，她的其他的男性親族也不鬧事，大家都覺得，哎呀，您老人家真是一個聰明人呀，那麼我就造法成功了；如果他們還要繼續鬧的話，那就說明我造法失敗了。這就叫造法。當然，我們不用說也可以看出，第一，所有漢語教育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造法能力都是極度低弱。他們可以做專業技術人員，但是如果做了涉及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業務的話，他們唯一能夠勝任的就是去做意識形態知識分子。而且在這方面，新派知識分子還不如舊派的三綱五常的儒家習慣法。可以說，左宗棠他老人家在組織湘軍以前，在湘陰老家給他們自己的鄉親們根據四書五經評理的時候，他造出來的法比起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根據什麼中華民族大義和共產主義大義造出來的法還要造得更合理。
[01:10:26]可以說，根據意識形態造法的結果必然是，你總會得罪大多數人的。什麼叫做根據意識形態造法呢？比如說，湖南鄉下、毛澤東的老家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一個女孩子和女婿跟男孩子家裡面爭遺產。紅衛兵來給他們判，他就會說：“毛主席教導我們打倒封資修，你們這些萬惡的貧下中農，我要查查你們三代裡面有沒有地主階級。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中國窮苦人民的大救星，他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和財產分給你們，帶著你們鬧革命，使你們翻了身，你們理應跟著共產黨走，把那些封建禮教的舊文化踩在腳下，踩上一萬隻腳才對，而你們居然根據封建禮教來歧視女孩子。這個不行，我們要深挖一下階級根源。第一，我們要發動本地貧下中農來批鬥你一下，讓你好好改一下你的封建思想；第二，我們要查一下，你是貧下中農……好吧，那你的封建思想是從哪兒來的，你爺爺是不是地主階級呀？你爺爺也是貧下中農……那你祖爺爺是不是地主階級呀？你祖爺爺的祖爺爺是不是呀？我查一查你的十八代祖先，總能查出一個讀書人來。查出一個讀書人，我就找到階級根源了，原來你從反動封資修的代理人孔老二那裡學來的這些反動觀念是從那兒來的。很好，我們要考慮一下你的貧下中農資格，我們召集本地的貧下中農給你重新劃一下成分，把你劃到被打倒的地主階級那一邊去，從此你不再是貧農團的成員了，你是一個必須接受批鬥和改造的黑五類成員。於是，我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女孩子，你把地拿回去吧。”他就按照這種方式發明了共產主義的判例。
[01:12:08]當地所有的貧下中農，儘管他們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但是他們跟所有的貧下中農一樣地歧視婦女。而且歧視婦女不是因為他們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講認為女性就是不行，而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女孩子幹不了農活，只能夠給田間地頭送飯，不能夠牽著牛幹活。照他們看來，我日，我惹不起毛主席，算了，毛主席派來的特派員我先忍一忍算了；但是哪一天毛主席死了以後，你紅衛兵和特派員不再牛逼的時候，我立刻反攻倒算，把原來分過去的土地搶回來。而且，這下兩邊都不服。那個女性已經占了土地這麼長時間，再被你搶回來，她肯定要到鄉里面和縣裡面去告狀。然後另一邊理直氣壯地說：“你告什麼狀？你是極左分子的餘孽，我們不把你打成四人幫已經是便宜你了，我們要把你打成三種人。你會查我們十八代有沒有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你以為我不會查你們三代、三親六戚當中有沒有參加過什麼什麼戰鬥隊，有沒有批鬥過老幹部，有沒有打擊過鄧小平？我們要把你打成三種人。”
[01:13:08]然後這一下子不得了，第一，大家就變成了死仇，鄉里面的和睦完全垮臺了；第二，判案的之前之後的所有法官都搞得灰頭土臉，左右不是人，所有人都罵他們是混蛋，要麼罵你是萬惡的極左路線，要麼罵你是封資修路線，要麼罵你是貪官污吏，反正你橫豎落不了好。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所有人都輸了。造法的意義是，最好讓所有人都贏，如果實在做不到的話，讓盡可能多的人贏。這樣，司法自治才能夠走下去。你現在培養出來的這些漢語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他們搞出來的結果一定是讓所有人都輸，一定是讓社會分裂。因此，他們的法要麼就是要依靠專政力量來維持，依靠人民解放軍或者依靠國民黨軍隊來維持。當然，這樣做是成本極其的高。他媽的，鄉下發生一點小事都要政府動用大軍，三結合委員會下鄉，像這樣統治下去，這樣的統治成本簡直是衝破天花板了。要麼就像鄧小平時代出現的那樣，我實在是受不了這一套，睜一眼閉一眼吧，黑社會來了也沒關係，只要不直接推翻共產黨，什麼事都可以，然後當然是威令不行。這兩種情況都代表著造法的失敗。
[01:14:23]漢語世界的教育方式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不但不能有利於習慣法的積累和成長，反而起到了破壞習慣法的作用。我們可以這麼說，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相比普通法的法官和沙裡亞法的法官來說是一個弱的規則製造者，他能夠製造習慣法，但他製造習慣法的速度比較慢；而現代的1930年以後的意識形態知識分子根本就是像列寧党的政委一樣，是習慣法的破壞者，使社會管理的成本急劇上升，使原有的習慣法傳統和資源迅速流失，因此他們就走上了一條吃子孫飯、促使自己所在族群迅速滅亡的道路。現在臺灣所發生的事情在這一代臺灣人看起來可能是非常嚴重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但是在我這個火星人和局外人看來，沒有問題，這是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列寧党及其政治文化正在以加速度消耗其賴以生存的政治資源而自取滅亡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像是，英國人有一個諺語叫做，鋸你坐在上面的那根樹枝，這就國民黨和共產黨這些列寧黨行事方式的一個體現。
[01:15:34]它是可以用自發秩序的方法論來解釋的。方法論就是，它是一個秩序消耗者，它有負組織度。負組織度就是，不但不能增加原有的組織度，反而減少原有的組織度。增加組織度是怎麼回事？如果蒙古人來了，把蒙古人的習慣法引進過來了，英國人到了上海，把英國人的習慣法引進過來了，就增加了你的組織度。增加了你的組織度就具體地體現在，習慣法的判例增加了，有了一些蒙古人的、伊斯蘭教的、基督教的和英國人的判例，豐富了你原來的法律文化。這個在語言文化這方面就相應體現在，原來我們只有四書五經和《紅樓夢》可以讀，現在我們可以讀莎士比亞了，還翻譯過來很多的大仲馬和其他西洋文化的小說，產生了新文化。這是什麼？這就是組織度和信息量都豐富了。相反，列寧黨起的作用就是，大毒草大毒草，統統給我燒了，封資修封資修，給我打倒了。反正無論你成敗如何，都是同時減少了組織度和信息量。當然你可以不必做得這麼極端，但是新式學校產生出來的知識分子，文學知識分子體現于新文化運動，他們沒有給世界產生出任何新的文學形式，只是把歐洲人傳進來的某些形式當中的一小部分拿來拙劣地模仿了一下。在政治上、法律上，它的成就如上所述。
[01:16:54]這些事實鐵一樣地證明，漢語及其文化是不利於自發秩序規則的增長的。它原先在儒家時代是一個弱的秩序生產者，在列寧主義進入以後變成一個強的秩序破壞者。它原先有弱的正組織度，現在有強的負組織度。強負組織度是一種自殺現象，所以我可以合理預測，兩百年以後，至少自由世界這一邊的華裔族群都會退化到唐人街那種狀態，有出息的人全都走了，剩下的人處在一種奄奄待斃的狀態。不這樣是不可能的，因為五四運動產生出來的新文學沒有創造出任何東西，創造出來的就是余英時、余光中那種東西。順便說一句，我對余光中很瞭解，因為在八、九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殘以後，港臺文學對於我們來說顯得逼格很高。因為我們處在秩序低地的最低點，雖然香港和臺灣的地位現在我看來也並不是很高，但是至少比我們高。他們輸入的這些流行歌曲和各種國語文學，在我們看來就比我們自己讀到的那些萬惡的革命文學逼格要高得多了。當時我在青春期的時候對餘光中寫的什麼《逍遙遊》之類的文字非常感動，現在我已經很清楚了，這不過就是庾子山《哀江南賦》的一個白話文版本而已，沒有什麼新東西，你看一下《哀江南賦》就完全清楚了。其他的什麼文學，基本上都是歐美文學翻譯的產物，沒有什麼創造。
[01:18:26]然後我們再看，臺灣本土的文學，比如說教會的羅馬字文學和日本培養出來的那些文學，他們產生出什麼？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它產生出了第一批短篇小說，遠在五四運動以前、十九世紀末期產生出來的短篇小說。而臺灣殖民地居民發展出來的日語文學在1940年代已經相當發達了，然後被國民黨來了以後砍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所謂的臺灣文學，其實就是餘光中、龍應台那批殖民者的僑民文學。他們是在砍斷了本土文學以後，在本土文學原來的位置上嫁接了一個沒有根的階級。他們有上半截，本土文學有下半截。然後因為他們沒有根，像是你把一朵花剪下來以後插在花瓶上，它漸漸地枯萎而死。到九十年代以後，在這批文學大規模地引進中華人民共和國、被韓寒和蔣方舟這些啟蒙作家空前崇拜的同時，它在臺灣已經趨於死亡。而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被砍斷了上半截但是根還在地下的臺灣本土文學，在九十年代以後又開始慢慢長起來了，它現在還很幼稚。如果稍微比較一下就可以說，它甚至還沒有達到用日語寫短篇小說的那些臺灣本土作家的水平，但是它已經有一個勢頭，將來自然會繼續長下去。
[01:19:46]現在的問題就只是，它會長得好一些還是會長得壞一些。就是說，在自發秩序的這個基本前提之下，用哪些做法可以使它長得更好一些。從官方的角度來講，當然，任何削減大政府的做法都對自發秩序是有利的。就是說，大政府必定佔據社會資源，社會資源中間的大部分在現在還是用於漢語教育的。無論以任何名義削減教育部和官方公立教育的勢力，鼓勵民間無論是教會團體還是社區團體辦自己的學校，造成的結果肯定會有利於本土文學生長。這些本土文學不一定是原有的台語文學的直接產物，就像是現在的芬蘭語文學也根本不是中古的那個芬蘭語方言，它只是自己把自己叫做芬蘭語而已。兩者之間的差別比莎士比亞的語言跟現在的英語的差別還要大，比高喬語跟現在的阿根廷語和西班牙語的差別還要大。但這沒關係，這只是一個政治上的叫法而已，你只要鼓勵自發秩序生長就行了。
[01:20:50]一方面，要削減公立學校的壟斷性，尤其是要消滅萬惡的聯考體制，這相當於科舉體制在近代的繼承者。要從民間角度，例如企業家角度，不能以聯考成績作為自己的招工標準或者升遷標準，而要以實實在在的工作能力作為標準，把工作能力跟聯考分割開來。在減少官方辦學的同時，鼓勵民間多元化的辦學體制，鼓勵母語辦學，建立母語幼兒園和母語小學。因為社會資源是一個固定值，用在官方的納稅少了，用在民間辦學的自然多。同時在法律這個層面上，可以按照美國的方式，例如美國教會辦學享有免稅待遇，一般的資本家和有錢人捐資辦學可以享受減稅待遇。在臺灣，模仿美國是一個政治正確，是國民黨也不能反對的事情。這是美國人做的事情，對國家的發展和教育的進步很有好處。臺灣的資源並不特別豐富，教育關係到國家的未來，有助於教育的事情很容易做成國民黨或者任何人都無法反對的政治正確。我們把美國發展教育的先例一個一個引進過來，發展社區教育，發展民辦教育。資本家、有錢人、教會辦教育，給予各種鼓勵措施。同時，像川普現在這位教育部長就正在做方面的教育改革，為了解決公立教育的教師沒有責任感、成績不好的弊端，實行教育券制度，使公立學校私營化。
[01:22:25]最後才是在公立學校內部推行語言平等，推行幼兒園的強制英語教育，像賴清德現在做的這樣，推行母語教育。但是這是次要一步，這一步最容易引起反抗。如果你從公立學校這一步開始做起的話，很容易引起原來漢語教師和在教育界、文化界佔據了核心地位的那批殖民者後裔的強烈反對。但是你如果要開放民間教育，鼓勵教育辦學，這個其實是更根本、效果更好的方式，他們無法反對，他們也不敢反對美國。這種做法做到一定程度，本土語言的文學作品和優秀作家自然會相應產生。等到本土文學產生出自己的經典，而事實證明，殖民者文化的最高峰我反正是已經見到了，就是龍應台他們那批人，也不過如此而已，超過他們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如果是在日本或者在瑞典的話，超過原有的日本文學或者瑞典文學，這事非常難做；但是你如果要超過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超過余光中那種人的文學水平，老實說，如果我放下別的事情不做，我專門來做文學家，這事我現在就可以給你做到，這事一點都不難，一代人的時間內就可以把它統統做到了。
[01:23:43]主持人：您剛才提到，社會的統治成本會決定這個社會未來能夠發展的上限。可是我們現在有很多人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自從冷戰結束之後，不管是在美國、在日本還是在臺灣，我們都發覺，每一次選舉花的錢都越來越多。我不知道美國的狀況怎麼樣，但是在臺灣，任何一次選舉，你要拿到一個人的票，大概就是要花一美金到十美金不等，看那次選舉大不大。簡單地說，沒有錢的人就不能投入選舉。您覺得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它是回到之前那種封建戰爭的形式，還是說它是另外一種腐化？
[01:24:30]劉仲敬：這是直接民主的產物，因為西方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一直在削減間接民主的成分，增加直接民主的成分。第一我們要明白，增加直接民主的成分是增加了風險性，本身不是好事，是二戰和冷戰全民動員的產物。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當中，不這麼做是不行的。第二，它並不是不能產生出自己的中間機構。例如，選舉制度本身是封建性的，動員買票這件事情根本就是歐洲封建的產物。不用買票或者其他爭取選票的方式，它也自然而然會產生出自己的諸侯政體。美國是在這方面的一個典型國家，從十九世紀以來到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了，在美國，隨著選舉文化的展開，自然而然產生出了選舉經紀人這個職業，而選舉經紀人和選區党自然而然成為一種准封建領主和（我把它稱之為）政策經營者集團。
[01:25:21]美國的聯邦政治主要就是政策經營者集團之間的鬥爭，它的鬥爭是封建性的而不是政黨性的。也就是說，民主黨和共和黨不重要，而是以州為單位的各政策經營集團最重要。這些精英集團是幹什麼的呢？它們為本州爭取好處。例如，川普揚言，加州這麼搞，我要削減對加州的撥款，加州的政策經營集團就是要阻止這種事情，給加州爭取更多的撥款。各州的議員團如果產生出那種連續幾十年連任的老議員的話，對於本州的政策經營集團就非常有利；如果都是新議員，就非常不利。因為你是老議員的話，你參加的委員會多，政治經驗豐富，你經營政策的能力就會強得多。
[01:26:01]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美國大體上來講，浮泛一點說的話，大概有35個到50個政策經營者集團，然後它們形成了5到8個政策經營者集團的聯盟。這5到8個政策經營者集團的聯盟通過排列組合，產生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鬥爭，而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沒有固定的政策。同一個政策經營者集團，經常在下一次選舉當中投到另一個黨派當中。假設民主黨和共和黨各自有3到5個經營者集團，但是都是不固定的，下一次選舉的時候都要重新組合。這3到5個經營者集團當中不是每一個都能冒出水面的，它們像日本的派閥政治一樣，通常只有1、2個能冒出水面。例如克林頓時代就是全球主義者冒出了民主黨的水面，變成了民主黨主流派。然後民主黨內部的其他幾個政策經營集團長期不滿，其中有幾個就在2016年投奔了川普，導致了民主黨的大敗。但是民主黨仍然可以把他們拉回來，下一次排列組合是鹿死誰手尤在未定之中。
[01:27:01]這些政策經營者集團執行的其實就是封建文化，它們是封建主義的對等但不平等的交換文化。它們給予附庸的，恰好就是日本封建領主和歐洲封建領主給予附庸的那種東西。給予的是，第一，保護，第二，上升的渠道；買到的是，基於習慣默契而非基於成文法的效忠。你如果背叛了你的政治宗主，你不忠不義，是有巨大後果的，但是從法律上講，你沒有做任何不對的事情。你如果熟悉自民黨的派閥政治，你一定會看得出其中的巨大封建性。美國的派閥政治，雖然把它叫做政策經營者集團政治，也是這個樣子的。
[01:27:46]各政策經營者集團導致的結果就是，美國的政黨制度不像歐洲，任何一次全國委員會都認為上一次全國委員會的政策對它沒有約束力，下一次全國委員會也認為這一次全國委員會的政策對它沒有約束力。等於是，每隔四年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是一個新黨，不代表以前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它們不像是英國工黨或者法國社會黨那樣有一個連續性的政策，本黨做出的決定對下一次黨代會是有約束力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做出的決議的約束力僅限於最近幾個月的選舉，它隨著選舉而召開，隨著選舉結束而解散，下一次重新組合的是一個新的團體和一個新的政黨了。這實際上就是日本戰國時代和歐洲封建時代的那種重新組合。你不要以為東軍和西軍的聯盟是固定不變的，這一次站在西軍當中反對德川家康的人，下一次就站在德川家一邊了。歐洲封建貴族，布列塔尼公爵和諾曼底公爵的情況也是這個樣子的。
[01:28:52]所以，它本身就醞釀著重新產生新的不成文法的一個重大渠道。而且，它實際上實現了雙重憲制 — — 就是形式上的成文法規定的憲制和實際上經營權力機構的這些人的不成文法，而不成文法跟成文法一樣重要。可以說，不成文的政黨封建主義跟成文的民族國家憲制之間的關係，就像是英國首相制度確定以前英國國會跟國王之間的關係一樣，國會掌握著實際的權力，國王掌握著形式上的權力。如果不考慮這些通過政黨經營社會的政治機器而只考慮成文憲法的話，你就不能夠真正掌握它的憲制。其實，成文憲法倒不一定是封建的，但是不成文憲法反而是高度封建的。
[01:29:49]主持人：所以您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在臺灣也看到這種有固定議題和固定地區關注的政策集團，這種政策集團可以在每一次選舉之中慢慢擴大它的群眾和影響力的基礎，然後在不同的政黨之中爭取相對穩定的利益，其實這也是一種封建性。
[01:30:17]劉仲敬：是。這種封建性其實是已經存在的，只不過由於國民黨的党國體制和黑金政治，以歪曲的形式體現出來。有很多地方派系，還有角頭之類的，其實已經有這樣的特性了。這一次地方選舉是一個關鍵，我要看一看國民黨在鄉一級和縣一級還能得到多少選票。如果已經減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的話，那麼在基層這一層就已經具備了通過穩定的利益團體形成准封建體制的基本因素。像傅昆萁這種人，其實就是封建主義被黑金政治扭曲產生的產物。如果把他這一層去掉，留下的那些社會基礎實際上是可以形成像日本諸侯那樣的格局的。這樣的准諸侯在地方上有穩定的支持者團體，但是出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基本上就一無所能。它必須在中央一級的政治體爭取自己的代理人，但是這個代理人並不一定是特定的大黨。如果某一個大黨不尊重它的利益的話，它也有可能通過拋棄它、支持其他的黨派來迫使對方重視它的利益。像這樣的利益集團是很容易成長起來的。各人的標準不一樣，同一件事情說它好還是說它壞，要看說話的人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說的。我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上來看的話，我認為臺灣的准封建體制實際上是已經相當完美了；但是如果站在日本的角度來看，就會認為它是非常簡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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