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有一句名言“唯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唯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
曾國藩在處理湘軍集團內部關系時，以“拙誠”為原則，尚拙，尚誠。他說”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他一直秉承“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對事，以救國衛道的誠心，並以這種精神去組建和凝聚湘軍，而非僅以兵餉豐厚為餌。對人，不用權術，對同事和下屬推心置腹。“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話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為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這一點其實非常難得。人與人之間的猜忌和不信任大多來自溝通不暢，這種不暢有主觀客觀各種原因，但主要源於各人之間的私心。要減少和避免這種情況，身為長官首先要開誠布公，以誠相待，才能有可能上行下效，營造良好的風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專門提到“長官之於屬僚，須揚善公庭，規過私室”。中國是面子社會，但顧及面子不等於總是面上說好話，和稀泥。所謂待人真誠，應該是要在合適的時候和場合說真話，直言規勸，最忌諱的是當面說好話，背地說壞話。
曾國藩對待部下的第二個特點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自己欲成就事業，先要幫助別人成就事業；自己欲顯達，先要幫助別人顯達。這其實彰顯的是一種“仁愛”的精神。天下事眾，僅以區區一人之力何以擔負？更重要的在於發現人才，培養人才，獎掖人才。在選擇人才上，曾國藩強調要“有良心”，“有血性”，“樸實勇毅”，在帶兵中更強調猶如帶自家子弟般對待部下。據統計，到曾國藩去世時，受其舉薦，三品以上大員50多名，其中總督4人，督撫、堂官26人，道、府、州、縣官員難以數計。甚至有人稱道“天下一半官員皆其門生”，包括著名的中興名臣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楨等。但同時也提到培養人的同時也要用法紀約束才行，“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一方面，“國家名器，不可濫予”，賞要名副其實，才能起到激勵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立法不難，行法為難，凡立一法，總須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
曾國藩對待他人第三個特點在於“恕”。“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就如他與“孤傲”和“爭功”以稱的左宗棠恩怨一生中，並不因私廢公，在左剿捻及西徵過程中，在關鍵的籌餉上面大力支持，又將最得意的部下劉松山交給左宗棠使用，助其成就功業。左自慚於心，在曾國藩去世後千里迢迢派人送來輓聯，誰也沒有想到他會在輓聯上署“晚生左宗棠”。再如對於因失城逃遁、自換門庭而多次受過自己彈劾的李元度，曾國藩在天京大捷之後，仍念著給他保舉和改過自新的機會。李在曾去世後也毫不抱怨曾對自己的打擊，在輓詩《哭太傅曾文正師》中寫道“雨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意思是說來生還要做曾的學生。
其實，無論是立人達人，還是寬恕，根本上還在於一個“誠”字。要達“至誠”，離不開“養心”，從自身修為下苦功夫，持之以恆才行。在這當中，做到“不忮不求“最為根本。不去嫉妒，不去貪求。這其實涉及一個價值觀的問題，但世間能有幾人在名利功業面前做到不忮不求，淡泊處之？但文正公卻能以中等之資，一生以此標準來要求自己，成就不世功業，難怪後世多有仁人志士對其超凡入聖的精神和境界大加推崇。這才是我們應該學習的精華，而不是成功學書籍吹噓的所謂“權術謀略”等等皮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