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未來戰略-3 (問題分析-經濟面-2)

在談論到台灣的產業，不可能忽略掉房地產這一塊，房地產面臨到的問題就跟其他產業幾乎沒有兩樣。

首先，房地產作為商品來說，是否有特殊的性質？確實房子與土地，嚴格說都具有世界唯一的稀有特性，但這種特性有強烈到英國女王權杖上的寶石？顯然是沒有，以房屋的特性來說，相同區域內對同一欲購屋者的吸引力來說，外在的因素幾乎沒有。房屋不同可持有的消費性物質，一住就是很多年，除了極少數人以外，多數人並不會因為可以省一分鐘的路程，而決定多花幾十萬買隔壁一棟的房子。純以居住的功能來說，房屋與一般性的商品唯一的差別在，持有的時間遠高於消費性產品，且無法攜帶。(PS：這不相信筆者也沒辦法，試問有多少讀者相信，同一個學區距離學校差一分鐘的路程，值得你多花一百萬購買同樣大小與機能房子？)

所以，房地市在市場式的概念嚴格說並沒有特別的地方，一樣要遵守供需法則，今天台灣的供需是否早已失調？這個答案絕對是肯定的，今天對房屋有需求的家庭，跟可以購買的價位房屋，供需照理說可以平衡這種需求。但現實是房屋的價錢幾乎都要一對夫妻二十年以上的貸款才買得起。如果今天房屋市場求過於供，那麼長期貸款多少還是有道哩，但今天供過於求的狀態，價位無法反映到實際需求者可以負擔上，這顯然有非市場性的因素干擾。不用說，政府一樣扮演負面的角色，十幾年來每當房地市的景氣不佳，就提供大量的購屋貸款，提高了民眾購屋的意願。(PS：並非只要是政府貸款就不合理，對於這種超越個人預期能力的長時間投資，政府的確有必要進行某種程度的協助，只是積極與消極面的狀況，就以台灣長期來說社會保險等功能極端缺乏下，政府的腳色確實有討論必要，畢竟這不是買麵包，房地產影響一個人幾乎是一輩子)

倘若全國景氣在預期的未來都會持續加溫，那麼這種作法並不會不合哩，房屋的貸款時間象徵著民眾對他個人未來賺錢的能力預期。若景氣非常之好，可以連續火紅二十年，那就以當事者的角度來說，貸款二十年並不是不合理的選擇，政府提供這種貸款反而是正確的，不僅可以提高民眾購屋意願，也並不會有太高的風險。但事實上我們都看的到，台灣產業在二十年間的起落非常大，二十年前的代工廠可以天天發獎金，今天的同一家代工廠卻必須為了兩百塊的加班費錙銖必較，同樣的紡織等傳統產業三十年前也是一樣，今天這些狀況不停的在發生，只表示了台灣整體經濟景氣看起來二十年來都是持續增長，但實際上火車頭產業不停更換。以個人角度來說，如果無法預期自己的所待的公司可以撐二十年，那有何道理要相信二十年貸款的好處？

這邊要提這種整體與個體的落差，其實是在討論整體經濟結構的問題，而房價只是一種探針，作為我們便於理解經濟、景氣等真實面貌的手段。請讀者不要過度用特案來解析通則，例如前幾個月有貴婦封館血拼，用此來推斷景氣復甦一樣。

首先，要先確定這種結構問題的合理性，才能推斷政府提供這種貸款的長期合理性與否，以便進一步了解到政府控管金融機端的效能。

以1來說，台灣產業的起落，幾乎都是在十年內就會歷經高峰與低谷，科技業的火紅不過幾年光景，後來進入的從業人員無論是薪資或是福利，都可以看到大幅減低的狀況，之前各種代工業皆是如此。所以至少可以肯定一點，以接收先進國家技術進行代工的這種模式，極容易被後進國家取代，這個時間周期應該都不超過十年，就會讓台灣本土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換言之，以一個產業內的人力素質分布來說，幾乎無法保障在高斯分布下，偏左邊一半的工作機會。事實上連高斯分布的右邊，都不能提供保障了，可能只有前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可以留下，這涉及到不同產業的差異性。(PS：簡單說，我們根本就不知道高斯分布下，某一產業衰弱的程度，可以保障到哪裡，有可能強者早就跳槽，所以這條切割線變成往左邊移動，但相對較差的人才等於是讓這個產業更加的衰弱，長期來說又會讓分割線右移。這只能說明長期的工作機會保證比較可能出現在分布下的右端)

2的問題偏向職業訓練的問題，越是傳統的產業其技能替代性高，相對就代表這個產業的需求技能進入門檻低，越容易被學校教育所替代。換言之一個既能越容易被替代的產業，其中高齡的流動性越強，越偏向勞力性質的更是如此，只有越頂尖的工匠才可能生存，同樣代表在技能的高斯分布下只有極右端的有競爭力，年齡的分布卻可能相反。這就以房屋貸款來說，正好說明越後期的貸款越難還清。這又有兩種狀況要分類，其一是越高齡的從業人員，由於其替代性高，將會迫使他為了保住工作而接受較低的薪資水準，這等於違背一般人對於工作的長期預測。另一種則是高齡又有技能的人才，是否就一定有競爭力？如果正好沒有，那反過來說，足以證明這個產業整體的競爭力早就降低，或是進入門檻太低，不僅僅要跟國內還要跟國外競爭。

若是偏科技業的，則會有另一種糟糕的狀況，就是工作的替代性質太差，同一種產業中的特定技能可能連同一產業中都無法轉換，長期來說就是造成高教育水準的人最沒有跨產業能力，這其實違背教育政策下高水準人才的設定，簡單說就是我們培養的只是高學歷的勞工，根本就是教育資源錯置。這更加使得科技業的人只能偏向留在科技業中，同樣只有偏高斯分布的右端，才具有跨領域的能力。換言之，無論傳統或是科技業，面臨到的問題全都一樣，差別只在不同產業本身技能的特性，是屬於基礎的還是極專門的。若回歸到教育政策上就會出現一個很嚴重的狀況，那就是我們的教育體制根本沒有銜接產業，才會導致每一個畢業生進入各種產業，幾乎等於完全沒有訓練。五十年前要學習技術，除了去找工匠當學徒外別無他法，這也是幾百年來的工匠傳統，但教育的普及與各種技能的訓練，照理說應該是要讓學生可以畢業即就業的，而且不會差太多。這才是教育提升國力的根本，讓越基礎的產業可以用最少的時間訓練出基本能力的人才。(PS：這還真的要看產業，但照道理說，一個台大電機畢業的，應該是要比二十年前某XX電機科畢業生，能力要強上許多。換句話說，就是這個台大電機生應該要花少於二十年的經驗，就可以超過這個二十年前畢業的電機科主管。這才是整個國力提升的根本，如果每一個學生跟晚輩都比前輩笨，那人類根本就沒有文明會產生)

簡單說，2這一點的職業轉換，只能說明台灣的教育與產業無法銜接，或是產業的工匠性格太強大，一如日本泡沫經濟前榮景的狀況，一個東大高材生進入公司後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影印跟敲資料。無論哪一項，其原因值得探究，但結果比較重要，那就是只有在能力的高斯分布右端的人，才能夠輕易的進行不影響薪資水準太多的轉換，偏左端的人若不是轉換不良，就是被逼到只能在原有產業中接受持續降低的薪資。這同樣的無法證明長期貸款的必要，因為除了軍公教等政府鐵飯碗以外，根本就沒有產業是可以長久的，更深一步的說，唯一可以保障長期貸款可以穩定還款到結束的，應該都是中產階級以上。當房屋貸款竟然會出現階級的畫分，那就代表這種貸款本質是已經有結構性問題，絕對不是景氣好壞這麼單純。(PS：具體一點說，應該是受政府保障的軍公教，與各產業中已經賺到錢，或是屬於中高階主管以上的人)

3跟4其實就是在轉換跑道的陣痛期，這邊要討論的不是鐵飯碗的軍公教，或是產業中屬於能力高斯分佈下的右端菁英，要討論的是能力屬於中間與左端的民眾。當景氣好的時候，這些討論跟貸款的關連不大，以傳統產業中偏電子業的狀況，一般從業員從十年前四萬多的薪資，到今天只有三萬左右的狀況，而且這些還算是熟練技工，一個新手根本拿不到這種薪資。所以回顧這十年的傳統電子加工廠，不難發現除了中階以上主管外，基層的貸款壓力是倍增的，這還是普遍雙薪家庭的狀況。所以在探討這種轉換跑道的問題前，一定要先釐清「工作複雜度」的問題，一個長期待黃光製程的科技工程師，是否可以輕易轉換跑道去作水電工？水電工是否可以轉換成薄膜工程師？這答案不言可喻，所以轉換跑道與其說是複雜度的上下流動，不如說多半都是橫向的轉移。

簡單的說，轉換後的薪資是否可以有原來的水準？以能力高斯分佈下的左端來說，由於沒有跨領域的能力，所以薪資的成長幾乎是停滯乃至於下降，就算是科技業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靠經驗豐富成功轉換的。去年的一項調查指出，一個一般受薪家庭需要九個月的存款才能應付失業後的衝擊，姑且不論這數字的真假，重點在薪資是否可以在這段期間內負擔持續的房屋貸款？這其實不需要嚴格的調查與評估，只要到各產業繞一圈，多聊聊就可以看得出那種中下階層從業勞工的無奈，並不是不夠認真或是努力，而是這個產業結構上已經不需要他們了，為了生存只能選擇接受更低的薪資與福利，甚至是轉行到其他產業，但轉行後面臨到的是全新的經驗，舊有的資歷可能根本就無用，再訓練又會遇到年紀的問題。總之，除了原本就屬於右端的中上階層，根本就對結構性的失業與轉行無能為力。（PS：這裡筆者用的偏個人見聞，這沒有辦法，台灣多半的研究跟調查，都在看成功者，很少去看偏中下層的結構問題，就以心靈上的激勵效果當然無可厚非，但成功人士的經歷極難複製在原本就屬於中下層的勞工身上，等於沒用處）

所以，結論就是台灣的產業有結構性的失衡，這個失衡筆者不認為是產業自身的問題，主要的原因出在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台灣的價值觀並不是深耕型的，海島移民文化本就有這種特質，觀諸古代的貿易型族群莫不如此，多半追求的不是土地上的長久利基，所以產生媒體所謂的「蛋塔效應」是一點都不奇怪，奇怪的是海島文化結合了中國的大陸型文化，產生很可怕的化學效應。在追名逐利上有海島貿易文化的特質，但風險處理卻是大陸型的保守觀望，再加上數十年來代工模式的成功，多數民眾根本就沒有貿易文化最重要的冒險犯難特質，事事都只在乎第二，要有先行者當了烈士或識英雄才跟進。這導致台灣產業的調整，都不是根據長久的評估而來，而是受迫的整理，如果是具有冒險精神的文化觀，那麼這次金融風暴的危機所傷害到的不應該這麼大。這只反映出在同一種模式下養成的慣性，缺乏調整能力。

第二個面向是價值觀衍生的房地產投資概念，貿易型的商人性格，屬於天地都可以為家，但大陸型的農業民族性格會是要求要有屬於自己歸屬的地方。所以在房地產上，幾十年來都一直有成家立業的觀念，家業自然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與土地，這迫使民眾有一種潛在的受迫感，會使得民眾傾向接受有利房地產價格提升的說法。潛在的受迫性最常出現在器官移植的家屬上，醫護與相關人員，會不自主的將器官捐贈是好的價值觀強加在家屬身上，就算家屬有保留遺體的概念，也會受到類似社會壓力而同意捐出。更極端一點的就是「路西法效應」，社會的整體文化設定的角色，設定了剛結婚的夫妻必須要有房子的角色，迫使當事者潛意識中傾向接受房屋保值的概念。這種社會文化的潛在意識，整體來說就是所謂的大陸型文化、海島型文化的表徵。但在產業結構上，這就造成破壞性的影響，因為貸款壓力常常超出實際上的預期，迫使較無能力轉換跑道的員工，為了生活壓力屈服更低的薪資與福利水準。表面上這是一種勞資平衡，實際上是產業結構失衡的訊號，這表示有許多在時機上、心態上應該要轉換的人，受到非產業性本身的因素影響，誤判並錯失了最佳的轉換時機。

所以作個小結，房地產的供需失衡，是否只是代表單純的市場機制受到干擾？這個問題比科技、傳統產業難回答，但大體上是正確的。政府在這種長期投資的項目，作為社會保險中的一環卻有其價值，但是否要全面性替代所有的風險則絕對有問題。在房地產業中，由於資金要求門檻很高，這必定會與金融機關有關連，所以評估房地產的投資，風險的計算理當由放款的承擔銀行去作，而不是政府召集官股金融機構自己來。現在的房貸機制，幾乎迴避掉房地產業者自身的風險，當房屋賣出的時候，貸款的權利與義務者幾乎就轉變成購屋者與銀行的雙方問題，而身為製造商的房地產業者卻沒有責任，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很像是說你買了一杯飲料後，你就跟飲料製造商無關。這個問題，若追根究底，一定會牽涉到黑道勢力等政治問題，所以必須併入政治結構的討論。

房地產的問題，絕對影響到人口結構組成，這是個人負擔的問題，若單純依照供需面，房地市價格腰斬都不過份，但這影響層面太大，很可能拖累長期承擔購屋者風險的銀行業，但若不減輕民眾負擔，那麼我們下一個世代的人力資源就會在少子化的問題下，每人負擔會越來越重。少子化絕對不是正常現象，人口替代率高於1是自然界物種的天性，不然物種終會走向絕滅。人類的演化不過幾百萬年，沒有道理突然在這幾十年人口替代率就低於1，我們還可以宣稱這是發展的必然結果。其他國家的一些調查資料也顯示，扣除掉經濟因素等考量，純粹的希望生育小孩人數，母親的回答平均數值落在2-2.5之間，這表示科技雖然發展很快，但人性依然沒有太大變化。這問題要到人口部分加以分析，這邊旨在說明，少子化、結婚年齡延後，貸款時間長度與薪資結構的失衡，都顯示出一個問題，那就是房地產的供需失調的非常嚴重，但卻沒有得到市場的平衡。

所以在短期的規劃上，政府必須斷然的停止增加新的房屋優惠貸款，讓銀行自行決定放款的風險，讓市場調節多餘住宅的用途。由於貿然讓房地市暴跌，很可能會引發金融機關的連鎖反應，所以不宜在金融風暴尚未徹底過去前，放手讓全部的業者進行產業的重組。

但是在中期的規劃上，就沒有如此必要了，依照過去房地市的變動，景氣好的時候固然難跌，連景氣差都不見得會跌多少，若等到景氣回復後，根據文化與慣性，台灣民眾會回頭擁抱高房價的可能性很高，所以不能毫無作為。政府除了停止干預，還要積極性的進行整併的工作，包括檢討放款的機制，避免體質不良的產業持續淘空，由於房地產業向來與政治牽涉很大，所以這絕對不能單純交由市場處理，甚至有必要翻轉過來，設下更嚴苛的金融門檻強迫房地產業者進行整併。

長期的規劃是政治性的結構調整，以及文化面的緩慢修正，這留到其他章節討論。

台灣經濟面以各產業來看，問題幾乎可以導向一個方向，那就是政府的干預太過嚴重，使得市場機能根本不能發揮，導致競爭力不斷下降，這導致了資源的浪費與錯置，造成最嚴重的後果不是景氣衰弱，而是使得民眾有一種經濟活動是可以被政府全盤掌控的錯覺。事實上政府通常會作的只有兩種，那就是進行管制與提供金援，金援的狀況固不用說，管制的問題是造成以量制價的狀況，如果這是水、電等國營事業，那麼這或許還是有道理可講的，就以戰略眼光來說，水與電力交付完全的民營並非不可行，但是台灣並非一般國家，光是地理位置就足以讓各強權進行角力，民營化的後果是資源可能被敵國掌控，迫使不戰而降。（PS：筆者並不贊成所有都民營，著眼的角度不光是經濟面，而需要考慮極端的戰爭狀態。這是很弔詭的，當中國可以利用非戰爭手段統一，那何必開戰？若無法利用這種和平手段，會增加發動戰爭的誘因。換言之只要中國對台灣還有侵吞的可能，以小事大不可能徹底開放。雖然當然可以在開戰後強行接管，但畢竟會失去準備與迴旋的空間）

這邊並不需要解析金融業，金融業只需要政府少管，自己會去進行最適合的風險評估，這根本就無須考慮。問題在於三個方向，對產業有短期的興奮劑效果但長期是毒藥的毀滅性破壞。第一個方向是對外的管制太多，開放中資等並不是問題，問題在外資是否有同等的機會？換各角度說，如果台灣某一項產業真的有那麼好的利潤，為何有更龐大資產的外資不願意投資？這顯示出中資在非經濟面的問題。另一個是外資在台灣的限制，政府如果有心，那麼理當趁中資入台的機會，乾脆徹底開放到底，選擇性的開放比不開放更糟糕。歸根就底，這是法條對於外資持股等的限制問題，這是權力的保有問題，經營權若交付外資，那麼外資勢必會導入其標準流程，或是因應台灣環境的改良版。換言之，利用經營權的交付促使改變。

第二個方向是，保險等法規的解放，台灣的保單都有一個特徵，那就是不管哪一家的保單，內文跟要繳的費用幾乎沒有差別，而且很難對特定的項目進行單獨的保險。這對於社會保險的結構來說是極端不利的，尤其是越沒有保險能力勞工、農民，根本就無力負擔有關颱風、火災等屬於職業上的特殊保險。這並不是說無力負擔，這應該是市場下的自然狀況，以農業來說，當政府介入社會保險，相對代表降低農民高額投保的意願，這也可能是農民無力負擔保費，造成一種自然循環的結果。其實這根本就不用想太多，當政府介入越深，就代表誘因越少，進一步使得保險業可以介入的空間越來越少，規模會降低成本，反之亦然，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一樣需要從中切斷。

第三個方向是金融機關負擔政府政策需求，對各種產業進行不情願的抒困貸款，在景氣火熱的時候大體上還可以接受，但可以從DRAM的例子看到，多半的銀行根本就不願意在景氣差，未來預期不可靠的狀態下放款。各金融機關需要從政府的干預中解放，這是產業變革最重要的一環，政府的作業態度是照規矩跑公文，一般產業的作業標準是時間就是金錢，政府介入絕對不是好事。這長期造成的後果，就如同今天的房地產，一旦瞬間停止優惠或是補助，幾乎是倒定了，還可能連帶拖相關銀行下水，形同金融風暴台灣內爆版。長期來說，這不能不加以處理。

在這三個方向上，實在不需要太過擔心其他的後遺症，台灣民眾最需要接受的觀念改變，就是要瞭解後遺症與陣痛期的症狀，其實有很大的差別。如果是後遺症，那這不過是長期效應下必須接受的，陣痛期的改變才有政府介入的空間。就以第一項來看，最令人擔心的就是核心技術的外移，或是受到外資或中資的箝制。相對應的作法，就是政府對各種產業的官股持有，只需要放在重點的幾家上，挑選獲利、技術等層次最好的就可以，主要目的是監督，避免業者為了短期龐大利益，將核心技術的根本都賣掉，監督的成效看的是政府的效能，這必須談論政府再造，筆者不打算在這邊談。如果擔心政府介入過深影響競爭力，那需要控制的僅是持股比例，只要該公司仍然是民營，自然會對市場有所反應，不會坐以待斃。

第二個方向的問題實在是長期累積的迴圈，不從中打破連結，則根本不能進行徹底的變革，既然要求農民改變心態很難，要求業者作善事更難，那不如從政府自己的角色出發，逐漸淡出有關產業的社會保險部分，這配合金融機關的改變，社會保險的功能並不會衰弱。若再配合產業的轉型與改造，可以提高原本無力負擔社會保險能力者的收入，這將形成正向回饋的效應，根本就不需要我們去擔憂。只要確實拉昇收入與生活水準，政府自然可以脫離這種保護者的角色。（PS：陣痛期一定有，這不能看有無決心，要採取緩進的方法，側面的間接改變，所以不能直接對農民動刀，不然通常第一個陣亡的都是承受力最低的農民自己）

第三個方向也不見得會出現台灣版金融風暴，只要倒閉的公司不是同一天倒光光，時間差自然會形成緩衝，台灣整體經濟體質並沒有衰弱到承擔不起打擊，與其持續的因為效能低落損耗，不如乾脆的當下處置，將經濟回歸市場面處理。在全球化的今天，貿易立國的台灣，居然要政府處處補貼、層層管制，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長期積累的壓力一旦爆發，才真的會無可挽回。（PS：筆者完全承認，發生金融風暴台灣版的可怕，但著眼在未來上，那麼寧可我們這一代承擔後果，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也不應該我們這一代拒絕承擔，要下一代去接受）

在這方面最大的問題，還是卡到人口結構，少子化帶來的最大後果，就是每人負擔將會變重，今天政府介入更多形同向未來舉債，豈不是迫使下一代負擔更多的債務？一個人負擔的債務若要五十年才還的清，他的人生希望何在？所以政府的角色與其說積極介入，不如改為環境的積極介入還來的恰當。經濟面會影響人口結構，這個結構會影響到十年後的教育與二十年後的產業結構，甚至會重塑三十年後的政治樣貌，今天炒短線的效益根本就不可能在未來反應出來。這還純粹是經濟面的影響，經濟面在這方面的影響會反映到文化上的改變，少子化直接影響到教養態度，這會連帶影響教育面。另一方面，軍事國防需要的人力絕大多數都是年輕人，人口結構絕對會是軍事上的致命性因素。當經濟負擔在未來持續衰弱，連帶影響到軍事上的對外能力，那可想而知會縮小政治面的操作空間。當台灣可用籌碼盡失，則一切戰略皆無討論價值。

所以在經濟面上，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改革是金融面，其次是房地產的供需失調。金融面回歸市場，自然會評估風險，風險的評估會反映到貸款者上，這更可以降低地下經濟的活力，斷絕黑道的金脈主要來源。房地產的供需回歸市場面，最大的好處就是房價降低，可以降低人員跨縣市的流動成本，增加產業縱向的流動機會，同時可以改善城鄉的差距。政府只需要改善交通環境就可以了，其他實在不需要干預太多。（PS：就以筆者一貫立場，政府需要作的是把交通建設做好，交通建設又以跨縣市為主，交由地方進行這種跨縣市整合，會有資源多寡的問題，統籌處理造成的無效率，筆者認為會比交由地方去整合所耗損的低。筆者也不支持民間興建，台灣並不大，根本就無所謂前方與後方，每一個人的人力都需要利用到，那不如及早投資，釋放出偏遠地區的潛力。就算短期內虧損也無所謂）

其次是有關重點產業的選擇，重點產業除了國家掌管的水、電外，政府只需要監督最頂尖的產業，防止短期利益的炒作即可。越是頂尖的產業越不可能炒作短線，所以這僅僅是防範未然，避免中芯的叛國事件重演，頂尖產業要保持競爭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引入競爭機制，所以金融面的改善有正面的幫助，其次是導入外資後所帶來的觀念革新，更有助於提升全球化的台灣產業競爭力，建設台灣跟死守台灣是不同的概念，雖然某些作法很像，但絕對不一樣。重點產業的選擇並非是以政府力量扶植，歷史告訴我們幾乎沒有好下場過，最理想的方式是橫向連結不同產業，例如導入科技業的概念進入農業生產，導入綠色科技進入工程界，政府只需要健全法規就好。當今天經濟要以屬地主義為主，那麼環境保護、教育文化的改變，這都是必須配合經濟的改變一起作的。

所以，經濟面的整體戰略考量，可以歸納出唯一的結論。那就是除了水、電等還有必要為國營外，政府需要在經濟面全面性的自由化，以自由市場為導向，現在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市場失靈，根本就是政府干預導致市場功能失調。今天台灣早已非開發中國家，沒有道理政府還是處處介入，當產業越來越複雜與先進，其交錯縱橫的程度就越難以被研究出，等到政府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也早就失去先機，那還不如交由第一線的商人去作臨場判斷。這就跟行軍打仗，沒有道理大將軍要管到每一個士兵接戰後應該用什麼姿勢、什麼地點、什麼方法作戰一樣，在戰爭大體上還是肉眼可以見到的範圍內，管制還有道理，當戰場越來越大，戰爭型態越來越複雜，交由第一線的軍士官兵自由發揮戰術構想，會比後方的將軍自己用三十年前的經驗來的好。同樣的在產業上，今天台灣已經是已開發國家，政府根本就無能力全方面的掌握產業狀況，後見之明往往比先知先覺的狀況來的多。

經濟面的問題，主要著眼點是在國力的增強上，無論是外交事務還是軍事準備，無一不需要不花錢，經濟若無法有長久的競爭力，只想拿下一代的資產來抵押，光是負擔就足以讓下一代的競爭力喪失殆盡，遑論談論未來的戰略。所以首重解除下一代的負擔，降低下一代的負擔，才可能在十年後進行徹底的教育與文化改革，更重要的是只有當一個人沒有過多的負擔，他才可能去思考比較形而上的價值觀問題。中國歷經文革到今天，幾乎失去一切的價值觀，現在除了賺錢外就是民族主義，台灣若走上這條相同的道路，那兩種相同的價值觀相撞，一定是大吃小，台灣絕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