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與小評《國防論》

因為最近的新聞，所以突然想到一個讀者應該不是很熟的人，國內讀者若沒有研究相關的，大概不會知道「蔣百里」，更不用說是他所著的《國防論》。(註：詳情請參照wiki百科，蔣百里經歷過軍閥割據，與一次大戰，死於二次大戰期間，算中國近代史上比較稱得上戰略家者)

國防論以今天的觀點來說，其實無甚高論，且蔣百里的文章真正深入戰略思想，而非是武器戰術等古老的，又算講談稿，所以多不能清楚闡述其思想。但若研讀下去，則又很容易發現，蔣百里身在那個年代，不免對納粹的強大、法西斯的興起有特殊的感應，今天來看難免覺得其人思想太過保守，但時代導致的偏見難免，他也沒有見到二戰後的局勢，我們也不必以今非古，認為其思想不值一晒。

國防論在戰略思想上，基本要點就是抓住三個大原則，「人」、「物」、「組織」，蔣百里考察歐陸各國，本身又是留學日本，對於各國國情比較有其心得，他的認為大致上如下

一者「人」，這當然指的是人口與其人力素質。二者「物」，泛指原物料等物產。三者「組織」，即結合上述兩者，發揮其最大效益。

這關鍵處仍在蔣百里生活的世界，已經走向了總體戰爭，戰爭不再是單純的兵家藝術。這時候的戰爭，後方的工廠與農人，重要性不亞於前方奮戰的士兵，一旦食糧不足、原料不夠，戰爭機器就會停擺，國民被逼革命求生，軍隊組織自然瓦解。(註：意即戰鬥力與經濟力已經密不可分)

當時的世界，唯有美國三者齊備，但動員到作戰需要時間。德國戰敗後物產一應具乏，只好從人跟組織上著手，找到一些可以運作的方法。俄國有人有物欠組織，革命後慢慢走向組織革新這條路。

簡言之，蔣百里認為，中國有人，但人力素質不齊，訓練亦不足夠，面對日軍低了不只一個檔次。中國有物，但物產開發甚少，需要時間開發與運用，現下與日本自然不可開戰。中國無組織，各自為政，以三人之力成就一人之功，事倍功半。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拖待變，因為日本絕無能力鯨吞中國，英國尚且花了數百年才併吞印度，日本更弱更無力。故斷不可談判投降，以拖待變，利用中國地形的第二稜線，讓日本的優勢物力無法發揮。(註：看看現在的中國憤青嘛…)

若論兵道，蔣百里綜合各國經驗，認為軍事教育有外到內與內到外兩種，外到內是要求以外在的規矩，來養成紀律。裡到外的方法是啟發愛國心，使人樂於為國犧牲。普魯士起於前者，拿破崙發於後者，而現今兩者皆被各國軍事教育所並重。近代戰爭人人要各自為戰，必須有內心的紀律來遵守外在的紀律，方能使軍紀發揮到最高境界。(註：看看現在的台灣嘛…)

而蔣百里對於中國的積弱，有自己的一套解釋，他的想法是，中國很早以前，「活動分子」就與「智識分子」分道揚鑣，互相攻訐，智識分子自己又分黨派鬥爭，所以內鬥內行，精力永遠花在內鬥上。(註：活動分子指重視現實，做出實事者。智識分子泛指讀書人。)

活動分子優點是肯負責任，但若無智識則易武斷，重視現實但容易變成投機份子。智識分子的優點是自持廉愛，但容易流於理論之爭，對解決事情毫無助益，這又往往造成不肯負責任的態度，危害更大。而中國近代就是因為智識分子不能夠做實事，不肯負責任也不肯切事實，此兩大弱點造就近代中國貧弱的根本原因。(註：看看現在的政府嘛…)

而這要怎麼去達成呢？蔣百里倒沒有明說，他舉了當時看到的一些例子，例如德國的公務員，具有一種「勤務樂」，把公務當成責任，職務上沒有的不貪不取，在其崗位上認真負責不尚空談。

為何如此說？蔣百里將文化分為農業文化與商業文化，農業文化重生產，商業文化重流通。以往的年代，可以有獨立的農業文化大國，與商業文化大國，皆可稱霸一時，但在當年的時代，蔣百里則認為商業文化已經走向死亡了。因為商業文化的流通，本質上就是協調生產與分配的效率化，但效率化到了極致，受限科學發展，必然受到阻礙，於是各種弊端橫生，降低效率的結果就是走向商業文化的末路。(註：今天來看就不是這樣了)

所以不管是五年計畫還是四年計畫，都是農業文化下的重視生產概念，但現在生產需要工業化，還是要講求組織與效率，這種新農業文化的衝擊，勢必帶來「專制」與「民主」，亦即在專制的政治下，用民主的協作來達成統制經濟，此專制的首領絕不等於古代的皇帝。(註：蔣百里當時是大戰前夕，各國都在戰爭準備狀態，所以會有此種認知是很自然的)

若從後見之明來看，蔣百里的思想，以當年的狀態來比之，國防戰略的思想是很前進的，對經濟的理解是很初步的，對文化的認知則是很片面的，但這也不能怪他，一次大戰後整個國際狀態，到處都是革命與變局，人人都想找到一個解釋的方法，這種「反民主」的論點也不是只有他在講。

在結論這邊，筆者不擬批判太多，蔣百里有其時代背景，其經歷又多是選錯邊，有志難伸下只能寫寫文章，提攜後進。但有幾點是到今天都值得我們參考的。

筆者雖然很想罵政府，不過正常腦袋的應該都知道，他們想要強的國，本來就不是台灣這小島，所以也就無從罵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