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泛統與統促的現狀與未來 part3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殊性，理解並不代表認同，更何況都幾十年後了，應當著重於後遺症。

進入跟日本的全面性對抗之前，有幾個背景要了解一下。

軍事上，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軍，在與德國合作後已經是最強的軍事集團。其他地方性軍閥，不是在中原大戰中被擊潰，就是元氣大傷地盤縮小，接受國民政府官方領導。

輿論界來說，多年相互攻訐下，知識分子已經有了一個中國的共識，普遍認為當今的狀況下，蔣介石再怎麼糟糕，也沒有其他更好的領導者。也就是蔣已經得到了中國名義上的領導者地位，至少在官方態度上是如此，這會讓往後幾年的東亞局勢起了根本性變化。

文化上，開展的新生活運動雖然最後無疾而終，但包括蔣經國在內，國民黨的領導階級，充分在這種國民軍事化的氣氛下，以及共產黨對秩序的破壞，跟日本拋棄泛亞主義後，了解到透過活動促成國民的民族意識有多重要。雖然在當時對國家影響不大，這些經驗將在未來帶來台灣，成為新政府與秩序的基石。

表面的說法，剿匪先於抗日，我們課本是指內部的隱疾要先除，才能去對抗外在的癬疥。這道理一點也沒錯，因為共產黨在撤退到西安後，完全依靠蘇俄的奶水過活，而且心裡七上八下，簡單說就是沒錢沒人。張學良擊潰馮玉祥後，東北軍實質控制這裡，蘇俄隨時可以開條件，把渺小的中國共產黨交換出去。

史達林不是笨蛋，蔣介石的德式中央軍，加上張學良的東北大軍，已經處在合作狀態，要建立緩衝國沒有比直接找上這兩人更方便的。不要忘了此時納粹德國已經興起，史達林對希特勒的防備更重，在東方並不想節外生枝。也就是說，最佳的選項是讓蘇俄跟日本之間，成立一個緩衝地帶，不要正面跟日本衝突。

但這種緩衝國的利益，第一個被犧牲掉的鐵定是中國共產黨，至少檯面上看到的人物，毛澤東等人一定會被抓去祭旗。反倒是周恩來之類比較有知識分子氣息的，能夠跟其他人保持合作關係，中國共產黨會走到今天這條不歸路，老毛最後掌權是關鍵。

相對來講，日本想要的是保護滿州國，為之提供源源不絕的工業產能，跟蔣介石之間並沒有不可以調和的矛盾，日本政府也在摸索與蔣和平談判的空間。但為何最後仍然發生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可以理解，蔣張兩人合作後的利益甚大，張學良沒有任何理由，也沒有道理發動兵諫，唯一可能就是本身的浪漫跟理想性，受到他人利用。不過由於他本人已作古，直到死前也沒有完整交代當時的細節，我們只能從許多小地方事後猜測。或許，這跟日本當年的狀況一起連結，才能得到比較清晰的輪廓。

關鍵在於，蔣介石在一統天下的過程中，已經把自己變成了民族主義者，既然成為了中華民族的領導者，那麼固有疆域就不能放棄。即使自己始終都沒有掌握過滿州，但名義上也不能說沒有。其實較合理的做法，是把西北到華北整個區域都劃給張學良，但這也卡到原本西北軍將領的地盤，很難執行下去。蔣最擅長的，就是利用日本跟這些地方軍閥的矛盾，在中間游移取利，逐步把自己的部隊跟國民黨官員派入取而代之，但在這個時間點上，可以操作的空間幾乎不存在了。

也就是說，到了盧溝橋事變前夕，由於名義上全中國都已經統一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蔣就得負起政治上的責任，他必須面對日本且沒有迴避空間。而在中華民族的大旗下，他也不能對日本簽訂割地條約，尤其是承認滿州獨立。對蘇俄來說，只要能有緩衝區，是誰都好，促使中共必須急切找出自己的活路。

全部揉成一團，結果就是張學良不知道究竟受到何種刺激、何人說服，會發動西安事變，但結果顯然是，史達林發現中共不受控制，遠遠超出他的預期範圍，必須緊急踩煞車，張學良也發現中共不能信任，最後把蔣送回，這最後無疑大大提升蔣的合法性地位。

最感到不妙的其實是日本，日本並不想要正面跟蔣的軍事集團衝突，他們比史達林還渴望一個安全的緩衝區，他們只是希望在表面上蔣可以陪同一起對抗蘇俄，同時承認滿州屬於日本的勢力圈。西安事變後，整個中國局勢大致底定，張學良所屬軍隊被重編，已經沒有可以對抗中央軍的其他軍事集團存在，也代表跟蔣的正面衝突沒有空間可以躲了。

最後到了盧溝橋事變，日本原本也想要低調處理，但整個輿論炒熱以及蔣在內部上已沒辦法迴避跟日本的衝突。就以結果來說，日本失去了最佳緩衝國的對象，蘇俄則得到了一個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結果，中共則是迴避了被消滅的危機，還從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在雙方困戰中壯大，直到擁有可以對抗蔣的實力。

這段近代史著重的地方，以本篇主旨來說，最重要的是民族主義的建立，對於一般農民來說，還沒有完整的國家概念，但就知識份子與城市居民而言，透過一連串的對外與對內事變，建立了一個完整的中華民族論述。

在這個論述中，蔣獲得了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中國合法領導者地位，上一個有此明確一致性認同的是袁世凱。但反過來說，他也不能夠裝死了，必須代表中國跟列強周旋，就以日本來說，地方軍閥的反抗與破壞條約，蔣在外交上需要處理，但地方軍不見得會理中央的命令，形成矛盾。共產黨更不用說，名義上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實際上自己玩自己的。

就日本的角度來看，沒有比這種更棘手的，原本雖是一群地方軍閥，但至少都可以對自己負責。現在變成由蔣統一負責，而蔣卻沒有完全的控制能力，這就像你跟對方公司談判，業務說一套，總經理說一套，而總經理還開除不了業務，你要找誰罵？

所以，日本也沒辦法，一切的國防外交都要指向蔣，而這也更進一步促成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要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再也沒有比外敵壓迫更有效的，日本就在此時扮演了這個角色。最後知識份子普遍認為只有蔣可以領導國家，其他地方軍閥不甘願但也覺得沒辦法，蔣本人則必須自我說服是一個大中國民族主義者，不然也無法說服別人統一在中國的名號下。

在這個矛盾糾結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就從文字上的理論，被建構成具體的形象，由一串內憂外患下凝聚的故事，比任何理論更能吸引人。重要的是，這導致後來撤退到台灣的所有人，都是被建構出來的中華民族主義份子，也就是現在泛稱的大中國意識。

歷史的巧合就是這樣，一旦建立起來就難摧毀，尤其是中日正式開打，雖說是不宣而戰，但實際上就跟宣戰沒兩樣。軍事上如此，政治上更是如此，這讓後來日本戰敗後的局勢更麻煩，因為經過了八年戰役，在外敵刺激下，整個民族意識已經起來，至少在所有知識份子階層以及軍方相關單位中都是這樣，導致當中國共產黨開始挑起對蔣的內戰時，除了中國這塊招牌外，已經沒別塊可以拿出來用了。

讓我們快速跳過對日的戰爭，這不是近代史，筆者的目的不在此，跳過不是不講，而是講相關的重點。

首先，這場遠東的大型衝突，在國際間沒有多大支持，檯面上的理由，中國方面其實多年以來，一直對日本實質控制區域進行破壞，共產黨就不論，包括國民黨惡名昭彰的藍衣社，以及地方勢力自主行動，在國際間的風評並不好。再加上，國民黨的情治系統本就源自美國的訓練，根本就沒有什麼祕密行動是別人不知道的。課本是說中國統一，日本非法佔領等等，但以當年的國際觀點，你中華民國就是沒有實際控制滿州過，這從日俄戰爭日本勝利後以來就這樣。當年大清可是默認日俄在自己領土上開打，讓人分割勢力範圍，你中華民國既然繼承了，就沒道理不承認這些事。

檯面下的理由，希特勒不希望中國動亂，這會失去穩定的金屬礦源。史達林也不希望這麼早開打，他比較想先面對西方，東方等之後跟中國再一起解決日本，能拿到更多利益。英國此時也不希望遠東出事，美國雖說孤立中，但也不想要看到日本崛起，遠東震盪。

但就中國國內已經沒辦法了，蔣投入了他的精銳中央軍，因為若不這麼做，他的領導地位就不保。先不提輿論界一直指責他沒有積極抗日，地方軍閥也有充分的歷史理由，懷疑向來親日的蔣，實際上跟日本私下合作，蠶食他們的地盤。總之，開戰不到一年，中國失去了大半的中央軍，以及地方有力軍閥的精銳，此時在遙遠的西北方，共產黨用盡全力搶奪國民黨的勢力，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在造成關鍵性破壞。

理由很簡單，共產黨太弱小了，就算成長率100%，八年也不夠你打敗蔣領導的國民黨。

日本還是需要一個緩衝區，因為不是正式宣戰，也就沒有談判條件，所以結果就是讓泛亞主義的汪兆銘到南京，成立我們稱的汪偽政權。這個政權是很尷尬的，從事後來看，蔣一定知道汪有這個打算，顯然也沒積極阻止，是否要保留平行談判的空間，現在也不知道了。其次，汪雖然被日本承認是合法的中國政府，但實質控制區域都是日本打下的，南京政權的偽軍，著重於打擊共產黨上，也沒積極對抗重慶政府，也是事實。這歷史問題已經無解了，沒有任何當事人還活著或留下紀錄，真偽難辨。

但就客觀的角度來說，日本如果勝利，南京政權的國民黨會取而代之，成立一個沒有滿州與外蒙的新中國，這在當時也不能說是一個不理性的選擇。重慶政權最後贏了，還是得在滿州問題上跟列強談判，最後結果依然難預料。我們事後諸葛簡單，當下很難說決策者是盲目的。

之後幾年，日本對華幾乎都沒有重大戰役，以日本的角度來說都是一兩個師團級作戰，稱不上是大型戰役。而中國方面往往要花數倍的代價才能得到跟日本相同的戰果，不過證明現代化戰爭建築在工業基礎上，光是喊愛國沒有用。這拿到台灣現在來講，就是一直講政治正確，從不分析現實也不承認有現實，只不過說明你沒有做事能力而已。

此時蔣在重慶也很尷尬，因為失去上海的金牛支持，本身是沒有持續作戰能力的，地方軍閥樂得沒有中央干預，只怕日本進逼。因為跟日本重啟戰端，從西安事變後跟蘇俄的關係就修復了，此時除了德國的支援，蘇俄也在幫助重慶政府上下了功夫，並不只是為了共產黨，看一下當年史達林的做法，不難發現重點還是放在拖住日本的戰爭能量。

簡單講，重慶政府風雨飄搖，除了依靠蘇俄跟德國暫時性的輸液，很多辦法都沒了。在經濟上除了繼續壓榨還沒淪陷日本之手的區域，也別無辦法，在各方面走向計畫經濟是國民黨唯一的選擇。這有兩個後遺症，一個是讓國民黨控制的區域，在日後國共內戰爭人心容易浮動，另一個則是計畫經濟的思維牢牢種在國民黨頭人的心中，明明反左但行事風格都很左。

不過，日本也有路線之爭，走到這步的大東亞共榮圈，不過就是中國的朝貢體制日本版，唯一的障礙就只剩下美國。美國一開始的作法也是孤立主義，不想武裝介入，但因應國際局勢早就開始重整軍備，而且對日本打經濟戰，三兩下就把日本打到幾乎沒路走。

美國會這麼下手的理由，事後來看除了太平洋利益無法跟日本共享外，國際共產的滲透，加上美國理想主義太種的性格兼有之。反正，日本被逼上絕路，同意美國的要求，就等於放棄過去幾年的心血，國內的建立朝貢體制跟回歸國際體系兩大路線衝突，最後的結果體現在珍珠港。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第二天，消息傳遍世界。

東京大肆慶祝，倫敦的邱吉爾也在開香檳，史達林有沒笑喝伏特加則沒紀錄。

從華盛頓到舊金山一片哀悽與憤慨，柏林的希特勒也在喝悶酒。

在重慶的蔣跟在南京的汪，到底喝的是哪一種，想想也知道。

全世界有腦的人都知道，你把工業力最大的國家拖下水，結局幾乎是注定了。希特勒後來飲彈自盡，吃了兩顆原子彈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留下了雅爾達跟波茲坦的後遺症。

在中國，這後遺症非常之大，主要有三個結果。

這三個結果綜合在一起就超可笑的，因為共產黨實際上根本沒有抗日過多少，看那精美的國共高階將領死亡數量比。但課本上沒寫的是，得力於莫斯科宣傳的國際共產，在美國製造了大批共產黨英勇抗日的事蹟，美化共產黨的基層形象，同時把國民黨與其他地方軍閥的死傷忽略，不斷加深貪瀆腐敗的印象。

反正，就是當中共進入滿州，史達林向蔣介石表達滿州分割的意見，蔣無法接受，不管是個人的民族主義心理，還是對全國輿論的交待都不行。雖然最後，史達林的要求降低到跟日本一樣，滿州在檯面上依然是屬於中國統治，蔣依然不能同意。

當國民政府軍進入東北，跟原本就較親善的日軍接觸，就形成了一個從東北到華北的連貫反共戰線。尤其當美軍協助國軍接收東北，孫立人把中共打到叫爹叫娘，史達林才放棄溝通的可能，用實力解決。

跟課本講的完全不一樣，所謂的國民政府被共產黨滲透，軍事情報外洩，以及民眾普遍反蔣，基本上都是言過其實。把現在解密的各種資料，以及還活著的中、日等老兵回憶串起來，讓佔據優勢的國民政府失去東北，直到中國大陸全部失守，真實的狀況其實非常簡單。

紅軍直接下場，把只能算是三分之一個美軍的國軍輾殺，然後把日本關東軍收繳的武器讓林彪組織的解放軍裝備，再把投降的日本兵直接押上裝甲車跟戰車開往前線。簡單說，真正決定中國分裂的理由，只有一開始而已。

「紅軍加上半個日軍與十分之一的共產黨土炮，聯手打爆了只有三分之一實力不到的美式國民政府軍隊。」

滿州陷入膠著，美軍舉棋不定，不願意跟蘇俄開戰，美國國內的左派同情共產份子大舉宣傳，最後時機錯失，國軍撤出東北，到此國共內戰大勢已定。因為滿州幾乎沒有遭到破壞，日本的魯爾區不是叫假的，得到源源不絕的工業產出，中共才開始有抗衡國軍的能力。

老毛的啥敵進我退、圍點打援戰略？這都是基本戰略常識，用四字成語來重新包裝，實際上就是開T-34跟拖重砲，用日本蓋出的工廠，生產一批批彈藥，然後拉百姓當苦力運補，去圍攻「於情於理都不能棄守城市」的國民政府軍隊。現代戰爭打機動戰靠兩條腿，打國軍的坦克用步槍？膝蓋想都知道不可能。

就這麼單純，沒別的。

我們看到一堆情報戰跟國民黨離心離德，都是大勢已定後才發生的，共產黨的滲透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怖，只要蔣持續勝利，不停清洗叛徒，這些人連反抗的想法都不會有。只有當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才有需要創造一個解放軍小米加步槍打贏美式裝備蔣軍的神話。

蔣不能公開說紅軍介入，只能說蘇俄把日本的裝備給了解放軍。毛也不能說紅軍介入，他必須建立一個解放軍從無到有的神話，不然哪來的統治基礎。日本戰敗，也沒辦法提出抗議，只能默默的看著關東軍降兵，一路被當砲灰打。美國也不能，右派不想要跟蘇俄正面決裂，左派努力的要替莫斯科打下中國半壁江山，內部不協調就無法一致對外統一口徑。

最後蔣剩下的，只能是殘兵敗將，所有的精銳部隊都被消耗掉，沒有任何辦法，實力被耗損殆盡，連談判籌碼都沒有，撤退到已經軍事接收的台灣上。必須很殘酷地說，二二八事件就以台灣來說，是本土仕紳被清洗的悲劇，但就整個二戰後的東亞情勢來說，並不能算是什麼古今未見的罪惡。

因為，共產黨進入的城市，所有的資本都被掠奪，有點資本的不僅被搶，還要被批鬥殺害，不然沒有軍費，解放軍哪能一路打到海南島去。每一座城市的下場都不知道是幾個二二八能比，光看上海的逃難潮，以及最後廣州撤往香港與台灣的慘況，就知道當代的城市居民，再怎麼討厭國民黨，更恐懼共產黨，一個只是強盜，另一個可是屠夫。

整個中國的家底被破壞殆盡，階級被整個打掉重練，一整代人的秩序都消失掉，這就是列寧革命的體現，在中國的毛澤東手上完成。對史達林來說，東亞的人命只是堆沙包用的，只要可以獲得緩衝地帶，怎樣都無所謂。

這三個後遺症，綜合起來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台灣跟朝鮮半島問題，主權跟治權等各種權力殘留，因為二戰後的中國內戰，以及背後的美蘇對峙，共產與反共集團間的鬥爭。幾十年後的今天，還在透過各種不同的內戰、清洗、選舉等等，一個個在東亞慢慢把共產黨的影響清理掉，重建秩序。

這跟統促的關係何在？

主要也有三方面

總之，這在今天的台灣，整套系統都源自於中國內戰後的遺緒，尤其最重要的政府結構跟情治系統，在兩岸雙方都有很奇妙的相同與不同點。

好比中國的情治系統是戴笠的手下訓練出的，台灣持續接受中情局的訓練與改良，整體能力遠遠高過中國，但都是左派手法右派腦，這倒是沒有疑問。直到李登輝時期，由於國家認同問題浮現，以及中國多年培訓總算迎頭趕上，才能在結構上打破台灣在中國情治的滲透。

而蔣經國從蘇俄學到整套政委系統，也深知共產黨的不可信任，將其手法組織用在國民黨跟政府的改造，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但即使如此，工業革命後的宿命不可能違背，自始至終台灣的整體命運都要看華盛頓那邊決定。

統促黨跟泛統派的思想之所以會一直存在，就歷史原因已經很清楚了，因為台灣的國家結構，本質是建立在中國民族主義上，更透過教育系統再複製，只有接受這套系統的人才可能往上爬，形同利用階級翻身的誘餌，進行實質的忠誠考核。

就算不吃這一套，新生活運動在戰後的台灣，透過軍事優先的思維，在各級學校留下痕跡，也就是上一篇提到的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再次強調，這些軍人美德在個人上很值得敬佩，但用在學校教育就是抹殺特性，更糟糕的是潛移默化的結果。台灣還沒有人提出研究過，當聯考制度跟這種納粹青年團訓練掛在一起，形成何種化學變化。

僵化跟洗腦的教育，配合聯考制度對人性的篩選，能夠從聯考下脫穎而出的菁英，必定具備以上這類納粹青年團特質。你要不就是夠聰明到是離群值，不然就是夠有耐性可以撐到聯考結束的那一天。這導致，今天只要你看到有哪個40歲以上的公眾人物，越是相信有固定秩序、固定範式、標準做法，而且深信有迅速確實的手段可以科學化解決的，幾乎都是這種樣貌。

你會覺得這很詭異，不應該這樣說，那是因為我們社會整體還是很推崇這些特質。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不對勁，真實社會的衝突可以這麼簡單的解決？誰來做出衝突的決斷，這位仁兄有足夠的歷練，或是充分的經驗解決嗎？

為何新生活運動的這六個特質滲透下去，對民主國家是極大傷害？你是軍人，面對敵人要找尋最佳解，就算造成破壞也在所不惜，反正把敵人幹掉就贏了，其他的善後再說，反正重建也不是軍人的事情。

你們里長採取這種措施，把怪手叫來先把屋子拆了，地整平弄成公園了，再說後面交給其他人善後，你會不會覺得他神經病？

結論就是，台灣今天要擺脫泛統派的思維，光是把統促黨滅掉是沒有用的，因為大中國思維並不是只掛在領土上，這是整套透過文化與教育連動的，而且已經深入到我們好幾代人的骨髓裡，尤其是每一個大學菁英或多或少都有這種元素在。

我們該怎麼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