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清道德勒索

2020/02/24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情緒勒索」這個詞最近甚囂塵上,因為在任何關係上,亦可以發生,父母會說:「你再不聽話,爸爸就不高興了!」情侶會說:「你竟然不送我回家,我對你好失望喔……」老闆同事會說:「你做事能力很高,這工作其他人勝任不來,就看你了!」
  可見情緒勒索真的無處不在,但其實另一種阿蒙覺得更可怕的是「道德勒索」。顧名思義,勒索的手段不再單單只是勒索者或被勒索者的情緒,而是提升到所謂「道德」層面,讓你背負不願意承擔的道德後果。
  借用Simon Keller的例子相信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我要去旅行,想拜託身為鄰居的你,幫我照顧一下我家的狗 — — 小江,而你卻拒絕。我唯有試圖讓你就範,我可以說:
1. 如果你不幫我照顧小江,我就踢爆你勾佬;
2. 你不幫我照顧小江我並不驚訝,因為你從來都怕負責任,相信你媽在天之靈,也會為你仍然這麼自私而感到失望;
3. 我直接留紙條:「我飛喇bye,你唔會搵到我,我亦都冇搵人睇住小江,你唔睇住佢,佢就會餓死。」
  第一個方法是給你兩個對你也有不好後果的選擇,讓你選舉一個後果較輕的,算是普通的勒索;

  第二個方法是牽動你的情緒,讓你不知所措,繼而就算你不願意照顧小江,亦會接受,這是情緒勒索;
  而第三個方法就是直接讓你扛起小江生死的(道德)責任,而不是牽動你對小江/你母親或者誰的情緒,硬生生把你置於道德兩難,如果你不想被「良心」批判,就得照顧小江,這叫道德勒索。
  在華人社會或亞洲,道德勒索最為嚴重,因為個人主義並不盛行,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其實某程度上也是一種道德責任。中國傳統的五倫,就是每個人於不同的關係上,「應有的」道德責任。
  所以我們有句說話:「人無恥便無敵。」而所謂無恥,其實就是拋棄道德責任,甚至將道德責任轉移到他人身上(例如我收留小江,本來照顧小江是我的道德責任,但我無恥地將這個道德責任轉移到你身上),以求達到目的。
  就算是「爛佬」也會怕「潑婦」,可見性別定形也是道德勒索的基石:「你唔係同個女人仔拗呀?」、「你係男人黎㗎!」處處都是道德標準。
  道德勒索其實很多時候有職業指向,因為某些職業是較「神聖」,例如醫生要有醫德,教師要有師德。被冠以「什麼德」的職業,那些從業員在道德上就多了一份責任,繼而更容易被道德勒索。
  醫生有責任醫好病人,教師應該有教無類,服務業應該以客人為尊,在不同的情境下,員工大多會因道德勒索而超時工作、被剋扣工資、被施予更多壓力等,甚或對其言行的管制,也可以道德勒索實行。就算一般員工,如果對工作上心一點,其實也可以是被道德勒索的對象。
  最大的問題是,情緒勒索只能解決勒索者的情緒或被勒索者的某一情緒,被勒索者的情緒基本上是沒有完全解脫。但道德勒索不同,被勒索者最終還是「良心好過點」,從而令被勒索者好像也有「得著」一般:「算啦,起碼最後小江都死唔去呀!」,甚或覺得自己是做了件好事。結果勒索者就會變本加厲,有點斯德哥爾摩症候群feel。
  所以基於這種職業的道德勒索,消防、醫生、教師其實難以罷工,他們有太大的道德包袱(當然不少香港教師不只是因為道德包袱),罷工是近乎不可能。「我罷工,咁啲傷者/學生點呀?唔可以㗎!」
  要避免被道德勒索,只要該職業大部份的人放棄所謂的職業道德,其實就不會被任何人以道德勒索。最近有一個極端的例子,他們這樣做固之然不理想,但這樣徹底放棄職業道德,就沒有人能用道德攻擊他們。更不會有什麼被剋扣工資等,還有人自動送九億幾俾佢地洗。
  但以上都是某行業的道德勒索,當所謂的道德沒有職業指向,而是基於最基本的所謂「人性」,道德勒索就能上升至社會層面。最好的例子就是關愛座,這個道德勒索只指向非長者,所以潛在的被勒索者多得可怕,而勒索者更是任何站在道德高地的路人,再加上網絡審判,這就是社會層級的道德勒索,可以逼死一個人,但明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大眾一起承擔的責任,但現在一個非親非故,坐在關愛座(甚或普通座位)上的青少年,竟然要獨力承擔這個責任。就是因為這是個大型的道德勒索,所以關愛座的問題才會鬧得熱哄哄。
  大家有沒有突然想到,最近亦常常聽到的社會層面道德勒索?「你地爭取民主唔應該影響到其他人!」、「我有我既生活,點解你要搞到我?」、「睇下你地搞到幾多鋪頭執笠!」、「點解你地要令到想返工既人返唔到工?」
  如前述,道德勒索的核心在於勒索者將自己應有的道德責任轉嫁於被勒索者身上,例如政府本應負起分配資源的工作,但同樣是公務員,有些行業做到冇停手都冇得補水,有些行業放棄了職業道德仍然補了九億幾水。而明顯地,政府沒有打算解決這個問題,沒打算承擔起應有的道德責任。
  而當你無法說法勒索者重新負起應有的道德責任,那麼解決方法只有一個:我放棄我的道德,你失去你想以道德勒索得到的利益,即俗稱攬炒。只有當道德勒索者明白,道德不再能用以勒索你去放棄爭取應有的利益時,他們才會認真和你坐下來談。
  但一個社會級數的道德勒索其實並不容易化解,只有當所有被勒索者都認清自己正在被道德勒索,一切才有轉機。感覺就像小時候,老師問:「1+1等於幾?」如果你答:「2!」老師會問:「真係?」然後你就怯了,淆了。因為你不肯定自己是否正確。就如別人問「攬炒真係好咩?」如果你不夠堅定去捨棄所謂道德,你永遠只會在那躊躇,答不出肯定的一句:「係!」
參考資料:Keller, S. (2016), Fiduciary Duties and Moral Blackmail. J Appl Philos, 35: 481–495. doi:10.1111/japp.12234
    吳下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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