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台灣島民滿心歡喜地期待著國民政府從大日本帝國手中接管台澎金馬地區,盼著日本人這五十年來的壓榨、迫害可以就此終結,盼著在接下來的餘生可以和樂,更是認為太平盛世已經不遠,得以享清福;殊不知正是惡夢的開端,又是一段五十年的惡夢,悲劇一次次上演,半刻也不停歇,彷彿逃脫不了。
台灣人對「祖國」的期望轉變為失望,軍警官員作威作福、外省人壟斷權位、官員牽親引戚、劫收台灣經濟、政府統治經濟剝削台灣、民生凋敝、貪污腐敗、文化差異與衝突等等,是引爆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反抗「祖國」的主因。在當時的出版報紙上,關於軍警「當街搶劫、紀律腐敗、毆打台人」之標題屢見不鮮,各種諷刺漫畫接連刊出,早已敗壞當時國民政府形象。從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George H. Kerr)的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中可以探知,當時的亂象是如何使台灣六百萬民心離叛。
聚焦於本文所關注的米糧民生問題,在太平洋戰爭之時,台灣總督府已實行米糧管制,雖是戰時,仍使平民有最低限額之糧食分配而不致缺糧。有傳言在國民政府接收後大量運米至大陸才造成缺米,但在學者從史料反覆考證後發現,當時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甚至是婉拒運米至大陸,更開口向中央要米,可見並無搜刮台灣米到大陸之事。若不是因為大量將米輸出,那為甚麼會缺米?答案就是政府的徵購管制不力,造成了嚴重的米荒。
總督府在向農民徵購糧食前,有過多次調查、丈量,並且在耕作方面提供輔導以及肥料補給,因此在向農民徵收時具有強大說服力,且農業官員由警察陪同前往,軟硬兼施,使得「徵購」與「配售」順利進行,不致社會動盪不安。然而太平洋戰事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後,比起行政事項,國民政府對於 「物」的接收更有興趣,因此對於日治時期的米糧徵購政策的延續也只是馬虎執行。當時國民政府還只是處於類近代的政府型態,且在1945年末對於物資工作沒有詳細掌控,甚至在公文中承認未詳實調查糧產狀況,推卸政府基本應負的調查協調責任,只以政策直接要求上繳不少於配額之穀物。政府訂下一個數字即確保糧食取得無虞,對比日治時期總督府的做法,簡直粗糙無比。
這樣隨便的作法,自然是無法讓徵購與配額順利進行,因此長官公署在1946年初取消管制,任民間自由買賣。解除米糧管制本來未必是不好的作法,然而政府在開放自由買賣後立即封存大量米糧,使民間無充足米糧可買賣而價格飆漲。即便當時軍用糧食存量早已充足,政府依舊貪得無厭四處取得米糧,台中霧峰甚至出現軍隊光天化日之下強搶農會倉庫中的米糧共四百萬斤。更以「田賦徵實」的政策搜刮民間米糧,雖聲稱是為了調度市場供貨,其實卻進了政府倉庫。此時軍紀、政治、治安敗壞已是民心動搖的導火線,同時也有各商家見米價飆漲而囤積,使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持續下去。民眾無米可食、奸商囤貨謀取暴利又政治敗壞,不滿的情緒一再被激起,而查緝私菸之事更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最終引爆了二二八事件,成為難以撫平的歷史傷痕。
身為台灣人,莫有不知道二二八事件這段歷史的人,教科書一再強調、政府以國定假日方式紀念之、也有許多名嘴政客不斷炒作蹭熱度。在許多人的印象中,二二八的發生就是源於大稻埕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傷及賣菸婦人和圍觀民眾,於隔天在行政長官公署陳情時遭憲兵掃射,多人死傷,在連鎖引起後續各項事件。此說法固然無誤,但大眾常有忽略當時民生問題所累積的民怨,盡著墨於後續軍事清鄉行動,或許不夠了解全貌,本篇希望能藉由這段文字,向大家介紹關於二二八事件中的民生問題肇因,對二二八事件有更完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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