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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論裡的台中一中： 從無盡纏連中，拆開我的青春歲月

　　（母校台中一中建校一百周年慶時，校方向我約稿，我以過去寫的〈量子論裡的台中一中〉加上一個〈後記〉交差，作為對母校及我的青春歲月的懷念。）

遠方森林中有一棵樹。在這易於遺忘的夜晚，有誰知道此時，這棵樹究竟是站立還是倒下？是存在還是不再存在？

量子物理學家說，沒有一個人能看到這棵樹的存在本質，因為組成這棵樹的粒子是以站立和倒下的形式同時存在著，當一個探險家闖進森林，無意中張眼凝望這棵樹時，看的動作會使「謝洛丁格波」崩解成一個單一可見的真實：樹的粒子排列成一棵站立的活樹或倒下的死樹來呈現自身，但只能是其中之一，至於樹究竟是站立或倒下，那要看誰在看、什麼時候看、怎麼看。

我抬眼掃瞄書架，覺得書架上的那些書好像就在剛剛的瞬間，已靜默而急速地調整它們鬆散的粒子，排列成我現在所看到的英武形式。

我想這是可能的。

這不是老敢嗎？昨天在雜誌上看到一篇分析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一看作者署名，心中立刻浮現一個留著三分頭、臉頰油粉、長著青春痘的鼻樑上架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穿著過窄的卡其短褲，走起路來黑色皮鞋夸拉夸拉響的初中生來。

老敢是我的初中同學，想不到現在已是個熟悉美國外交政策的行家，當然有可能是同名同姓，但我想就是他。事實上，自從初中畢業後，我就沒有再看見他，雖然他現在也許是個髮梢泛白、滿臉風霜、小腹微凸，穿著明牌服飾的大學教授，但在我心靈之眼的注視下，他身上的粒子又都再度排列成我所熟悉的形式。

當我腦中負責記憶的粒子崩解成將近半世紀前的排列形式時，我不只看到了老敢，其他同學的身影、台中一中的紅樓、紅樓前那棵開花的鐵樹、光中亭下水池中的蝦蟆、還有皮膚白晰的歷史老師等等，也都跟著一一浮現，成為清晰可見的真實。

老敢其實是他的綽號。自從有一次，他因與校外女生通信而被張貼在佈告欄裡，教官所用墨水的粒子排列成「警告兩次」的真實呈現時，我們就這樣稱呼他。

當時，我覺得這是好學生做不到的英勇行為，而和他親近了一陣子。老敢就坐在我後面，午飯後的休息時間，我們常聯袂到光中亭下，用削尖的冰棒棍和橡皮筋，去射殺水池中的蝦蟆。中箭的蝦蟆一隻隻翻著白腹浮出水面，漂進我現在的腦海中。少年時代的酷虐，今日想來依然感到心驚。那些早已灰飛煙滅的蝦蟆，彷彿倒下的樹又一一站立起來，快樂地潛泳於我的腦海中。預知牠們死亡記事的我，真恨不得推倒時間的籓籬，重回昔日的光中亭下，奪走那行將殺戮之箭，但卻已不得其門而入。

有一天，老敢嚴肅地告訴我，說他彼時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並非與校外女生通信，而是上歷史課時，能癡癡地看著歷史老師短裙內乍隱乍現的雪白大腿。然後，好漢剖腹來相見地踢我一腳，說：「我知道那也是你的幸福，你不用否認。你坐在我前面，看得比我清楚，我看到你在看。」

我沈默無語。

其實，當時歷史老師大腿和短裙的粒子有各種排列形式，要如何呈現也是我們不可預期的。但每次上課，班上的同學都像憂鬱的哈姆雷特王子，忍不住喃喃問道：「to be or not to be?」也許，在大多數情況下，老師的裙子和大腿是緊密地組合在一起的，但在我們青春的注目裡，卻總是排列成讓我們感到幸福的形式。即使時至今日。

無端地想起這些。但說來也是奇怪，自從四十年前走出台中一中校門，我就沒有再進去過。雖然其間曾多次路過，甚至已走到育才街口，但總是不想進去。我想，不是我無情，而是我知道她已改變很多，我不想讓屬於我的「那個台中一中」，在我肉眼的再度觀照下，無情地崩解，消融於亮麗的陽光中。

所謂「真實」，只存在於我們肉體之眼的觀看或心靈之眼的回顧中。有些真實，我希望它們能以不變之姿長存在我的心靈中。

【後記】

從寫完這篇文章迄今，我已回過母校三次，都是應邀演講。雖然來去匆匆，但觸目所及，不僅人事全新，景物也已非舊。紅樓不見了，光中亭失蹤了，敬業樓與麗澤樓間塞了一堆陌生的建物，屬於我的「那個台中一中」果然在我眼前無情地崩解……。

但在和老師與學弟的互動中，我感受到在別的學校沒有的一種氣氛，那不只是親切，我的心彷彿沉浸在某種我熟悉的波動中，而欲隨之起舞。幾經品味，終於了解，那是一百年來走進這所學校的師生，他們的所思所為在相互激盪後所產生的巨大而無形的共振波，也許就是所謂「台中一中的精神」吧！

一九六二年，我走進這個台灣先民的「許諾之地」，在那共振波裡浮沉了六年，後來雖然離開了，但我並未真的消失，因為就像一滴小水滴溶入大海般，我已被吸進那個龐然的共振波裡，成了波動裡的一個小點。

量子物理學家波姆說，空間和時間都無盡地纏連在一起。人生也許就是在這無盡纏連中的摺疊與拆開過程吧？

我很高興我能重返母校，屬於我的「那個台中一中」雖然已被摺疊進那無盡的纏連中；但站在校園裡，我彷彿看到當年從我身上散落於此的粒子又重新聚攏過來，意欲成形，我的心隨之波動，我用心靈之眼拆開它，看到了那個屬於我們的「永恆的台中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