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之論威權

在Horkheimer和Adorno曾在探討反閃族主義相關篇章當中提及「儘管那些規定可能不是源自於理性的考量，但合理性卻是源自於那些規定。」[1]可見任何的極權政府的出現，並不單就於觀察當時人民是如何地受到打壓，理應換個方向探討威權是如何可能。簡言之，即是對於威權出現的想像。

在探討威權以前，必須先釐清對於權威的想像，對於筆者而言，權威是不能被抹滅之存在，一般人是否有所感，取決於權威的強度，而非取決於是否存在。舉例而言，騎機車闖紅燈遭警察開單，須接受相關行政罰鍰。警察開出罰單之行為為一種公權力的展現，其目的為保護國家之交通秩序，因而裁罰之。此般公權力建構於人民與政府間之信賴關係，人民進而將部分權力授與其政府，如同社會契約論當中，人民與政府權力之間存於一種契約關係。

然而威權政體，即是人民與政府之間出現權力失衡之狀態。由於其建構權力之前提為人民與政府權力不相等，換言之，政府權力需大於人民，進而促使政府有更多權力作為制衡破壞原先國家秩序之手段。然而威權政府之出現，即是一種政府權威之無限上綱。政府利用其權力大於人民之特性，讓其一切行為合理化之過程，如同前述所談，一切的合理性源自於政府規定，促使人民在這樣的法秩序下，失去了原先制衡的力量。最後，民眾僅能聽命於政府命令，無法自拔。

實然上，在《返校》當中，台詞不斷出現「檢舉匪諜，人人有責。」即是一種政府以其規定作為合理化箝制人民思想之具體手段。而其法條依據為過去刑法一百條之規定，在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認為沒有定義「著手實行」的具體樣態，只要你心存惡念，而做出任何言行，都會觸犯內亂罪。[2]簡言之，一旦政府認定你有罪，即是有罪定案。在其現今的法律觀點，很明顯上述的法條違反法之明確性原則及無罪推定原則。然一切的威權的發生，根植於獨裁者恣意地破壞原先良善之法體制，幻化為充滿主觀的行為人法典，處罰不符獨裁者想像之思想犯罪。對於立法者在Habermas眼中，認為「不是把這種權力工具化，作為實現立法者目標的功能性條件。」[3]一旦法律作為實現目標之工具，整體所侵害不僅於法秩序之維持，更甚者是對於人民實質上之權利傷害。

《返校》裡曾出現學生讀禁書而受到憲兵的欺凌，然而這樣的悲劇不僅發生於螢幕上，更是民國四零年代，就讀台中一中蔡焜霖的真實案例，一位愛讀書的學生被冠上思想不正確的罪名，最終換來於綠島服刑十年成為首批政治犯。[4]而蔡焜霖不是唯一的個案，或者可以說這樣的案件只是在上千件的無辜案件中的一粒細沙。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不單只是劇中方芮欣提醒自己所做下的錯誤。更是我們生長於當今民主開放之台灣必須牢記的一句話。對於服膺於威權政權下的人們，他們不是加害者，在另外一層的意涵上，他們也是受害者。該譴責的不是這些於體制下的執行命令或服從於威權下的人們，在Hannah Arendt的詮釋下，這樣的人都僅是一種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現在該做的，理應更是將更多相關資訊公開，讓起初受到隱藏的威權樣貌得以被展露，讓身為民主化後的人們，更能有所意識。如同鄭南榕先生自焚前所說過的話「死了一個鄭南榕，將會出現更多的鄭南榕。」無獨有偶，呼應《返校》的一句台詞「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得來不易。」

[1]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著，林洪濤譯，2008，《啟蒙的辯證—哲學的片簡》，p.223。台北：商周。

[2] 廖元豪觀點：新版「刑法一百條」─民進黨與威權時期國民黨一個樣，風傳媒，2019。

[3] Jürgen Habermas著，童世駿譯，《事實與格式》，2003，p.104台北：商務。

[4] 綠島首批政治犯 蔡焜霖按指印換來10年黑牢，中央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