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徵糖稅嗎：政策的木桶理論2

在討論這個議題之前我們要問的是：體態究竟該歸責於誰？很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是自己，畢竟食物是被自己放進嘴巴的嘛。其後有人可能會勉為其難地補充：「好吧，如果他沒有生病的話」。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主張一個人必須為所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負責任的問題在哪裡，以及這個問題如何影響政策的制定。

首先，排除身體或精神疾病是有問題的，精神疾病和性傾向一樣，是一個光譜，符合診斷標準的人未必沒有自制力；反之，沒有符合診斷標準的人，不一定就很有餘裕來控制自己。因此，這種說法會讓人感覺一個人如果沒符合任何疾病的診斷準則，那他遭受到的事情（如肥胖、貧窮）就是活該。真的是這樣嗎，生活中有多少事是我們能掌控的呢？只需要一場病或一個意外，就可能摧毀我們苦心建立起來的一切。我們很難精確的分辨，發生在身上的好事或壞事，有多少是因為我們的作為或不作為，抑或是單純的運氣。

其次，一個人的體態不代表他的全部，或許他遭受過多的壓力，這讓他難以制定並執行飲食計畫；或許他曾經或正在遭受到霸凌或性侵害。這時他需要的並非為自己的嗜甜付出更多代價，而是脫離讓他感到痛苦的環境，並接受治療。在解決問題時，我們不能只關注結果（現在），也許他經歷過一些我們不知道，也難以想像的事情（過去），或許他經過治療之後可以是一個充滿活力、親切又慷慨的人（未來），我們要思考的是不要造成更多的遺憾（預防），讓每個人的未來有更多可能性（治療）。

另一個需要討論的議題是健康不平等，以美國為例，為什麼紐約的疫情特別難以控制，因為篩檢要錢，治療也要錢，確診也常意味著失業。然而很多人不能沒有這份收入阿，尤其這個時候的上哪兒找下一份工作啊。所以大家寧可繼續工作也不願去就醫。更遑論有些人是非法移民，別說醫療保險了，他們連合法的身分都沒有，就醫不僅代表財產的損失，更可能讓他沒辦法繼續待在這個城市。

透過這次的疫情我們可以看到，健康不平等乃至所有的不平等，不只影響到個人，而是群體，當瘟疫蔓延，沒有人能置身事外。而在台灣的防疫作為中，我們也可以了解，當我們人道的對待每一個人，最終受益的還是自己。同樣的原理可以適用於其他社會福利的議題：社會是一個整體，因為家暴、犯罪、疾病而減損的生產力、造成的傷害，每個人必須一起承擔；而當我們關注弱勢，致力於預防及治療時，受益的也將會是每一個人。

回到最一開始的問題：該徵收糖稅嗎？身為人類，大家都可以依據自己的價值觀表達看法，然而當我們用政策制定的角度討論這個議題時，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此決策是減少，還是加劇現有的不平等，而這是否與政策的初衷互相違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