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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了，台灣就是我的家

台灣是什麼樣子，1977年全球通訊甚至不發達的時代，沒有幾個瑞士人知道台灣在哪裡。而一位年輕的瑞士修女卻在一段讀經祈禱之後，決定放棄原本的計畫，隨著修會的安排到台灣。當時24歲的她從一句中文都不會，到今日通熟原住民的語言，40多年後台灣已經是她家。她說：「瑞士是我第二個家。」

Sr. Jermia在台灣大家都叫她陶慧音修女，是瑞士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Barmherzige Schwestern vom hl.Kreuz)的修女，言談間流露的開朗神情，表情裡揉合著西方的五官和台灣陽光的氣息。在接受採訪時，中文流利，甚至有台灣東部的口音，與當地人無異。

但回想起最初到台灣的日子，從溫度到濕度無一處細節與瑞士相似，要能感受「家」沒那麼快速簡單。

陶修女說：「我初到台灣的頭兩年修會安排我學中文，我在台北火車站附近的一所學校學習。當時看不懂太多中文字，我很怕去太遠的地方，會找不到回來的路。因為無法完全用語言表達自己，時常很灰心，覺得自己連幼稚園的孩子都不如。」

而學語言，不能只靠翻譯。陶修女說：「台灣人見面時，大家都問候我『吃飽了沒』? 我一直到後來才知道這是問候語，一定要回答『吃飽了』。這些無法直譯的當地說法，課本裡根本沒有，當地人相處久了才懂的。」走入人群，成了她理解語言的竅門。

靠著努力與恆心，第二年陶修女已經進入聖經內容的語言課程。她對自己的要求高，老師也嚴格。她記得當時期末考時，老師考試的方式是準備5個信封，裡面各有一個聖經故事，她必須按照抽到的故事，寫出一篇3000字的文章，試想她如何用中文說明這個故事，將聖經裡的道理說給當地人聽。口試時，再一次口頭申述自己所寫的內容。

70年代仍是漢字手寫的年代，用紙筆一刻一畫寫完3000字中文的文章，即便對母語者都不是簡單的要求。為了傳教，陶修女花了兩年的時間，全心全意投入學習，聖經裡的一字一句化成千百個方塊字，烙印腦海。好的語言基礎，苦練是必要的路。

語言精進到一個程度後，陶修女到了台東開始傳教工作。然而傳教，並非是拿著聖經，對不認識基督宗教的人開始說道理，她必須先認識當地的人，了解當地的生活。因此她進入當地的聚落社群，以她在瑞士培養的專業「物理治療」服務當地。

「時代的需要是天主的聖意」這是她所屬的聖十字架慈愛修女會的精神。

一個名叫尚武的小村莊是她的東台灣第一站，當時台灣偏遠地區的基礎建設並不發達。第一年為了適應生活，衛生和飲食都不習慣的情況下，瘦了10公斤。她笑說：「有一天我醒來發現腳邊有一個同伴，一隻大老鼠竟然睡在旁邊。」據描述她當時心裡很驚，但四十年後自己再說起，卻是笑嘻嘻。

陶修女說：「我在台北學的中文，到了台東還是聽不懂，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口音，須要花一些時間了解。」如今陶修女說話就像是台東人一樣，帶著閃亮熱情的太平洋風情。訪談裡我們笑談，各地的中文口音，就像是瑞士德語一樣，多元有特色。

尚武之後，她在太平洋的海風吹拂下，又待了池上15年，初鹿23年。克服生活裡不斷而來的挑戰，就是認識一個陌生地方的過程。

四十多年的台灣歲月，陶修女見到了進入物質充裕的時代後，人們在生活型態與待人接物上，都和從前不同了。

她說：「我以前到南橫山區裡的部落傳教，敲敲門主人讓我進來。我雖然是陌生人，但是他們關掉電視，聆聽我說話。」物質簡單的年代，人與人之間也較無芥蒂，自然交流。

山間聚落的形成，有互助互生的功能，陶修女也看見：「當時人們那麼窮，但是什麼都要拿出來分享。村子裡有人殺了一隻豬，就趕快分給其他人。沒有冰箱的時代，東西卻都是新鮮的。」

勤往山裡走，陶修女認識越來越多南橫山區的布農族人，她說：「有一次我去山上看朋友，他們為我準備了一桌菜，裡面竟然有魚，可是山裡怎麼有魚呢?原來他們是為了歡迎我，而特地下山買的。我就告訴他們，以後再去買魚，我就不來了。」陶修女非常明白這就是心意，但大家的經濟條件並不寬裕，她因而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年輕時的陶修女最想去巴西傳教，為此她在瑞士時還學習了葡萄牙文，但教會的長上卻要派她到一個叫Formosa的地方，雖是葡萄牙文的地名，卻是相反的方向。她說：「為了到台灣，我還加強了英文，因為那是一個英文比較管用的地方。」傳教是進入人群的工作，她再次強調語言是必要的工具。

40年前瑞士人對台灣的認識還少。陶修女說：「我的親友當然會擔心我，不過他們來過之後，都理解了為什麼我把這裡當作第二個家。我在這裡一點都不寂寞，如今已經是第一個家了。」

陶修女個性活潑，進入修會，她的家人本以為嚴肅安靜的修道生活和她的個性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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