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我看到的『馬奎斯』，好像跟你們講的不太一樣！」系列：「百年孤寂」的部分

不知是中文、西班牙文兩者的美學差異很大，還是翻譯者的功力問題，《百年孤寂》小說的場景描寫和作者的敘述語氣，讀起來非常浮躁、急促，如果發出聲音朗誦整個段落，多數的聽者可能會感到小說的敘述囉哩吧嗦、絮絮叨叨。除了語氣的浮躁、急促，兩部小說的多數段落負載了不少的人事物，而且充滿了零碎不堪的描述，光是一個段落，就有好幾個小說人物的動作，以及視角上的轉變，讀者閱讀的速度如果過於快速，很容易將這個人物的動作當成是另一個人的，或是遺漏某位人物的言行。

馬奎斯對一些小說人物的心理描寫，我覺得還能再深刻一些，像是第四代的席根鐸(Jose Arcadio Segundo)，也就是遠景版《一百年的孤寂》的約瑟‧阿加底奧。他對戰爭滋味的極簡定義：「恐懼」，也就是他省思奧瑞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那席談論戰爭魅力的話，所得到的想法，我實在看不出當局屠殺香蕉工人的事件究竟影響這個人物什麼，也將無法理解這位小說人物在小說後半，常常唸唸不忘「當天死了三千人」、「大屠殺確實存在」之類的話，到底是因為精神失常所以喃喃自語，還是人物有意識地抗拒遺忘，不願讓真相像死難者屍體沉入大海，而自己當時承受的痛苦及對整件事的記憶慘遭「活埋」？然而，「恐懼」這兩字，還有這位主人翁在這部小說當中若斷若續的動作敘述，還是讓我疑惑無法確定，因為對這個人物的處理與刻畫，人物的支言片語，還有若斷若續的動作敘述，馬奎斯實在處理得太過簡略了。

另一個例子是《百年孤寂》第一代女主角易家蘭，也就是遠景版《一百年的孤寂》的歐蘇拉，她在年老幾近失明時，對次子邦迪亞上校的評價是：「自己的次子並「不是打仗打狠了心才失去親情，而是從來就沒有愛過任何人」(馬奎斯)，而且還發現「他打了很多仗，還有摒棄勝利，原來出自純粹而邪門的自尊」(馬奎斯)這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這個部分應該打動不少讀者的心，只是作者這樣的敘述有些突兀，因為僅提到老太太曾為「建村以來家裡的生活詳細列出重點」這個動作而已，到底是哪幾點啟發她，讓她有那麼巨大深刻的領悟，作者並沒有明講，也沒什麼暗示。易家蘭對女兒亞瑪蘭塔看法上的改變，讀者還能從小說前面的內容檢視、驗証，可是她對次子想法的改變，小說前面好像沒什麼暗示，看起來像是天外飛來一筆的頓悟。

此外，作者也好，小說人物—第一代女主人翁易家蘭也罷，他們完全沒有明講，也沒有暗示的是：為什麼會有這種無法付出愛心的人出現？而且成批量出現？原因到底是什麼？究竟是家族成員身心上的缺陷，還是拉美各國動盪的政治局勢及惡劣的社會風氣，塑造出邦迪亞上校這類冷酷無情的人，以及亞瑪蘭塔自虐虐人、式的人物？我不禁想問，馬奎斯對於「自我耽溺、目無旁人的矜持」、「純粹而邪門的自尊」，還有由此衍生的各種暴力行為(不論是對自己還是對他人)，看法究竟為何？哥倫比亞極端封建保守的天主教文化、墮落腐敗的政治人物，他已透過主教、將軍、士兵、官吏這些人各種荒誕言行揭露出來，並把不以為然之情隱藏在小說敘事及另一角色的言論。那「自我耽溺、目無旁人的矜持」、「純粹而邪門的自尊」，還有由此衍生的各種暴力行為呢？從小說開頭幾章的內容來看，似乎不是上述這些原因造成，要嘛就是上帝對易家蘭與老邦迪亞的詛咒，讓這兩個人的性格弱點、陰暗面在後代「開花結果」，不然就是他們祖先所屬的西班牙文化存在一些問題吧？

新潮文庫編輯部的作者在「百年孤寂」這本書的開頭──〈馬奎斯的生平和《百年孤寂》〉一文，寫道：

我不完全否定「邦迪亞上校這個人物是整個家族的光輝，是人類勇者的畫像」這個說法，但是從事革命，打了二十幾年的仗，失敗了三十二次，「九十高齡因看不慣腐敗的共和政府，還要再號召同志起而革命」……這樣的人確實很有勇氣，但是稱他為人類的勇者，是否言過其實？

細看馬奎斯對邦迪亞上校參加起義活動的敘述，邦迪亞上校起義的遠因在於，他從岳父莫士柯特口中得知哥倫比亞當局作票的骯髒手法，以及收奪民眾的菜刀、彎刀等工具來製造自由黨人意圖暴亂的假象，對政府深感不滿，因而接近反政府人士。近因在於：中央派遣到馬康多來維持秩序的陸軍部隊長，「曾叫四個士兵把一名被瘋狗咬傷的婦女拖出家門，就地用槍柄打死」，讓他憤怒不已，決心反抗。邦迪亞上校之後的行徑，其實是古今中外許多有能力、血氣方剛的青年會做的事，是馬康多的勇者無疑，但還稱不上人類的勇者。

馬奎斯在小說裡明寫：「官方宣布他是匪徒，在政黨領袖們未公開糾正這一宣佈時，他的自尊心不容許他與國家內部的武裝部隊聯絡。然而，他明白，一旦他拋棄這些顧慮，戰爭的惡性循環就可以終止。在療養期間，他有空暇反省。後來，他說服母親易家蘭將埋藏在地下的剩餘金幣和她平生的積蓄拿出來交給他，他任命馬魁茲上校為馬康多的民政與軍事領袖，他自己則動身去跟內陸的叛軍團體連絡。」

另一個讓我將邦迪亞上校視為人類的勇者的地方，是：邦迪亞上校面對政府種種壓迫，不屈服，之後他對於當局各種拉攏手段，自始至終不為所動，而且不留情面、全然拒絕，這是古今大多數人做不到的事情。停戰以後，哥倫比亞政府言而無信，沒有貫徹當年的承諾，把撫卹金撥給當初願意放下武器的士兵，也沒有主動改革，與往常一樣貪汙腐敗，後來勾結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剝削勞工，並為後者派遣軍警血腥鎮壓工人的示威。當上校表露一點反抗之意，但還沒採取行動之前，就殘殺上校的十七位兒子。此外，當局對上校的監視也從沒少過，甚至曾派人混入嘉年華會以上校之名發動恐怖攻擊，殺死遊行民眾，試圖嫁禍給上校跟當年的起義者，毀滅他們的名譽。面對上述這些情況，邦迪亞上校完全不屈服。

除了壓迫，當局也使用各種籠絡手段，例如：頒贈勳章、長年在馬康多發起停戰紀念活動、想用上校的名字為馬路命名……希望上校出面為政府美言幾句，來改變民眾對政府的觀感。邦迪亞上校對此，不僅無動於衷，而且對於馬康多居民與其他地區支持者的崇拜之情，他也淡然處之，完全沒有意思想憑藉民意，去跟他眼中的黑衣律師、腐敗政客要求議員席位或將軍、市長之類的公職。

馬奎斯雖然沒有直接表達對邦迪亞上校的評論，但是透過易家蘭之口，以及幾個情節橋段，展現邦迪亞上校、馬魁茲上校這些革命之士的性格陰暗面，例如：他透過易家蘭之口，說出邦迪亞上校欠缺愛人的能力，寫道：

「她(易家蘭)發現他打了那麼多仗，都不是出於理想；他放棄勝利，也不是像大家想像中是出於厭倦與疲困，其實他對勝敗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單純而邪裡邪氣的他的那份自尊心。她下個結論說：她願意犧牲性命來維護的兒子，只是一個無法付出愛心的人。」(2004年志文版，第254頁)

其次，馬奎斯也透過邦迪亞上校與馬魁茲上校的對談，講出一堆當年參加哥倫比亞「千日戰爭」反政府官兵的心聲──戰爭打到後來，這些人感到迷惘，不是發現戰爭好像失去意義，就是警覺到自己與同袍早已淪為自由黨高層與政敵談判的籌碼，可以隨時棄置一邊，卻對自己與其他懵懂無知者的未來命運，茫然不已。

「有天晚上，他問馬魁茲上校：

『告訴我，老友；你為什麼作戰？』

『還有什麼別的理由？』馬魁茲上校回答說。『為了偉大的自由黨呀。』

『你很幸運，因為你知道為什麼，』他回答說。『至於我，我現在才知道，我是為自尊心而戰。』

『那真糟糕。』馬魁茲上校說。

邦迪亞上校對他的驚慌神色覺得有趣。『當然啦，』他說。『知道自己為何而戰總比不知道這要好一點。』他望著對方的眼睛，微笑說又說：

『或者像你，為一個對任何人都沒有意義的目標而戰鬥。』」

(2004年志文版，第153~154頁)

在2004年志文版，第172~173頁的地方，馬奎斯透過易家蘭的眼睛與內心思想，透露邦迪亞上校對人失去信任感，寫道：「易家蘭有鬱悶不樂之感，總覺得她自己的兒子才是不速之客。因為她兒子是由一群軍人擁戴著進得門來後，就一直喧鬧得很，把臥室都翻了一遍，直到確幸沒有危險才肯罷休。邦迪亞上校不僅容許他的士兵如此，還嚴令禁止任何人走近他十尺範圍之內，連他的母親易家蘭亦不例外。他的副官則在房間四周安置哨兵。他穿著普通的斜紋布軍服，沒有帶徽章之類的識別物，長統靴上有長刺，上面沾著泥塊和乾血跡。佩在腰際的槍套蓋子是打開的，一隻手搭在那兒，總不離開手槍柄，神色是那麼果決而緊張。」

此外，作者也透過兩個以上的事件，告訴我們：邦迪亞上校、馬魁茲上校這些革命之士，有時候會為了堅持革命理想，不惜殺掉那些對己方展現友好態度的人，哪怕是長年相伴的戰友。比較重要的橋段，像是邦迪亞上校堅持槍斃與自家關係不錯的蒙卡達將軍；為了與政府達成停戰協議，邦迪亞上校不惜武力鎮壓那些反對的部屬，而差點處決自己的好友兼多年戰友馬魁茲上校。

許多《百年孤寂》讀者會留意到「邦迪亞上校」與馬奎斯外祖父「馬奎斯上校」的關係，後者確實是前者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型人物，沒錯，但是馬奎斯的外祖父停戰以後，在稅務局任職，養育外孫、外孫女，與家人、鄰居、過去的戰友，甚至不同政治立場的當地有力人士，關係大致不錯。除了風流好色、私生子很多，比較被人爭議，在不少人的心中，他是一位個性溫和、外向開朗、生活精彩、積極參與地方事務的老上校。當香蕉園勞工大罷工時，馬奎斯的外祖父為了避免勞工與軍警的衝突一發不可收拾，與一些當地人士前去調停，結果事後遭到當局約談、拘留幾天，弄的狼狽不堪。至於馬奎斯筆下的邦迪亞上校，就不是如此。

邦迪亞上校自簽署停戰以後，就過著非常封閉的生活，不太關心家人、鄰居的動態，幾乎沒有社交活動，成天在工作坊用金子製做小金魚，做了以後隨即銷毀，之後又用先前銷毀的金子做小金魚，徒然消耗自己的時間與精力，直到當地警長將朋友的親人用彎刀殘忍砍成數段，觸及他對哥倫比亞政府忍耐的底線，這才大暴走，想組織十七個親生子造反。然而，時不我予，邦迪亞、馬魁茲，以及當年參與千日戰爭的反政府官兵，年事已高，加上政府先下手為強，逐一殺害邦迪亞上校十七個親生兒子，作為警告，他最終只能隱忍，過著更封閉的生活，直至老死。

邦迪亞上校處於那樣的年代，其實還有其他方法可嘗試。這部小說是採魔幻寫實筆法寫作，馬康多香蕉園大屠殺事件，並非憑空虛構，是以1928年蕉園大屠殺事件作為原型，加以渲染。當時的哥倫比亞，受到工業化、國際社會主義思潮等影響，社會主義組織、共產黨悄悄發展，群眾上街、罷工示威不時上演。一些政治人物也趁勢下鄉、幫弱勢者代言，好爭取廣大群眾支持。邦迪亞上校只想到用二、三十年前武裝暴動的老方式反抗政府，十七個兒子被殺以後，他既沒有暗中幫助姪孫席根鐸(Jose Arcadio Segundo)策劃香蕉園勞工大罷工行動，也沒有運用自身人脈及社會影響力，走上體制內的改革路線──參與議員選舉，爭取民眾支持，在勝選以後改革。邦迪亞上校內心只有「武裝暴動」、「不問世事」這兩個選項，可見他的心很閉鎖，而且落後於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