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

黑盒子是飛機置放於最容易保存的部位—機尾中記錄飛行狀況以及工作設備運作情形的儀器，而原先書名的所主要討論的是稱作「大退化（The Great Degeneration）」的現象，也就是作者所引用亞當斯密所稱的停滯狀態，甚至倒退，正是現在西方文明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而四個黑盒子是作者所提出的四種分析，他認為這四點是西方文明國家的核心元素—分別是民主、資本主義、法治與公民社會，而也正紀錄了為何墜機的各種細節。

「停滯和成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法律與建制』的產物」是作者引用亞當斯密的語言，而他重視所謂的「建制（institution）」可在本書初始他引用了來自於Richard Taverner的著作《Garden of Wysdome》的一段話：「自然...是很有威力、很有功效的事物，但建制，亦即人為作為，力量更大得多，能修補、改造、強化歪居且邪惡的自然，將其轉變為好的自然。」作者將建制對於人的關係如同蜂巢之於蜂，在其中我們組成群體、知道我們身處其中，建制也有邊界與圍牆，以及，規則。尤其他的立場明顯地是不同於 Jared Diamond 在《槍砲、病菌與鋼鐵》所提出的地理決定論論點，也否定了基因與環境所造成的發展差別，從西元500年與1500年中歐洲的基因與地理環境無甚差異的情形下，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分析出二戰後的東西德、南北韓，以及美墨邊境劃分的諾瓦利斯城鎮，再再都說明了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制度」，這個論點也讓《槍砲》一書的後記更改了原先的論點，因為制度—例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差別，讓南北韓與東西德有發展上的顯著分流，而這制度的分析也正是讓《國家》一書作者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斷言中國的發展將逐漸停止，因為中國的制度仍然是政治上榨取式的，即便在1978鄧小平改革開放讓經濟成為開放式，但這樣的不均衡只會讓制度產生不穩定，然而在沒有產生該書所說的「良性循環」時（也就是開放搭配開放），中國只不過是copy西方成功的路徑：自由市場，才讓經濟爆幅成長，這個道理是容易理解的，從零分考到六十分容易，又或是，從七十分考到八十分容易？

但作者不是要分析成功的要素，他要做的同樣是去分析為何退化，而他要分析的是西方文明國家為何退化。四個文明核心分別面臨了不同的問題，「公開宣佈的和間接表述的公債，已成為較老一代犧牲年輕人和尚未出生者之利益、自己過好日子的工具。管制已失靈到使體制更為脆弱不堪。在動態社會裡可能是革命分子的律師，成為停滯社會裡的寄生蟲。公民社會萎縮程公司利益和大政府之間的無人孤島。這些就是我所說的『大退化』。」這是結論中的一段話，但也精簡說明了本書的要點。

公債問題乃是現代福利國家中透過發行公債，預支下一代未來的措施，而作者引用了柏克在《法國大革命反思》所提出了另一種社會契約：「...摧毀原始社會結構，留給他悶下一代的可能是一片廢墟，而非棲身之地—且讓這些後人有樣學樣，蔑視他們所創建的東西，一如他們蔑視他們先人的建制一般...社會歧視是個契約...國家...不只是...再試者之間的合夥關係，也是在侍者、已離世者和尚未出世者間的合夥關係。」也就是這不同於盧梭式統治者於被統治者間的約定，而是世代之間，跨越時間向度的約定，也就是說，預支下一代的未來已經破毀社會成立的基礎，也正是社會走向崩潰的原因，尤其這些公債也無法如同過去一般將原因歸屬於戰爭，卻是福利。而管制介入資本主義市場讓管制越來越繁瑣，執行管制的成本越疊越高，原先為了解決問題的管制措施，逐漸成為他宣稱要解決的問題本身，甚至還更嚴重，建制也逐漸失靈。而法治有學者 A.V. Dicey 以及英國前首席大法官 Tom Bingham 提出過的分析，但公民的自由被國家安全狀態（例如911事件）所侵蝕，作者也認為英美法系的優越卻被歐陸法系給入侵，成文法越來越複雜以及遵守規定所增加的龐大成本，成為法治所面臨的重要問題。而公民社會也在國家權力的擴張中漸漸萎縮，使得公民不成公民，社會的領域逐漸被國家膨脹給擠壓，作者說要當一個公民不是投票、賺錢就好，也必須參與家庭以外的群體，然而，這些群體的空間如同方才所說已沒有那麼充分。

作者的論述很明顯的可以嗅出保守主義的味道以及反對國家管制的自由主義氣味，而他也不避諱地承認說道：「我比這些人更贊同較高比重的民間主動作為，以及官方較少的扶助有益於我們社會，乃至大部分社會。如果如今這被視為保守立場，那也無所謂。曾幾何時，這是真正自由主義的本質所在。」或者提到教育制度中的公立與私立教育將會區分出不良好與良好的教育，例如在英、美約有7%學童讀私校，而澳、港、韓、台、日卻有25%以上，而這使得後者的國際學生能量評量計畫數學平均高於英美10%，而作者甚至不惜用民粹語言陳述這一點：「二十世紀的教育革命，乃是使民主國家內大部分的人民能受到基礎教育。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革命，則是讓更多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如果有人反對這麼做，那麼他就是真正的菁英主義者：就是想把窮人家的孩子困在糟糕學校的人。」也就是用「真實人民（true people）」與「菁英（elite）」的對立來呈現這個問題。

但在採取這個立場所需要的論述與事實基礎在本書中是沒有那麼充分的，我們可以承認「造就中國經濟特區的體制，和帶給中國一胎化政策的體制，兩者是同一個體制；前者成功，後者帶來災難，且後者整體付出的代價目前還無法估量。」這樣的陳述，但卻無法在這些簡短的論述就能支持全然的市場開放，或說，無法像巴斯夏在《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效應》所呈現的各種政治措施可能在看得見的範圍是合理的，但是在看不見的部分卻將使得決策成為經濟部理性，雖然同樣的皆有指出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是把原始資源使用相較於非福利國家所必須花費的資源去進行資源重分配，而《西方文明》這本書是用蜂巢來進行比喻。

本書能著墨處不多，所以我想不如去簡單分析一個所謂「自由主義」的社會與「社會主義」的社會的約略區別較為實際一些，或許我也會支持前者勝過於後者，但在本書中若要單從其中的論述進行說服，我想還有一段距離，因為若指出福利政策將會養出一批不事生產之人，就如同把經濟人當作是個體的唯一身分一般天真，因為個體同樣至少還會是個道德人，甚至，還會是個政治人。而在政治這個領域中我們就可以看得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重大區別，也就是國家權力介入的深度，對於前者而言當然是較為拒斥的，認同著資源的自主分配，相信著市場的秩序，甚至可以提出經濟上合理的例如累進稅率是對財產的掠奪（plunder）的思考，而後者將會在「平等」大於「自由」的觀念下，使得國家對於資源的重分配被正當化，然而前後兩者難以彼此妥協正是因為立論基礎有根本上的差異，而社會科學中也從來沒發生過自然科學內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甚至在歷史的進程中還會產生對於各自主義路線的修正，往另一個方向靠近了一些，而原先的定義則可能因此被稱為激進的（radical），也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中才會讓持守原先立場的人被稱作保守主義者，但這個詞常常具有貶意，然而就連Edmund Burke都可能是被誤解的人物，因為他的保守不是反對改變，而是反對激烈地改變，而如托克維爾於《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指出的，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後也不過是舊制度的復辟罷了，更不用說大革命後馬上迎來的雅各賓恐怖統治。

或許有些發散了，但我們要思考的問題也只有一個，國家無論出於任何理由所做出的干涉，為了你好的治療，為了你不好的懲罰，其間的共同處何在？答案是權力同樣地伸展，而我們的自由也在這時被更加地囿限，而世界現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災難，阿甘本也指出了例外狀態日常化的危機，在他的理論下他有其擔憂雖然被批評之處，但我們或許可以想想，他擔心的與我們所在意的，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