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覺起於魏晉，是魯迅典型的偏見時刻

魯迅論「魏晉風度」時，曾說魏晉是個文學自覺的時代：「曹丕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者近代所說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此說，後來文學史論著都學著說，以致成為近百年一大陳腔濫調，養活了無數教授博士。

魯迅論古多謬，此說尤謬。

魯迅那個時代的人不喜歡漢儒，故論文學，老是把儒家道德政治教訓和文學藝術對立起來說，以致儒學的漢代跟文藝的魏晉、諷喻政事的漢代與抒情的魏晉，竟儼然對壘，彷彿成為兩種典型了。史實何至於如此？曹丕不就說過：「文章者，不朽之盛事，經國之大業」麼？怎說他就是為藝術而藝術？

藝術的獨立、文學的自覺，不是這樣談的；其自覺與獨立，也不始於魏晉，乃是漢朝已然。

班固《漢書．公孫弘傳》論武帝時人才，說：「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且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又說宣帝時「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

把天下人才分成儒術、篤行、文章、賢德、幹練等各類，實開魏劉劭《人物志》以文章家為人流十二業之一的先河。而且如此區分，正有魯迅所說，把文章與經術儒學分開的意義。

只不過，列在文章的劉向、司馬遷，不但文采高妙，儒學亦甚精湛，這就不能只從文章與儒術的分立去看了。

茲先說司馬遷。

司馬遷本人文章高妙，對文章之士，更有特殊的態度。《史記》中對於屈原這樣在先秦名不見經傳的人，以無限欽敬之情去寫他的傳，無非志其讀了〈離騷〉〈天問〉，又讀了賈誼吊屈原的文章之後的感動罷了。如此動情的傳記，在《史記》中亦不多見。

若說此乃屈原身世對他有特殊的觸動，當然不錯，但他對司馬相如又何遑多讓？

司馬相如一生，本無功業可述，行為反而頗有些可商榷處，例如琴挑寡婦私奔，又賣酒露醜，逼得老丈人只好出面救濟；再則是靠著當狗監的朋友晉身，才成為帝王言語侍從之臣；一輩子又被人「俳優畜之」，晚年還得了曖昧的消渴症。可是在史遷筆下，大肆采錄他的文章，把〈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哀二世賦〉〈上疏諫獵〉〈喻巴蜀檄〉〈難蜀父老〉〈封禪文〉全抄了進去，結果全傳九千二百多字，比〈項羽本紀〉還長，是《史記》中最長一篇。

一位毫無足述的小人物，竟因且只因他會寫文章，便如此名垂青史。同時代之名公巨卿，如權重一時之桑弘羊，《史記》卻未予立傳。這不是具體告訴了我們什麼叫「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嗎？

《史記》這種看重文學價值的態度，並不只表現在屈原司馬相如兩傳上。
在李斯傳中收了他的〈諫逐客書〉〈論督責書〉；在樂毅傳中錄了〈報燕惠王書〉；在賈誼傳中，他沒錄〈論積貯〉〈治安策〉，而收了〈吊屈原賦〉〈鵩鳥賦〉；又在魯仲連鄒陽傳中收了魯仲連的〈遺燕將書〉和鄒的〈獄中上梁王書〉。

凡此等等，均足以說明他喜愛文章，且在歷史性的不朽價值上特予致意。

要知道：從經世或一般觀點看，賈生〈論積貯〉及〈治安策〉，實較〈鵩鳥賦〉重要，但史公不選彼而選此，這就有如後來昭明太子選文那樣的態度了。

鄒陽之文，更是如此。明．茅坤說過：「鄒陽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書之文詞頗具觀覽，故采入為傳」。可見此亦如〈司馬相如傳〉，傳主其實乃是那幾篇文章。

司馬遷自己在〈太史公自序〉裡也稱：「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三王世家結尾更說：「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因文立傳，這個立場，他是老早表明了的。

班固既從「文章則司馬遷、相如」的角度去看待司馬遷，作史當然也一樣重文章。

鄒陽傳加收了〈上書吳王〉；又增加東方朔傳，收了〈答客難〉〈非有先生論〉；還在揚雄傳中收了〈反離騷〉〈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且跟司馬相如傳一樣，分為上下卷，使得它比司馬相如傳還要長。

後來史家，如唐之劉知幾，就對他們這種做法甚表不滿，認為：「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史通．載文篇）

他又批評《史》《漢》的論贊，認為那些都只是藉機炫耀文采的東西：「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非理有必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此皆私徇筆端，苟炫文采，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論贊篇）

劉知幾是反對文學的史家，主張文與史分立，因此他特別能看出《史》《漢》重文的特點。

透過他的批評，不但可讓我們更明確地理解漢人如何重文、如何認為文章之美具不朽性；亦能提醒我們，當時這些史籍可能本身就是文學作品（所以班固談到文章的代表人物時，舉司馬遷為例，與司馬相如並列；而劉知幾也指出那些論贊根本就是文學），或史著同時也擔負著文選的功能。

後世史家，當然還是贊成《史》《漢》的多些。如清朝章學誠，即主張文選史乘應交相裨益：「昭明以來，括代為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此文選史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故認為修地方志應立文徵部，選輯文章。

他是由《昭明文選》等書得到的靈感，但我們回頭去看《史》《漢》，不就可以發現它們正具有文選之性質嗎？

唐代以後人，論文輒法《史記》，或說「文必秦漢」。而那些秦漢之範文，什九皆出自《史》《漢》。就是昭明太子選文，自詡「以能文為本」，要「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然其所選，大抵亦是《史》《漢》所曾甄錄者。

據此觀之，《史》《漢》不是文選是什麼？

那麼，《史》《漢》所看重的文學美，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俄國形式主義者雅克慎（Roman Jakobson）曾分析道：一個語言行為，可以有六種功能：

如說話者說：「噢，天哪！」這就是抒情功能。

旁人聽到他這麼一喊，也跟著緊張起來了，是感染功能。

而從說話人到聽話人之間，有一個傳達過程，這叫線路功能，連通了聽說兩端。

但這句話並沒有指出什麼事，只是抒發情緒而已。

另一類語言則不然，比如我說：「他有十塊錢。」這句話便有所指了，這叫指涉功能。

而不論是抒情語或指事語，又都得符合語法功能才行，否則別人就聽不懂了。這稱為語規功能。

但假若一個語言行為，並不特別指向這些功能，反而把力氣集中關注於語言本身，這就是比較強調詩功能（poetic function）的語言了。

換言之，我們若不只注意到一句話是否要合乎語法地去傳遞訊息、影響他人，還更注意到這句話是否講得精采漂亮，那這句話便具有藝術品的性質了。

用這個理論來描述漢人之論，我們就不難理解他們如何看文學。

文字，本來只是用以抒情指事的符號，可是漢代人卻越來越關注它本身。因此寫字時，不只注意用字來指事抒情，或根本不注意，反而較注意字的字形構造、線條、寫時之輕重徐疾、寫者的性情習慣等等。重視這個寫字行為本身時，文字就不再只是文字，它變成了「書法」。

崔瑗〈草書勢〉、蔡邕〈篆勢〉〈筆論〉等文獻之出現，即是在教人如何重視字的「詩功能」，如何縱者如懸、衡者如編、蘊若蛇蟲、頹如黍稷、抑左揚右、將奔未馳……。也就是追求字的形勢之美。

同理，文字組合而成一篇文章，本來也只是用來抒情指事的。但若作者讀者都期望在指涉、感染、抒情諸功能之外，更多地關注詩功能，把文句寫得更好看些，便形成了對文學美的追求。

這就像女工織衣，原先只是實用的。但若把精力集中到衣服的式樣、布料、形制、顏色、花紋、剪裁上，這衣服就脫離了禦寒、遮羞等實用價值，而令它本身成為一件藝術品了。

衣裳的美感來自其形式紋飾，文章之美亦在其文辭組合之巧麗，司馬相如說賦應「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所指即此。

合纂組與列錦繡，尤其表現為繁麗，《文心雕龍》稱為誇飾：「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具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又稱其鋪張，〈詮賦〉謂：「賦者鋪也，鋪采摛文」，說它們「極聲貌以窮文」。

一經一緯，堆錦列繡就是貌，看起來繁豔。故《文心》云其「品物華圖，寫物圖貌、蔚似雕圖」，具有一種油畫、雕塑、織錦般的視覺之美。

一宮一商，則是聲韻上鏗鏘頓挫，念起來好聽，與日常語言明顯不同。

此時文學作品以辭賦為代表，道理就跟書法以草書為代表是一樣的。草書不便於實用，人亦不盡認識，故只能從字本身去做審美把握。辭賦亦旨不在實用，與日常做為指事溝通之文書十分容易區分，乃是做為審美物件而存在，盡情發揮「詩功能」的一套文字。

此即為「文章」，斐然成章之章，今稱為文學。

司馬遷說〈三王世家〉中幾篇文章「文辭爛然，甚可觀也」，又說〈儒林傳〉中「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這些文書本身是有實用功能的，亦即具有前述詩功能以外之其他功能，但它同時也發揮著詩功能，詩功能更幫助它們令人喜愛，使它的指涉傳達抒情等功能都更具效果，這便是文可使言行遠了。

不過，有時文章只顧著強化詩功能，其指事達意諸功能便不及注意或索性忽略之，如書法藝術去發展著那一般人可能看不懂，也缺乏實際溝通功能的草書一般。

《史記》說莊子著書大抵寓言，「畏虛類、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摛辭，指事類情」。空語無事實的文章，因其善於構語修辭，所以讀者讀之，自會賞其文而遺其事。漢代辭賦，論者常云其誇飾虛構、虛辭濫說。所謂虛構或寓言，都是指它在強調詩功能時，放棄或不符合指涉功能。

語言學家區分語文的表述形式，有一種是論斷性表述，一種是操作性表述。

前者指我們用語文去論斷客體世界，後者指我們並不只在說出了某件事，更在於說本身這個操作性活動。

文學家常願強調自己屬於後者。其實文學中兩者皆有，如現實主義式的作品便傾向前者，漢賦的寫物狀俗功能更強。只不過即使主張以文學寫作去描繪記錄客體世界，文學的表達，也不會同於一般記錄性文字，其詩功能之強化，令其文采爛然，寫作時自有重視操作文字活動的用心在。

而那些耽於操作文字、巧構麗辭的人，「操作」之中，便亦可能令他淫溺於這種構作中，越來越不顧它與客體世界是否吻合或能不能指述論斷了。此即以文為戲，《文心．情采》說：「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就是對它的批評。

漢代社會上出現對辭賦過於華麗虛飾的反省批評，也正基於此。

如揚雄反對辭賦「麗以淫」，主張「麗以則」；王符《潛夫論．務本》說：「令賦頌之徒……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也」，都是就其「空語無事實」，不符合對世界的指涉論斷，過於耽溺於文辭構作，以致「虛辭濫說」氾濫的批評。有許多人希望詩賦除了寫得好看外，還應有諷諫功能，可對現實社會產生論斷性作用，炯戒君王，也是這一類想法。

但批評者也只是說不要麗以淫，不是說不要麗。他們希望的是「麗以則」，也就是既有很好的詩功能，也同時有指涉等功能。如司馬遷說的那些詔書律令，既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義，又文章爾雅、文采爛然。

文采如何爛然呢？

再回到司馬相如的話上去看。首先是「合纂組以成文」，把漂亮的文字排列組合起來，所謂辭藻豔發。

其法，一是辭彙要豐富。清阮元〈四六叢話序〉云：「兩京文賦之家，莫不洞悉經史，鑽研六書」，一點也不錯。大文學家往往先是大文字學家，識字多，能使用的辭彙自然豐富；辨義明，自然下字精確，此乃文章令人感到富豔的基本條件。他們喜歡用的一些怪字，又稱「瑋字」，雖然常遭詬病，其實一怪讀者自己識字太少，二則生僻字可構成閱讀時陌生化、離日常化的效果，也是不可厚非的。

其次，他們善於運用聯緜字、疊字、偏旁同類字來創造美感效果。例如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中用「磷磷爛爛」形容色彩絢麗，用「郁郁菲菲」形容香氣流逸，用「煌煌卮卮」形容百花盛開，用「衯衯裶裶」形容衣飾飄拂，用「硠硠磕磕」形容水石相擊，用「潏潏淈淈」形容水流激湧，文章自然顯得繽紛多采。

再者，以上說的是用字遣辭，司馬相如講「列錦繡」之列，還可以理解為句式排列的問題。《文心．麗辭》云：「造化賦形，肢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麗辭之麗，指的就是駢偶。

這種駢偶句式，雖說可以上溯於遠古，如《尚書》《易傳》中即已有之，但漢人才開始自覺地運用，單句對、隔句對、複句對、言對、事對、正對、反對，均已蔚然可觀，因此《文心》說：「自揚馬張蔡，崇盛儷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採並流，偶意共逸韻具發」，對此後駢文傳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句式，不只是對仗的問題，還涉及句型。做為一種審美的文章，要與一般文書常用的散體不一樣，又要跟古代歌謠之雜體或以四言為主者不同，此時遂發展為一種四六混合交錯為主的句式組合，如張衡〈西京賦〉：「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嬌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或排比句式，如〈子虛賦〉：「其山則盤紆岪鬱崇峍崒……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其東則有蕙蘭圃衡蘭芷若穹藭菖蒲……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嬗曼」。

這類句式，在古代也有偶然出現的例證，但漢人顯然是有意發展之，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駢文之鋪張排比，唐宋且又稱為四六文，均與此句式特徵有關。

最後要說司馬相如講的「一宮一商」。

辭賦多是韻文，但它又不只是押韻那麼簡單，有些人以為它是散文的整齊化音韻化，故具有音樂性。實則相反。它是詩不可歌以後，散體化文字化的詩，是用文字的聲、韻、調和語言性的節奏去製造出新音感的文辭。故除了押韻外，還要講究每個字的聲音搭配，此方是所謂的一宮一商。對仗與句式，亦依此原理而設計。

此外，一篇賦，序通常為散體，不押韻；本文押韻，但韻常隨意轉，顯得流動，而亦不甚覺其為韻文；結尾則常以仿歌之詩或亂作收，一篇之中，聲音的交錯配合也是很重要的。

文麗之法，大要如此。晉．陸機〈文賦〉云為文「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及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所言亦近於此。

然而，此僅是「賦之跡」，不是「賦之心」。賦之心是什麼，就是創作者的創造性心靈。

《西京雜記》載：「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相如曰：「……賦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作者包攬古今，而斷以一心，這種創造性的心靈，不諉諸天才或神遇，而是如莊子描述畫家「解衣盤礴」那般，說他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地集中思致，進入到創作活動中的「凝神」狀態中去，故能寫出妙於常人的文章來。

桓譚《新論．袪蔽》形容揚雄作賦：「睏倦小臥，夢五臟出，以手納之，及覺，大小氣、病一歲」，情況亦與相似。

這種對創作活動中精思凝神的強調，下開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之先。謂為文學自覺之時代，誰曰不宜？

除了對文學創作時心理狀況之探討、對文學功能之反省、文學操作技藝之鑽研這些方面，漢代都引發了嗣後更多的討論以外，一個文學意識自覺業已發軔之時代，文學所處理的經驗必然漸廣、文人與文集必然越來越多、文學在與其他藝術競爭時勢力也必越來越大。

對於現今在文學經驗開拓、文體意識發達、文人階層擴大、文學勢力鞏固等各方面，「不知有漢、但論魏晉」的朋友，魏晉倒是有句俗語說得挺好：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