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無文采

中國最古老的書叫《尚書》，收集了古代最重要的文章。如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等，整個夏商周三代的歷史，俱可由這些篇章考得。因此近代研究《尚書》的人都是為了藉它了解古史。

然而自清初辨《古文尚書》之真偽以來，研究《尚書》的人總在材料上肆其考證。考的是材料，《書》的語言、文字、事義、傳抄、篇卷、次第等。考這些材料的方法，也仍是材料：紙上的和地底下的。此即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法」。

講考證的朋友奉此語為無上祕要，其實可笑，因為材料不是證據。且「周書論辭，貴乎體要」（文心．敘志篇），此又豈考證所能為哉？

再說了，考證上古文獻的基礎是文字學，而真正好的文字學家，卻都是詩人。如近代章太炎、黃侃、王國維、陳夢家、郭沫若，誰不是詩人呢？小學工夫，一般人總以為擘積重重，貴在徵實，實則文心奧窔，非神思妙悟，難有所入。若非詩人，就只顯得笨。二重證據？那只是王國維用來告訴笨伯的門面語罷了，真正的本領仍在詩心、神思、聯想、觸機、感通等處。

此外，我們也不能把文字學聲韻學崇高化，認為國學大師之標準，就在於是否通小學。不知小學僅是小學，入學之基，通之何難？況國學中更有大人之學乎？

即就小學言之，現今也不應以清代為標準。因為我們已不是清朝的文字學家了。他們所要考釋的，只是古書上的文字。民初以來，增加了一項任務：還要處理新出土材料上的文字問題，如甲骨、敦煌寫卷。

近日馬王堆漢簡、郭店楚簡、清華簡、北大簡等等更是可觀，吸引了無數文字學家關注，動不動就要出來爆料一下，說又發現什麼珍貴的簡帛、可以破譯什麼古史了。自媒體、網站更是喜歡這類話題，以搏眼球。可真要他們做，又做不出什麼，一個長沙馬王堆，《簡帛整合》就忙了四十年。

其實那些東西，既然幾千年沒人看過，當然也就沒有任何影響，跟幾千年來之中國可說毫無關係，有什麼研究之價值？

縱使這跟恐龍蛋一樣，也不妨有人去研究研究。但我們畢竟活在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另有幾個問題，比歷史上的文字問題更為緊迫、更為重要，乃是現在這些文字學家所沒意識到或未及處理的。

這個時代還有哪些文字問題呢？

一是新文化運動以後，白話文盛行；社會也因為現代化變遷，而出現了一個迥異於古代的語文環境。這個環境裡的語文問題，根本不是考釋古書古文獻那套本領所能處理。

二、清末以來，中西交衝，遂有漢字改革之議，想模仿西方人採用拼音文字。結果形成了拼音及簡化字。這種文字改革運動又因受政治影響，竟形成民族文化的大分裂。臺灣香港仍守傳統，大陸則改行簡化字。這個問題該如何處理，正考驗著我們這代人的智慧。再加上新科技的發展，漢字有計算機化的困難，急需肆應。古代雖有「字樣學」，規模與內容遠不能跟今日相比。

三、明清時期，華人出洋謀生者已多，近百年來規模越擴越大，海外華文教育的問題乃越來越嚴峻。而全球交流愈形熱絡，外邦人士學習華文的情況也就愈普遍。兩方面的需求，共同促成了一個華文教育新時代。對此時代，我人如何因應？由此延伸的，還有華文文學的發展、華文出版的問題呢！

以上這些，是我們這個時代必須處理的，急迫性更大於考釋古文字、說明歷代語文之變遷。

四是文字的哲學問題、文化問題。如《說文解字》，大家都說那是中國第一本字典，可是許慎寫這本書難道只是做編輯嗎？嗨，其體例始一終亥，乃是在表達他的世界觀呀！文字從來不只是工具，還體現著民族的思想、價值、對世界的指涉。使用文字的人，也從不僅是被動地使用，他還會創造新義、變更指涉，以滿足他對人生的詮釋。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孟子的義、荀子的類、墨子的兼，都是「強為之名」的，有其特殊哲學意涵。故做哲學探究，在中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董仲舒說的，要「深察名號」。我們現今論文字，更應由此著手，做哲學文字學的處理。清代文字學家，除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以外，涉足於此者鮮矣，更甭談由此進行中西哲學的對勘比較了。

這些合起來，就是中國語文研究的新天地。我們能於此開天闢地嗎？

臺灣曾有出版社邀我寫一本《文字學》，我擬想的內容，就是歷史文字學、社會文字學、交流文字學、文化文字學、哲學文字學五大塊。這才是文字學的全貌，現在的文字學太窄也太淺了。

但書後來沒寫，因為「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我選擇直接辦點事。

開端的行動，是創辦近代第一本社會語文學刊物《國文天地》月刊。不僅要研究活的、社會的語言文字現象，還想做漢字統合、推動全球華文發展等事。

漢字統合，有個大的思路或脈絡，不是孤立的反對簡化字，是涉及近代思潮之反省的。怎麼說？

我們穿任何衣服，都有得不得體的問題。所謂得體，有三個層面，一是合身體之「體」，指衣裳之大小、長短、厚薄、合不合乎我們的身體。其次是合身體之「身」，指所穿的衣裳合不合乎你的身分。貴人而服傭隸之服、僕役而衣士夫之服，大家都會覺得刺眼。再者，得體還有合身體之「合」的層面，即場合問題。不同場合該有不同的穿著，沒有人會穿著晚禮服去踢足球。

穿衣如此，說話亦然。語言有其身體層面，就是語種、語系、語音等。如果我們講中文而怪腔怪調，彷彿洋人，或不合中文語法，誰都聽了會匿笑，認為語言不得體。

同樣，語言也有其身分層面。士大夫、下里巴人、男人、女人、官場、黑社會，各有其不同的語彙、語用方式，絕不相同。如不注意，也會鬧出笑話或亂子。

再就是語言之場合問題，比穿衣更為講究。有家室之語、有廟堂之言，不得相混。文章中為什麼會有各種文類之區分，不就在處理這個問題嗎？詔、誥、章、奏，行之於廟堂；書、札、哀、啟用之於友朋；傳志記於身後，餞序發諸離筵，場合不同，內容與口氣就都要隨之調整。

這些都是常識，應該沒什麼可爭議的。

然而不然，近代之白話文運動，就是要打破此種語言常規，逆其本性地進行一趟語言單一化運動。

在語言之身體層面，白話文運動推動著國語化，事實上削弱乃至消滅了方言。

在身分層面，以下里巴人語言為正宗，謂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才是活語言，痛詆士大夫用語為死語言死文字。

在場合層面，對上、對下，親疏遠近，功能、目的都不管，只有一套語言。寫信給長官、部下、父母、師友、親人、陌生人，可以都是「某某某你好」或「尊敬的某某某」。這都是使得語言單一化的。白話文運動以來，語言越來越單調直白，即由於此。

之所以要如此單一化，乃是把語言當成強國之手段，因而此事本身也就是語言之政治化。語言政治化了以後，就可將中國之戰敗，解釋成是文化衰弱所致；再把文化衰弱，理解為因語文太差，使得民智無法普及，或文字語言本身就野蠻、落後，所以要廢除漢字漢語。

這，一方面是自我迴圈論證（文化差所以敗，敗了又證明文化果然差；語文差，所以民智不開；民智不開又證明了語文果然差）。一方面別是找錯了答案，把軍事上的弱等同於文化弱。殊不知「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並非秀才之文化就劣於兵，正因兵無文化之故。乃誤以為秀才亦當學兵那樣不講理才好，於是竟一個勁地去學兵。

當然，秀才學兵，亦非絕對不可以，畢竟有文事者還須要也有武備。但只當學其強健體魄，而非改造自己的語言文化以同於兵。近代卻又恰好是拼命朝改造自己語文之路鑽。不知改造語文即能強國之例，歷史上也是沒有的。

當時一根筋，只想到語文須予改造，因為老百姓太愚昧了，所以要用最簡單的工具。可是如此一來又陷入語言工具化，忽略了語言不只是工具。

再者，國弱民愚，民愚乃是教育問題，不是因語文太難了才使他愚。白話文運動以來，改革語文者老是批評中文太難，故要簡化、拼音化。

不曉得難不難是外國人乃才會有感覺的。任何民族、任何語言，只要從小在其語言環境中自然習得，什麼語言都不難，都是「少習若天性」的。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拉丁文、中文、日文、吐火羅文，梵文，對該生活場域中人來說，沒有任何差別。成年人、外國人，脫離了語境，又過了語言習得期，要想學會一套新的符號，則學任何語文都是困難的。差別只在於：語言體系若相近，可以學得較快一些罷了。如果語言體系迥異，像中國人學印歐語、印歐語系人學中文就都會覺得難，久習乏功。

近代語文改革者不知此理，常忘了中國人學洋文也是很難的，競相站在外國人角度說中文實在難學。

其次，又常抽離「場合」的語境問題，孤立地比較語言，努力論證中文果然甚難。常見的：「英文才二十六個字母，中文卻要認幾千幾萬個字」云云，即屬於這種謬論。

其謬，不僅在於抽離場合，單憑形構斷優劣，更因其比較是虛假的。不是要通過比較來看出差距，而是利用比較的方式來說明中文確實繁難。其比較之基點根本就不一致。

英文是字母的組合，中文是筆劃的組合。英文要用許多字母才能拼成其文字詞彙，中文若也以字的組合單位算，則應該說中文僅有五筆。五筆字型，可以構建所有中文字，誰繁誰簡呢？

此外，還另有些先生不以字母或字論，他們根本反對字，認為那是野蠻、原始的表現，必須「進化」到拼音才算高階。他們以英文拼音為模型的思路，更是明確。

如此處心積慮，找理由論證中國語文太差、不利學習，目的是什麼呢？從壞處說是漢奸，要亡國滅種。從好處說是好心腸，希望能改善國弱民愚之問題。

可是要改善民愚之現象，重點在普及教育。五四以來，許多先生們不花氣力於此，反而在改革語文上耗費氣力，結果折騰來折騰去，普及教育竟還不如實施傳統文化之香港臺灣。古人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如今，則是在到底該怎麼改造上改來改去，把一張網弄得破漏不堪，而魚尚不暇捕哩！

本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善其教育，應先改善工具，這種工具論也非全無道理。但簡化的工具，必然只有簡化的功能，白話文運動，已然將語言簡化了；簡化字之施行，又把文字再簡了一番。語文之繁美精深，竟成了毛病，不復為人所嚮往。社會上人乃至學者專家，精煉清通者已少，文采斐然則成了奢求。以這樣的語文表意，實只等於用梳子勺水，聊勝於無而已。

更可笑者，是本來想改造語言工具，結果人自己被簡單鄙俚的文字改造了，從本來可以或追求文質彬彬，變成鄙俚粗俗不堪。以魯莽耍性格，以粗口為常態，即使學術會議和外交場合都不免。至於網路上，各種汙言穢語，狂噴不已，更是令人懷疑：這還是一個號稱有歷史、有文化的社會嗎？

所謂社會要有文采，不是要人整天引經據典、詩詞歌賦；而是首先要能說人話，不能開口閉口汙言穢語狺狺然；其次要吐屬文雅，注意遣詞造句；再則是就是要能時地場合得體，不能單一化。

除了單一化、政治化、工具化、簡陋化之毛病外，還有一大問題是科學化。

現今之國語和普通話，實質是一套人工語言，參酌北京語、古代官話而造，既不同於古官話也不同於北京話，事實上也不是原先任何省份之自然語言。簡化字同樣也要如此，乃基於「科學性」之要求，人為地造出這樣的簡化字及拼音方案，與原先自然形成的語文，頗有差距。

這種人工語言，乃是近代科學領域中的工作語言。例如數理運算，自然科學所用，大多即是人工語言，非生活語言和自然語言。近代語文改革，就模擬這一狀態，所以也造就了這套人工語言。試檢當年改革語言文字時的文獻，就可發現「科學性」實為其關鍵詞，故此舉亦可視為科學化之成果。

但人工語言乃濟生活語言之窮而生（例如學術術語、符號、對聯、詩詞格律、駢文、以及文體化之各種做為，都是人工語言），現在倒過來代替了生活語言，事實上就排擠了人工語言領域之發展。藝術語言，如駢文、格律詩等又都被斥為死語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領域皆大量挪用外國術語或乾脆直接用英文。

此一態度，與其工具化是相關的。而語言之工具化又使得語言之文化問題深受漠視。這與西方近代語言哲學、符號學之發展可說恰好相反。西方無論談語言與思維、語言與人生、語言與神話、語言與服飾……都是關聯著文化的。我們則否。我認為這便是近代我國語言哲學或符號學的不發展之內在原因，文化符號學、語意學研究都很差。

改善之道，不是要恢復文言文，而是要強化漢字的活力，復原漢字的風華，發展漢語在世界的地位等等。更應重新反省白話文運動之做法與觀念，讓語文在我們生活中重新「得體」起來。社會上的人乃至學者專家，文辭皆不講究，簡白潦草，畢竟是可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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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1971年12月，馬王堆墓葬一號墓開始進行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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