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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臺灣，你更該知道朱熹

儒學在臺灣之發展，已有四百年的歷史，是臺灣文化的重要基礎。不只對士紳階層之形成及其意識內容有重要影響，更對臺灣庶民倫理生活與價值觀有著很大的形塑作用。

故臺灣在未來文化發展上，再怎麼強調本土性或現代性，其實均不能忽視儒學之內涵與功能。

儒學在臺之推展，始於明鄭時期，其後清廷治臺，推展尤力。先後計在臺設立儒學學官十三所，另有公私書院四十五所，其下尚有社學、義學、義塾甚多（光緒二十年，僅鳳山縣即達二百多所）。臺北府儒學，則成立於光緒六年。

講儒學，當然要以孔孟為本，但影響臺灣儒學最大的，卻是朱子，是朱子式的孔學。

當然，臺灣老一輩人，只要讀過書，都只說朱夫子，沒人喊朱熹的。另也有專門拜朱夫子的廟。

之所以如此，原因甚多。第一大原因，是明清時期朱子學本來就代表了儒學之正宗，所以通過朱子去理解孔孟乃至整個儒學傳統，可說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明代固然曾有陽明學崛起，但陽明本人即以自己的說法乃「朱子晚年定論」來自我辯護，明末陽明學之流行亦未動搖朱子的正統地位。

從社會上看，更是如此。諸位不要受了近年流行的世俗陽明學的宣傳而誤看了歷史大勢。 — — 明末，自東林學派以降，陽明學都受到極大的批評。清朝時期臺灣的孔廟，雖將陽明列入配享，但地位不及朱子遠甚。從康熙五十年起，朱子就是跟孔門十哲如冉求、子張、子夏、宰我等人並列配享的，陽明僅在兩廡中。而孔廟藏書，也只有《朱子文集》《朱子語類》等，而無陽明之書。反而是批評陽明的《學蔀通辨》之類，孔廟倒是樂於收藏的。兩相對比，便可知朱子學在當時的分量。

朱子學最盛的第二個原因，是朱子與整個書院教育的關係，本來就無人能及。

朱子一生最像孔子的地方，在於孔子開創了平民教育的典範，有教無類，被稱為萬世師表；朱子則在官辦學校之外，建立了書院講學的傳統。

書院之規制、精神均定於朱了，朱子一生推動書院又不餘遺力，故後世論書院，或在書院講學，都離不開朱子之教。清朝官私所辦書院，亦不例外。乾隆元年上諭：「書院之制，酌仿朱子〈白鹿洞規條〉 立之禮儀節」，講得最為清楚。

臺灣《淡水廳志》將這段話錄在《學校志》前面，更表明了臺灣的書院也就是依據著這個傳統來發展的。

因此我們看劉良璧的〈海東書院學規〉之類臺灣書院文獻，無不可以發現朱子的身影。像羅四明〈勘定海東書院學規〉說學者須「立課程」，讀什麼呢？讀《通鑑綱目》《近思錄》《近思錄》等；要學者「看書理」，又以朱子論讀書法為說。凡此之類，均可見無論是書院規條或細部之教學內涵，都深受朱子的影響。

第三個原因，在於臺灣與福建的淵源。朱子本是閩學，臺灣人對朱子較有感情，也有學脈上的關聯，以致臺灣儒學實質上便是朱子學。

乾隆四二年蔣元樞〈重修臺灣府孔子廟學碑記〉說：「閩廈南服，距中州遠甚，前代如羅、李、朱、蔡諸人儒。誕毓其鄉，為理學、為名臣，若親接席於尼山泗水之間也者，謂非善所師，因以覘其學之正歟？郡雖僻處海外，閩封也。學者高山在望，觀型不遠」，明顯地把臺灣納入福建儒學的源流中。

而在此之前，孔廟府學就已經單獨另建有朱子祠了。其事濫觴於康熙五十二年，陳璸上奏請建朱子專祠。故乾隆十二年鳳山府學《新建明倫堂碑記》云：「於大成殿右建堂之楹，為講學三所，又修其舊有之堂，以祀子朱子」。

臺灣現今許多地方都有這類專祀朱子之祠。其文云：「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高不入於虛寂，卑不雜於名利。使六經之旨大明，聖學之傳有繼。孔孟以來為功弘鉅」，推崇可謂極至。

陳璸曾邀閩學大師蔡世遠在福州主持鰲峰書院。鰲峰書院也是臺灣書院的學習典範（臺灣海東書院即將白鹿洞規條與鰲峰書院學規並刊），繼承發揚朱子學，可謂其來有自。

類似陳璸這樣熱心推廣朱子學的人極多，如道光年間任淡水同知的河南人曹瑾， 除了刊行《小學》之外，對於能夠讀《易經》朱注的學童還特別給了獎賞，他又捐俸修成了艋舺的文甲書院（後改名學海書院）。雍正間的袁宏仁，建陽人，來臺任訓導，也捐貲修朱子祠。

訓導與同知的俸銀，一年約才四十兩銀子，可謂甚薄。其捐貲以推動朱子學之熱情，是可以想見的。

綜合以上這些因素，我們才會看到：臺北新莊明志書院，中為講堂，後祀朱子神位；臺灣府儒學，堂左為朱子祠，每年祭孔時，文廟祭畢，便祭朱子祠……等現象。這些事例，都與我們在上文所分析的背景有關。朱子學與臺灣儒學發展的關聯確實是無與倫比的。

這種關聯是全面性的，不只府學及書院如此。一般義塾、民學、社學。甚或針對「土番」「熟番」的教育也是如此。故《淡水廳志》云：「番民之子弟，擇秀穎者，入學讀書，宣講聖諭廣訓，投以朱子《小學》，熟後，再合習經禮」。

因此，若說福建的海神媽祖對臺灣民間有著深遠的影響，是臺灣民眾精神信仰的重心；朱子，就是臺灣知識階層的精神重心、信仰思想理念的圭臬，海東書院學規所謂：「理必程朱，法則先正，不可易也。」

這種比擬，一點也不過分。事實上，這還太抬舉媽祖了。在整個社會發展中，臺灣從清朝到日據時期，社會的主導階層是士紳而非一般民庶，故媽祖的影響力，遠不能與朱熹相比。

何況，媽祖信仰，只是祈福求庇佑，且以航海安全為主，並不涉及思想及行為規範，與朱子之崇奉，層次殊不相同。

再者，媽祖畢竟只屬於庶民信仰，朱子學則不僅行於知識階層，更透過朱子的《小學》《文公家禮》一類書對臺灣民眾的日常倫理生活有所規範、有所指導。

朱熹不是個只會談心性論天道的學者，他對一般老百姓的倫理生活，非常留意，覺得這是儒者化民成俗所應致力之處，故曾簡化古禮，參酌考訂，制為《家禮》，供一般人參考使用。舉凡婚、喪、冠、祭、飲食、進退，均能有所依循。

這些生命禮儀及生活禮俗是每個人都用得著的。一般人可能不會懂得儒家的孝悌忠信大道理，也未必進過塾學，但從這些儀節中，就具體地在過著一種儒家式的生活，遵循了儒家的教化。

但《小學》是教子弟的、《家禮》是教民眾處理好家庭中相關倫理關係的。人生除了家庭之外，還得面對社會，有公民的道德問題、有群體中權利義務的相對待關係。這個部分，朱子也並未忽略，他與呂祖謙曾經提倡一套「鄉約」的辦法，事實上就是發展公共倫理，達成鄉里自治。

這套辦法，連王陽明都非常欣賞，曾在江西推行，見其〈南贛鄉約〉一文。清朝政府接受朱子學之後，更把這本屬民間自治之法，吸收做為政策，於順治十六年令省府、州、縣均實行鄉約。後來臺灣也同樣施行此法。

政府推行鄉約，實質當然不同於朱子之本意。流於宣讀聖諭、宣導政令，但鄉約的精神卻早已在臺灣社會中生了根。一方面，公眾事務，多通過共議立約之方式處理，且有社會互助救濟之功能；一方面，同約之人還有道德上共勉以成善之意味，這就是後來各地普遍成立儒學善堂的原因之一（後來臺灣九十年代推動「社群總體營造」者，多向歐英日本取經，渾不知臺灣本來就有這個傳統）。

換言之，朱子學，從士紳知識階層的思想層面、庶民私領域的日常生活、和群眾互助自治的公領域事務諸層面，發揮廣泛的影響力。使得儒學在臺灣扎下了深厚的根基。現今走進香火鼎盛的臺北萬華龍山寺，還可以看見朱子神主立在殿後文昌祠中，充分體現了這樣一種關聯。

臺灣割讓給日本後。儒生階層是抗日武裝部隊的主要成員。其後轉為以儲存文化為職志，傾其心力於書院與漢書房，以致書院、詩社、文社之設立，較同時期的大陸更盛。並有結合鸞堂、善堂等宗教活動之形式，影響層面日益廣泛。

時至今日，社會變遷雖極鉅烈，但儒學所形成之倫理態度、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依舊是臺灣人民主要的文化憑藉。在這個文化基底上發展的現代化，表現也與西方不同，而與同樣受宋明理學影響之日本、韓國有足資比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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