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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肯斯坦》《沒有面孔的眼睛》(上)| 醫生(Doctor)是如何被妖魔化的

更新於 發佈於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到這裡我們已經可以概括出“醫生”這一題材最容易被驚悚類型所利用的五點要素:一,永遠在甄別異質化的存在;二,控制;三,對於細節和精確的關注;四,你主動,或者被動,或者哪怕一動不動,隱私都將遭到暴露;五,干預,或者對於“干預作為方法”的信仰。

本期电影(其实到文章结尾才刚刚谈到)

我願意從一些個人的體驗來開始這一章節。我的父母都是醫生,這裡有三個和他們的專業知識相關的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發生於我們一家三口在市火車站外想包一輛車回縣城的時候。母親剛要朝一個吆喝著拉客的出租車司機走去,父親在她胳膊上很責備地拽了一下,然後就帶著我們往另一個方向走了。走遠之後,父親嗔怪說:“他的車你也坐啊!”母親很服輸地答:“我沒看清是他。”——原來那個人老在火車站載客,臉色極不正常地黑黃,爸媽討論之後認為是尿毒癥,互相約定不坐他的車。“真的是要錢不要命。”這是他們的結論。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父親的彩超室裡。一個年輕的兒子由他父親領著來問診,他的身體詭異地消瘦,但似乎查不出其他問題。我父親偷偷把他父親拉到一旁,讓他找機會擼起兒子的袖子來看看。那個父親照做了,發現肘窩裡有幾個針孔。“我就猜他在吸毒。”爸爸一邊夾菜一邊說。
第三個故事就算不太敏感的讀者也可能會感到明顯不適,是爸媽轉述的婦產科閒話。一個產婦肚子上有手術留下的刀疤,給男方的解釋是做過闌尾炎手術。醫生看後說:“闌尾炎手術的刀疤是在肚子一側,這在肚子正正中間,明顯是剖腹產留下的嘛。”對了,像這種事家裡通常都是在飯桌上說。
圖 1 《雷雨》劇照。周樸園用盡各種手段逼迫繁漪喝藥。
這三個故事在我看來是從典型到極端的幾個例子,說明了醫生這一職業會給人賦上的某種特質。我從小就在這種氛圍中長大,經常有機會觀察這個行業如何塑造從業者的人格。醫生會用手指去彈擊點滴瓶下的限流閥,目的是讓其中極其細小的氣泡升回液面,以防輸入血管。醫生進入手術室的時候兩手總是上舉,因為離地面越近的空氣細菌越多,這個動作計較的就僅僅是從垂下手到舉起手那一點高度差所換得的細菌減少。我並不是說這些細枝末節沒有必要,但問題就在於,這個職業最把必要性延伸到細枝末節上。這(部分地)也就是為什麼,我隨手就能舉出兩打以上的文學和電影,對於醫生(或者醫學),有著極不友好的刻畫,無論其中的醫學是作為它自身,還是作為某種符號。對於中國讀者,舉出他們最熟悉的話劇《雷雨》就足夠了,曹禺刻畫周樸園的可惡,最精到的筆觸,就是寫他逼繁漪喝藥(圖 1)。我有過簡直如出一轍的親身經歷:從青海進藏的臥鋪火車,廁所因為氣壓降低而全部失靈;好不容易修復了一個之後,父母用盡從哀求到脅迫之間的各種語氣,勒令(這個詞代表了各種語氣的平均值)我趕緊去上一個;我說我沒有,我不想動,他們的反應是:“你怎麼可能沒有?這麼冷的車廂,這麼久了,你應該有的呀!”
操!
到這裡我們已經可以概括出“醫生”這一題材最容易被驚悚類型所利用的五點要素:
一,永遠在甄別異質化的存在(“你現在是個病人”)。
二,控制(“每隔四小時服藥”)。
三,對於細節和精確的關注(“飯前十五分鐘取本品兩袋用五十攝氏度的溫開水沖服”)。
四,你主動,或者被動,或者哪怕一動不動,隱私都將遭到暴露(“我一眼就能把你的尿毒癥/毒癮/分娩史看個八九不離十”以及“就算我看不出來,為了更好地為你服務,也請你配合地告訴我”)。
五,干預,或者對於“干預作為方法”的信仰(“切掉就好了”)。
圖 2 去年新版的《奧斯特利茨》封面。這本書裡提到管理集中營的德國人對數字的執念。
這五條剛好也可以構成對一個獨裁政體的身體隱喻,比方說,一一對應過來:
一,“你是一個猶太人”;
二,“所有猶太人都不能出現在這條街/這座劇院/這個圖書館裡”。
三,對數字的執著可以在塞巴爾德所著《奧斯特利茨》(圖 2)中找到相關論述,這並不完全是德國人井井有條的民族性格導致的;
四,“請允許我們搜查一下您家”——儘管就算不查他也知道你上周這個時候去了哪裡,和誰說了幾句話,並且收下了一個多大的包裹,以及裡面有什麼;
五,“把這些猶太人全部殺光就可以淨化人類的血統”。
圖 3 左:《弗蘭肯斯坦》劇照。右:《弗蘭肯斯坦的新娘》劇照。後者是《弗蘭肯斯坦》的續作,延續前作的劇情、風格與主創團隊。觀眾很難區分那個年代的醫生與博物學家。
先不扯那麼遠,說回本期所要討論的一雙個案上來:《弗蘭肯斯坦(1931)》和《沒有面孔的眼睛(1960)》。這兩部作品都涉及到醫生,但這裡的醫生並不是嚴格的現代概念,因為在影片中的年代,從博物學向生物學再向醫學,知識有著平滑的過渡。當下,醫生作為職業,不一定具有研究的意味,然而近代之前,卓越的大夫卻往往同義於頂尖的學者(圖 3)。所以,這一期也可以看作是上一期的延續,這裡的“Doctor”也不妨作“博士”解,從而納入“科學怪人”的範疇。
《弗蘭肯斯坦》的文學原著在科幻小說裡是鼻祖,而它在驚悚電影中輩分也不低。亞曆桑德羅·佐杜洛夫斯基在他的半自傳體電影《現實之舞》中,刻畫了一座智利小城托科皮利亞,城裡的電影院外牆上就貼著《弗蘭肯斯坦》的海報(圖 4)。(這個句子特別能展現我的文風:為了引出一個已經鮮為人知的東西,竟從一個徹底不為人知的東西說起。)影片講述天才科學家弗蘭肯斯坦,利用從墓地等各處搜集的殘肢,在電氣的幫助下,創造出一個半人不鬼的生物。《沒有面孔的眼睛》裡,教授詹尼希爾則致力於為毀容的女兒恢復美貌,他剝下一個又一個年輕女孩的面皮,鍥而不捨地移植到女兒的臉上。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難免懷疑近年頗為熱門的《吾棲之膚》究竟有什麼存在的必要性。
圖 4 《現實之舞》劇照。影院門口貼有三張海報,右一即為《弗蘭肯斯坦》。
上文提到“醫生”有五種驚悚潛質,這兩部電影主要發揮了其中的最後一種,也就是“干預”。對於“干預”最具象、最有視覺衝擊力的表現形式就是外科手術,所以這也正是兩部電影共同涉及到的醫學專科。弗蘭肯斯坦相信或者假定,把一堆相互異質的屍塊拼接在一起,(最多再輔以一些空洞的、儀式特徵明顯的“點化”步驟,)就可以得到和人類一樣的生命體。詹尼希爾相比之下更像一個現代科學家,他從小處著手,僅僅狂熱地希望來自另一個體的皮膚能與自己女兒的肌肉和平共處。從表像上講,外科手術可以分為兩個大類,拼接(加)切除(減)兩部電影的科技靈感恰好都是前者(圖 5)。
外科手術的拼接思維,建立在醫學背靠著的生物學方法論上。此種方法論認為,只要把一個複雜系統分解之後得到的各項元素簡單地混合起來,就可以重現該系統。William T. Sullivan曾專門撰寫一篇笑話《道格之救贖》來揶揄這種方法論,它屬那種外行看來太冗長、而內行看來又太辛酸的段子,例如其中提到(以下採用網友Ent的譯文):
“(生化學家道格)買了100輛車,把它們都碾碎了。他發現汽車的主要成分是:10%玻璃,25%塑料,60%鋼鐵,5%其它原料。因為發現了汽車的原料類型和比例,他感到很滿意。下一步就是按比例把它們混合起來,看看能否重現汽車功能的某些側面。”
事實上,關於這種思維方式我讀到過不止一則笑話。電影裡,拼接的手段終告失敗,因為它僅僅停留於簡單並列層面的混合(mix),而不是化合(combination)整合(integration)
圖 5 左:《弗蘭肯斯坦》劇照。右:《沒有面孔的眼睛》劇照。兩圖均可在人物的脖頸上看見清晰的拼接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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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隨筆追慕太史公《史記·列傳》與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的“對傳”結構,每篇將兩部驚悚電影對照講述,篇內以雙璧之間的互文和同異為緯,篇與篇之間大體以時序為經,編貝串珠,兼採“拉片”的風格,蠡測驚悚電影自一九二〇年至今剛好百年匯成的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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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女博士現在是被妖魔化的。但是人們普遍沒有注意到,女博士被妖魔化是建立在博士本身就被妖魔化的基礎之上的,並不是所有頭銜前面加上個“女”字之後,都會讓這個頭銜和這種性別同時陷入尷尬。
一群醫生在一個精神病人的指導下診斷、治療其他的精神病患者,那麼到底誰才是正常人?一個充滿控制欲的罪人,即使進了精神病院也要在病人中間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享受缺乏理智的膜拜和尊敬,而唯一一個勇敢地指出真相的人,卻被當成精神病人,遭受逮捕和迫害。
誰都可以不喜歡它們,但沒有人能不嘆服它們。我並不是說,它們就高於已經或將會談論的其他電影,而是想說,和它們相比,其他的電影都是“其他電影”。它們,和以它們為代表的一批作品,最大程度地將電影視為一種追求自由表達的藝術語言,並且毫無保留地嬉遊在與這種自由表達的淫樂之中。
當年許多黑死病患者在奄奄一息時被誤判為死亡,因而遭到活埋;他們從棺木中醒來後,拼命掙紮著想要出去,在棺蓋內側留下了一行行的血手印;後人由於諸如盜墓等原因打開棺材時,看到屍體改變了原來的姿態,變得面目猙獰,又看到那些血手印,於是產生了吸血鬼的聯想。
最好的作者(作品)是風格化(超越類型)的,而不是類型化的。時隔多年,無數鬼片的尖叫煙消雲散,唯有希克厲在狂風暴雪中敲打呼嘯山莊窗戶的情景久久不能忘懷。那種所謂“說不出來的陰森”,可能恰恰是一部成功的驚悚藝術有別於其他凡庸作品的妙處。
觀賞電影古董的另一個樂趣,可能是尋找它們的穿幫鏡頭。這種樂趣並不怎樣高雅,它就像一個愛抖機靈的小鬼時不時打斷媽媽正在給他朗讀的睡前童話、指摘其中的邏輯漏洞一樣,純屬找茬。但這件事情可以技術性地來做。我們看早期電影的時候,和看歌仔戲有一些類似,重要的不是看它講了什麼,以及講得怎樣,而是看它是如何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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