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言】我是想站著還把錢掙了（二）
更新於 2020/12/31閱讀時間約 18 分鐘
確實，同樣的問題也不是只有現在才有人問，古早時代自然有人談過類似的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從老到有剩的儒家去探問這個看似簡單又不那麼簡單的問題。
於是，我們就從最會噱錢的宋朝開始吧。
一方霸主
要了解宋朝人的思想對賺錢有甚麼幫助，我們應該先了解宋朝的經濟狀況，究竟這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噱錢大帝國這麼會這麼懂噱？或者應該說是南宋，之所以談南宋就在於其特別的國際處境，讀過國中歷史課的應該都還曉得，整個被稱為「宋朝」的大帝國，其實是透過大約現在的秦嶺、淮河線為分界，區分南北宋時代，而能逼這麼大一個帝國擠到淮河對岸，來自於更北方的大金、西夏的威脅，最終被大金打到南方去。
不過無論是南北宋，整體上經濟實力卻仍然是當時的世界第一經濟體，由於北宋時期就有大金、西夏乃至蒙古的威脅，由陸路自東亞、中亞到歐洲的絲路被截斷，因此其實很早就於民間就有人嘗試走水路通商，直到南宋更有政府機構建立海上絲路，而另外工商業發展無論是南北宋都並沒有因為持續的戰爭而受到太大打擊，甚至可以說因為戰爭，手、輕工業發展有了提升，光火藥類兵器就有很多商人投資，火藥、砲管的原物料都是從民間購買或協助，到南宋雖然戰爭不減，但反而強化造船葉的發展，連帶使絲麻棉布等受到外銷刺激，就更不提宋朝科舉需要大量紙張而受惠的造紙業。
當然這不代表宋朝就沒有經濟上的問題，特別是南宋時期，因為戰爭失去大量北方領土的南宋帶來北方的移民，使得原本南方的城市人口遽增，打亂了原本南方的人力模式與農地分配，加上連年戰爭課稅變重，但國家仍選擇重視稅金而非勞役，導致許多農民明明是自耕農卻仍得借錢繳稅，以及宋朝發生過紙幣「會子」的嚴重通貨膨脹，因此雖然宋朝經濟實力很強，但也其實是最亂的經濟體。
獨特的地方也在這裡，在經濟面上，宋朝因為國際問題反而讓國內經濟品質飆升，但也因為國際問題而導致政治－思想界的變化，政治我們不多說，但我想以前中國史考試有過的都知道宋朝跟別人打仗打到最後都是用談，那怕談出來的東西有夠像大便也甘願瘋狂妥協，而思想界因連年戰爭與政爭變相協助主流政界或皇帝趨向建立或維持社會制度，以安定戰敗帶來的不安全感與經濟壓力，思想相對保守而全面，這一點就得論到朱熹與陸九淵。由於不是我們的主角，朱熹與陸九淵兩位宋朝大哲人的思想只會稍稍帶過，希望有點概念就好了。
首先是朱熹，約南宋建炎四年生（大概是1130年生），可以說南宋思想界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這傢伙開始，而客觀上來說，朱熹的哲學大有問題，這才導致另一位學者陸九淵以及後來會談到的事功學派的批評，但究竟是甚麼樣的內容可以招到天下圍攻卻仍能在歷史上記上一筆呢？如果朱熹的哲學真的很爛，照理來說應該會被同時代的其他儒學學者噴到滅絕才是，到底是怎樣的內容可以改變宋朝之後的儒學發展呢？
先從朱熹的世界觀開始，他有自己一套抽象的、說明世界本質的形上學立場，這個形上學立場稱為「理學」，朱熹沒意外是繼承北宋程顥、程頤兩位儒學者的立場，簡單扼要地說就是世界一切東西之所以能夠存在，因為有個被稱為「理」的東西使其存在，以「手錶」舉例，如果手錶能夠在世界中存在，那是一位先有屬於手錶的「理」，所以先有理才有對應的事物，不過有一個「理」不一定代表世界有相對應的事物，事物存在一定需要一個對應的理，但理不一定有對應的事物。
而另一個是「氣」，同樣以手錶舉例，手錶會有扣帶、指針、數字符號等等東西共同組成再一起成為我們知道的手錶形狀，這是因為有一個屬於手錶的「氣」透過適當的聚集或消散變化而成，「氣」怎麼知道要變成手錶的形狀？通過手錶對應的「理」，依照理而變成我們知道的手錶外型。所謂的氣，是客觀世界成載「理」的東西，是使物質具象化的東西。
有理有氣，所以事物才能存在，這個是朱熹的世界觀，在這個世界觀中要解釋人，乍看之下有點怪，如果大家承載的「人之理」是一樣的，那怎麼可能每個人個性都不同呢？所謂人性是指個別人的理放在個別的人之中，而人心是指人的理加上每個人自己原本的氣。理永遠是好的，所以那怕是個別人的理，也會是好的，所以人性才能是善的，而人之所以會行惡，在於每個人個別的氣不同，有密有疏，比較稀疏的人就會行惡，可以說氣的品質不夠完整。為解決惡的問題，朱熹認為應該要「修心養性」，除了多看多聽多學以充足人心以外，做人處事用「莊敬」的心態來領悟「理」的世界，最終成為一個好人。
講到這裡，朱熹的世界是二元的，有一個抽象世界跟一個具像世界，世間一切能夠存在就是抽象世界與具象世界的統一，如果你覺得人心、人性或理、氣的世界很「多此一舉」，覺得只要靠自己就足以說明世界，那麼你大概能接受朱熹第一個批評者：陸九淵
陸九淵同為南宋學者，也跟朱熹一樣讀過程顥、程頤的學說，不過發展出不同的路，對朱熹來說，心不可能是理，了不起說性是理，因為理如果直接在某個物體裡面然後說這種狀態叫「性」，那當然可以說性等於理，但如果理加上氣才能叫心，那麼心一定不是理。
陸九淵相對來說很直覺地宣稱「心即理」，對他來說對某事物有什麼樣的心就等於掌握了什麼樣的理，他引用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一句來說明心的功能，早在孟子就提過，人的本心就已經有基本的道德價值，只要端正本心就能發展出善行，因此對陸九淵來說透過跟隨本心就可以在世間生活了。當然這個部分的更多討論還得等到明朝的王陽明才有更加全面的討論，不過大抵上是陸九淵的加強版。
現在統整一下，宋朝雖然不斷有對外戰爭，但也因為戰爭刺激本來就發展不錯的手工業，促使有更多生產品可以交易，以至於宋朝經濟強大，但連年征戰無果加上稅賦繁重，宋儒中的朱熹與陸九淵則各自從不同的哲學立場為社會提供一個穩定的力量，以確保社會制度的安定，朱熹理學使人追求體悟「理」，陸九淵心學使人隨良心而行，宋朝可以說是個不是那遭的世道，一切都還過得去。
陳亮與王霸利義
如果連看歷史課本的你都曾覺得「南宋會是這副樣子，宋朝人是低能吧？」那麼當時也會有人這麼想，兩三個人做出蠢決定不難想像，幾千人做出蠢決定就很難想像了對吧？
有膽批評時政、建言國策，我們首先談談陳亮，他就是覺得宋朝這副破樣子很蠢的其中一人，要知道宋朝並不是多麼開明的政權，並非人人都有言論自由，宋朝另一位大人物王安石就因為自己寫的書被故意曲解而下獄，因此陳亮勇於直諫可以說很有膽量的，他不僅強烈批評當時主流的朱熹理學，他更是批評宋朝上下荒唐的妥協政策的重要人物之一。
陳亮（1143年～1194年），字同甫，號龍川，婺州永康人，與他的學生共同組成的思想派系人稱「永康學派」或「龍川學派」，與同為好友的辛棄疾一樣支持北伐，曾經連續上諫皇帝宋孝宗三次改革朝政、力主抗金，最為人稱道的事件莫過於跟朱熹來過幾次「筆戰」打響在學術界的名號，接下來主要談他關於這次筆戰的兩大問題：王霸與利義。
首先是為甚麼突然之間跟朱熹打了這場筆戰呢？其實一開始與其說是蓄意開戰，不如說是朱熹想勸勸陳亮，據說這場筆戰之所以開打是因為陳亮因為被村裡面的人誣告，進牢裡待了一段時間，此事傳到朱熹那裡，於是朱熹就動筆些了一些信說「我雖然不知道你為甚麼被關，但看在你平日的言行本來就容易招惹仇家，勸你還是放棄『王霸並用、義利雙行』的說法吧。」給陳亮，陳亮讀完當然覺得不認同，對於朱熹這些勸言自然也不打算客氣，於是來來回回戰了好幾次。
因此我們先看看第一場對決，有關「王霸之辨」的問題，陳亮跟朱熹談即儒家政治哲學當中重要的「王道」與「霸道」問題，所謂王道就是統治者豎立道德優先的方針治國，霸道則是統治者以權謀優先的方針治國，這個方面可以參考秦朝與漢朝的差別，秦朝奉法家哲學，以權謀與法律統治國家，這就是典型的霸道，漢朝在「獨尊儒術」後漸漸要求統治者與官僚道德優先，而天子更是作為道德的表率。
在朱熹眼中，唐漢雖然比秦好，但終究仍是霸道治國，劉邦與李世民都是在動盪時代中實力比較突出的軍閥，所以他們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權謀智力消滅政敵、維持政權，就算政權能存續也只是與天理有間接的關係才能存續，實際上不能稱為適當的政權（換句話說就不是王道），這在陳亮眼中顯得荒唐，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漢唐真的只是跟天理有間接關係，難道這一千多年的時光中，所有人都混吃等死、不求上進嗎？如果不是，而且漢唐還可以各自撐這麼長一段時間，不就足以證明漢唐君主有他所符合的王道因素在嗎？
陳亮認為，漢唐君主並不是在開國之後就亂搞，東征西討也不全然是為了私慾，事實上正因為有他們開疆闢土，漢唐盛世才有可能，這千年期間的百姓才有可能安穩度日，其實這正是反映陳亮的一個主張，他認為王道與霸道是互通的，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狀況，以台灣的健保來說，人人得享健保的便利與優惠，但反過來說健保其實不單單是種強迫，而且背後所相信的正是國民健康需要由國家控制而非個人，因此到底健保立意良善還是另一種威權政策？如果在陳亮來看，只要能保證其目的有達成，而且是惠民利國的政策，那就是好政策，那怕他是純霸道也會因為他考量到全體國民而有其王道意義，王霸不是對立的。
這一份王霸之爭，牽涉到的不僅僅是統治者統治的正當性，更是王霸政治背後更加基本的考量，也就是道德與利益的爭論，因此王霸之辨到後續成為更基本的利義之辨。
這第二場對決是這樣的，在王霸之辨中談到私慾的問題，在朱熹來看漢唐君主其實也不過是想幹嘛就幹嘛，只是剛好矇到一些有利國家的條件，不能因為說最終有利於國家，就說背後的人欲是正當了，實際上仍然不能脫離王道講道德、霸道講利益的區分，這個部分也在陳亮眼中感到詭異，就如他批評王霸的問題一樣，如果透過一系列霸道的手段卻有利於公眾，這種追求「公利」的心態難道就不是基於一種正面道德價值嗎？其實以現代來說，如果今天要在立法院推某個福利政策，立委之間不靠東拉人、西喬事，想辦法搞政策聯盟讓法案在立院表決通過，難道要在立法院一個人「感化」反對派嗎？而透過私底下喬事、搞政策聯盟或許攤出來看給人家一種為了讓法案過甚麼都幹得出來的感覺，但其法案內容卻有利整體國民的福利政策，這樣還不能算好事嗎？
對陳亮來說，道德與利益不僅不是兩個對立的東西，事實上可以找到千百種例子證明為了有利社會而透過一些權謀是可以的，甚至說是正常的，陳亮就是覺得王霸的區分是個假議題，統治者為了王道而做一些霸道的舉動並無不可，人為了更高的理想而做出功利的考量也沒什麼不行，不是說從此唯利是圖了，而是說堅持某種道德立場甚麼的根本就不實際。
陳亮留下的一個課題就是道德與利益不僅不是對立的，而且本來就是統一而沒有區分的，為了崇高的理想適當的使用一些手段沒什麼不行，唯一的差別在於利與義之間誰優先的問題，為了大家方便去瘋狂找民代對交通局施壓要更多停車格之類的，這當然是能接受的，為了自己想停車方便去瘋狂找民代對交通局施壓則是不能接受的，這中間的區分就在於私慾與公利了。
葉適與道器不離
宋朝的學問受到程顥、程頤的影響頗深，不僅是朱熹，那怕是反對二程學問的事功學派也一樣，其實多數人思想淵源也都可以追到這兩位，繼陳亮之後的葉適也不例外。
葉適（1150年～1223年），字正則，號水心，溫州永嘉人，從小就是個窮小子，能讀到書都是靠鄉里間鄰居朋友的幫忙，類似現在大學「旁聽」的方式去跟其他人一起讀書，老師多半是繼承二程的立場，年紀稍大就旅遊到婺州，一邊教人一邊蹭飯，有時候連住處都是窩學生家的，如果你有注意看剛剛陳亮的戶籍就會知道葉適來到陳亮的家鄉，葉適最後在婺州結識陳亮，關係好到可以稱兄道弟的程度。
雖然葉適跟陳亮一樣反理學，但早年任官時朱熹捲入某次政爭差點被彈劾，葉適跟其他永嘉事功派學者卻很有趣的為朱熹向皇帝辯護，最終使朱熹保留官位，可以說朱熹的哲學雖然不一定受人認同，但其能力與做人倒是受人尊敬。
與陳亮不同，後世認為葉適算是繼承「永嘉學派」的重要人物，粗略的比喻兩人，陳亮比較像文章開頭的第一個字，開的是龍川學派，葉適則像文章最後的句點，集永嘉學派之大成，雖然兩派多少有些不同，但內容大抵上相似，不過葉適主要在形而上的層面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一點是陳亮沒有講清楚的部分。
人的世界觀如何，就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朱熹相信世間有對應的理，才寫信勸陳亮講好話做好事，背後正是因為他相信陳亮沒有掌握到背後的理才會這麼衰，葉適的世界觀則不同，他就不覺得物質世界之上需要有朱熹那樣的「理」，對葉適來說，物質世界如何，他背後的形上普遍的原理就如何，這就是所謂的「道不離器」。
對儒家來說，「道」就是所謂的「形上普遍的原理」，例如做菜有「料理之道」，就是下廚做菜時共通普遍的原理，掌握這個原理就能掌握好做菜這回事，葉適的觀點則是說，事物本身就有對應的道，事物不存在則相應的道就不存在，道與事物之間不像理跟氣一樣有誰先存在的問題，這一點就與朱熹大不相同。
也因此葉適提出「克己盡物」的觀點，儒家很講究學習的力量，朱熹、葉適都是如此，但掌握知識的相關問題，兩人有完全不一樣的理解，葉適就相對簡單，因為他相信「道不離器」，事物與道是同時存在，於是人反而應該要跟隨客觀世界，去鑽研客觀世界中的各種東西，最終掌握事物的「道」。其實這一層面來說，葉適的克己盡物的觀點其實就是了解客觀事實，這一點對現代崇尚科學的我們來說很能理解，但在當時多半認為所謂「格物致知」講的是用自己的能力去掌握外在知識並為自己所用，葉適反而認為應該為去觀察、了解客觀事物本身以及背後的道，最終依照客觀世界的現象去作出反應。
由此可知，葉適非常認同物質世界，這也反映了葉適對客觀事物變化的研究，就朱熹理學常常說自己是「承道統」，是繼承孔子即之後學生、學者的儒家系統，但客觀上是否真的如此呢？葉適對道統說也就極盡所能地批評，這反映著是否真的有道統－－或者有朱熹道統說的可能，因此對葉適來說「脈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不可能脫離世界，客觀世界如何變化也就連帶影響著我們，考究歷史、研究經典，為的是最終透過歷史去了解現在。
管理學哲學
陳亮說王霸利義不過是一體兩面，葉適說世界本身就是我們唯一需要了解的東西，事功學派的特色就是足夠務實，這並不是說朱熹或陸九淵的哲學立場沒有意義，事實上朱熹的理學觀點直到清朝為止，都佔據主流的位置，但就現實面來說，朱熹理學有它不足的地方，正如陳亮的批評，如果硬要分王道、講仁義，而所有利益問題都不考慮，這根本就不實際，事實上朱熹也因為很多次在朝廷中因為跟其他人利益有衝突而被排擠，如果都不看利益，別說王道，很可能因為瘋狂擋人財路被搞死，所以不是說朱熹的東西不好，在事功學派的人眼裡，現實世界根本不是像朱熹說的那樣運轉的。
要我說，我會覺得事功學派的東西更適用於管理學哲學，或許葉適、陳亮沒有提供一套組織或人力管理的方法，但至少提供組織運作的基本原則，或許可以說他們為職場倫理建立出一套觀點，賺錢不也就講就這回事嗎？我們對賺錢的環境要求法律保障，可如果僅此於止就得整天提心吊膽那些鑽法律漏洞的人，我們對職場倫理、做人的基本要求有一些期待，所以我們總是談職場上的倫理，醫有醫的倫理、行銷有行銷的倫理、出版有出版的倫理，賺錢不是只講錢，有太多東西跟錢無關卻可以影響口袋有多少錢。
回頭說陳、葉二人，如果要參考陳亮的王霸利義觀點，當起老闆就要考慮自己的作為與產業、與社會的關係，企業社會責任就會是首要的課題，甚至有些公司絞盡腦汁就是在想能不能為社會奉獻之於還能賺點錢，這種所謂「社會企業」的公司或許在陳亮眼中就如漢唐一樣，這些人為的慾望其實是為了公眾利益而生，反而才是企業應該追求的最終形式。
對於葉適，真正重要的不是別的，而是去問賺錢的普遍形式究竟是甚麼，怎麼樣才能算是了解「經商之道」，這看似簡單的道其實背後有許多值得了解的學問，我們跟客人之間要問顧客關係管理、跟員工之間要問福利政策、跟市場要問行銷學跟經濟學，這些都是值得追問的知識，了解越多越能接近經商之道，也就能了解甚麼叫經商，而這正是每一個想賺錢的人最想了解的事情。
對事功學派來說，真正重要的是客觀世界，而不是形而上的世界，因為真正的問題都圍繞在同為世界一份子的我們，把人抽離世界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理」對人來說有用，那談「理」是甚麼其實不重要，反之，真正重要的是我們生活的世界，因此真正的學問也應該要跟這個世界有關才對。
所以
賺錢講不講道義呢？
這個問題在陳葉二人眼中的回答可能不盡相同，不過就他們討論的各種問題來看，我覺得可以理解事功學派某種程度上是個「互惠利他主義」，利他主義講的是我今天要無條件為別人奉獻的這種情操，而互惠利他在於為別人奉獻必須是因為我能在奉獻的過程中獲得好處，而互惠利他也正是大部分人能接受的一種模式。
甚麼意思呢？事功學派並不相信利益與道德對立，而是認為兩者是一體兩面，在追求道德的過程中自然會有利益相伴，事實上儒家的金科玉律「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實就含有「我想要／不想要」的成分，這意味著我跟別人往來的一切先是由我自己覺得怎麼樣就怎麼樣做，我覺得好的我就幫別人享受這份好，我覺得不好的我就不再別人身上做。說到底，我的慾望優先於我的判斷。
這不是說我想怎樣就怎樣的意思，在追求道德提升的過程中，我不是自己一個人心裡面講講話就變成好人，而是我要不斷地跟身邊的人互動往來才能提升個人道德，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本來就有追求公眾利益的心態，你可以想像有些人工商某家產品，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收人工商費，而是他自己是用過之後覺得真的不錯很值得推薦，這種值得推薦的心態就是一種利益相合的表現，但你也可以從中發現推薦的心態之於也有收人錢財的私心，只是說孰重孰輕而已。
而事功學派最重要的一項態度在於反對過於抽象的言論，並將焦點放在客觀世界，對事功學派的人來說，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一切了，我們不用在額外設想甚麼抽象的概念去解釋世界，而是就世界已經呈現的樣子去了解這個世界，因此想賺錢就學賺錢，去了解賺錢背後普遍的原理或法則，去問甚麼叫「經商之道」然後真真正正的賺一筆錢，這才是我們唯一要關心的事情。
從賺錢下手去幫助社會，這或許是事功學派對賺錢的看法，或許對陳、葉二人來說，並非賺錢要講道義，不如說是為了講道義而追求賺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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