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身體與地方觀
身體，是我們活在這世界上的物質基礎。很重要的是，身體不僅僅是工具，身體的意涵是充滿權力的政治空間。然而，身體的重要性卻在近代笛卡爾式的西方思想，也就是身心（body-mind）二元對立框架中，被心靈探索的論述所掩蓋、流放或遺忘。此外，由於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或生物化約論（biological reductionism）的憂慮，多位學者致力於從社會角度來建構社會學觀點的想法，使得整個社會學偏離了身體的形塑性。舉例來說，女性主義學者茱蒂・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中，從sex／gender的二分問題中探討生物學上的性化的身體（sexed body）如何被社會性的建構（Butler 1990）。此外，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也探討了現代個人主體的生產，還有個人身體及性論述的建構關係（Foucault 1978）。我們能夠看到巴特勒跟傅柯都是以一種建構式的社會學觀點來處理身體的問題。因此，身體社會學（sociology of body）其實非常批判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與女性主義的重大缺失：兩者都忽略了身體的物質性結構與體現的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所以，從1980年代開始，晚近「把身體帶回社會學」（bringing the body back into sociology）的口號成為身體社會學的響亮呼聲，重新結合社會學和生物學或生命科學的批判視閾。身體社會學的研究不僅是探討各種人類身體如何在特定的歷史物質條件中被形塑出來，也必須去碰觸到身體及其所處的環境之間的作用。甚至，近年來社會理論的生態轉向（ecological turn）也將非人類的身體納入討論當中。因此，身體社會學是一種跨科際的研究取向，它結合了歷史、哲學、政治學、心理學、生物生態學、社會學等，強調我們要把目光轉向「體現」（embodiment）的議題當中，不再忽略身體物質性的重要。
所謂的體現，指的是身體在充滿政治張力的地方當中所生產出的經驗與感受，並具有特定的物質－符號（material-semiotic）基礎與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條件。正因為我們每日每夜地在空間中呼吸、流動與生活，所以任何的群體行為與個人思考都是在一個具體的空間內才得以實踐。因此，地方絕對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存在，它一方面滿足人類遮蔽、安全與舒適的需求，另一方面更展現出人們在某時某地的社會文化價值與社會認同。以此言之，人們的詮釋以及生活經驗的穿透交織，形塑了豐富的地方經驗與權力關係，其也會展現出不同的意義（畢恆達 2001、2004）。因此，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說，地方應被理解為一個暫時定格的狀態，其內涵是社會網絡中的動態過程。以瑪西（Doreen Massey）的話來說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是「相遇的所在」（a meeting place），且是與社會關係之特殊組合交織而構成的。換言之，地方是一種被闡連的時刻（articulated moments），要探討一個特定地的意義內涵，必然牽涉到社會行動者的實質活動，以及個體所涉入的關係（Massey 1991）。這個關係的能動力（agency）以及資源分佈通常是不均的，因為地方是有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權勢，定義了何謂適當、何謂不適當，建構了地方的權力觀。我們能看到身體與地方之間有個混雜且曖昧不清的動態關連。重要的是，身體與地方都具有能動力的性質，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弱勢或具有惰性性質。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之間也存在著某種物理性張力，也不是二元對立的簡單邏輯，是充滿迴圈、非線性的結構張力。
因此，我將借助交織性觀點、女性主義地理學研究、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還有後殖民論述，來分別指出結構化身體的差異政治，以及不安的個體或主體的處境、經驗與感受。最後，我會再扣連回活生生的生命處境，並強調所在地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的批判想像以及主體經驗的重要性如何協助我們重構一個新的地方政治。
二、結構化的身體：權力、尺度與交織性
事實上，我將身體視為一種地方的存在，是一社會權力的交會之處。因為身體與地方之間具有一些類似的特質，尤其在殖民的歷史上，兩者都面對了許多的斷裂。被殖民的身體，或更精確來說被殖民者的身體以及被殖民者的地方，兩者面臨的命運在於他們都有非常多來自於外力強權所造成的斷裂。而我把殖民（colony）一詞理解為權力體制對一地方的資源進行掠奪、控制與剝削。所以，以身體來說，個體的身份認同（identity）會受到不同的權力體制而遭受到與殖民相似的負面影響，如父權體制（patriarchy）、種族主義（racism）或是健全主義（ableism）等等。舉例來說，性別化的雙重標準即是一種性別化的撕裂觀感。厭女（misogyny）乃是一種敵意（hostility）的展現，男性透過不對稱的道德支持角色，利用、監督、監禁，女性，並且從這些女性身上取得道德好處和資源（Manne 2019）。再者，過去的美國黑人族群常遭受到種族隔離（racial segregation）的待遇，小至浴廁，大至公車。他們成為白人的「奴隸」，被描繪成「無人格的黑人」——甚至稱不上「人」。此外，近年來的障礙權利運動也不容忽視，因為身心障礙者已被資本主義社會排除了一段時間，他們被視為毫無生產力的勞動者，將先天的缺失本質化到他們的身上。其中，障礙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 of disability）觀點認為障礙的分類以及定義是一持續醫療化（medicalization）、障礙化、特殊化、偏差化、他者化（otherization）的過程（張恒豪、王靜儀 2016）。他們永遠沒機會參與社會以及揭發不公不義的事實。顯然地，不論是厭女文化的展現、種族主義的侵犯或是健全主義的陵犯，三者都是建立在個體所擁有的社會身份上進行隔離、宰制與他者化。除此之外，年齡主義（ageism）、仇外情結（xenophobia）、恐跨情節（transphobia）、恐同情節（homophobia）等都是造成身體得承受各種張力的權力體制。由此可見，個體的身份認同有其得承受的社會後果與代價。
不可忽視且重要的是，若我們過度地將認同單一化或是單一認同化，它將會成為一種新的剝削跟壓迫形式。事實上，認同的同一性在現代論述中已被質疑，到了後現代論述中則進一步被瓦解為碎裂的樣貌，甚至被全然忽視，因此也就產生了所謂的認同危機。在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second-wave feminist movement），當中，其出現於1960年代的美國，支持者激進地倡議有關就業、生育權（pro-right）或是女性工人的權利。然而，其遭受到許多黑人女性以及底層階級女性的反對，她們表示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運動是屬於「白人女性主義」，那群支持者並不承認有色女性的抵抗鬥爭具有實質地位存在。這種「白人霸權女性主義」或「種族中心主義女性主義」假設了所有女性都是白人、都是中產階級以上的女性，忽視了其他群體的體現經驗。限制性和狹隘性的靜態觀點引起了許多黑人女性主義學者的批判，也逐漸發展出一種新的觀點：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其中，最有名的是黑人女性主義法學家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與美國社會學者萊斯里・麥克科爾（Leslie McCall）批判主流的女性主義者並沒有將黑人女性納入整個政治系統當中，且強調黑人女性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邊緣位置會受到性別歧視（sexism）和種族歧視（racism）的交錯影響。（Crenshaw 1991；McCall 2005）。相對於對女性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對黑人女性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是屬於一種雙重暴力和剝削。厭黑女情結（misogynoir）的字眼，就是在交織的作用中誕生，強調社會對黑人女性的抹滅及不可看見性。事實上，交織性擁有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的屬性，尋求在看待任何一暴力事件時，提醒且注意任何一向度（dimension）所帶來的暴力。此外，女性主義哲學家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也認為「性別」（gender）這個概念非常複雜，同時「性」（sex）本身也不是那麼的「自然」。她認為並沒有一般的「性／別」（sex / gender）系統，相反地「性／別」系統是與多重複雜的向度交織在一起。她利用「內爆」（implosion）—相對於我們熟悉的外爆或爆炸（explosion）—的隱喻，強調種種社會身份的特徵本身就存在於我們的身體上，種種界線的協商也都是複雜的動態過程（Haraway 2010: 209）。換言之，我們的身體之間存在著種族、族群（ethnicity）、階級（class）、地位（status）、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宗教信仰（religion）等多重向度的差異。以此言之，任何人的個體經驗並不能宣稱其具有所屬團體的代表性。就像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提醒我們的，性別除了是一種體現的經驗外，也要注意到性別作為一種社會結構的影響（Young 2007）。楊承襲了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與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體現象學觀點，強調身體是我們最基本的處境，但她同時繼承批判社會理論的觀點，強調社會結構和階級位置所造成的不平等，而這兩個面向之間是不可化約的。
看得出來Butler、Young、Haraway等人皆主張我們必須回到身體的真實處境裡，各種社會分類的界線都是有待商榷的。的確，性別化的編派方式，深刻地影響女人與男人、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與異性戀所享有的特權、權力或物質利益；同時，其他權力體制也在這之中蠢蠢欲動。若不回到活生生的身體上，我們仍困在各種靜態的思考中。我認為，如果連結到當代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與後人類（posthuman）的批判當中會更好理解。多物種政治的多重複數觀點乃是作用於體現的複雜尺度（scales）上，無法以公約制衡的標準來加以衡量。我認為，身體向度的體現，同時也是身體尺度的體現，具備差異性、邊緣性以及他者性。而向度與尺度都是在物理學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其測量也具有不可化約性。因此，回到我所關注的焦點上，我認為女性主義政治是一種幾何學的差異政治（difference politic of geometric），致力瓦解跟解構任何主體的存在（Haraway 2010: 240）。這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各種身體的差異以及其生產的意涵。在下一節當中，我將指出地方與結構化身體之間的互動，且在這過程當中的經驗與感受是如何產生的。
三、地方的經驗、處境與感受：以原住民狩獵空間與同志村為例
在現今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社會裡頭，人群想像空間和看待距離的方式已全然不同。在此情境下，我們提及到的「地方」知識、「地方」觀點，意味著對於普同性認同的交織辯證，並強調多元性意義的存在。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形成地方知識與觀點的重要因素，它來自文化、社會、地理環境與地方結合，以及人對於地方的理解（Pred 1986；轉引自卡造 2008: 19）。甚至，個體身份的性別、種族、階級、性特質也會影響地方感受的形塑。這被瑪西（1991）稱為權力幾何學（power-geometric）。以下，我將透過兩個地方感的經驗研究（原住民獵人與同志村），來指出不同身體所生產出的主體經驗、知識處境與感受性質，並進一步地顯現出地方和身體之間的曖昧情境。
（一）原住民獵人：非線性的地方感
在卡造（2008）的研究當中，他指出了獵人的地方命名和地方記憶，如何與他們的地方活動特性與地方情誼表達出來，並且創造地方，建立自己的地方感。通常，原住民獵人在命名一個地方的時候，會透過自身與環境本身所產生。舉例來說，獵人Inkay（化名）是部落裡的資深獵人，替山林的一處命名為cilakesay，也就是牛樟樹之處。他說，每次狩獵遇到大太陽或是下大雨時，都會到那邊的大牛樟樹下休憩，恢復體力。另外，獵人Hito（化名）稱一岩壁區為cisilian，也就是山羊之地。他說，平常有非常多的山羊在那區域走動，他也曾經在那邊捕獵過山羊，因此稱之為cisilian。除了自身與環境本身的互動之外，獵人也會在土地上鑲嵌祖先的故事，用以表達對祖先的思念。Fasung（匿名）在一個宛如雨林的地方，將其稱之為Cianowan，為紀念過去數一數二的優秀獵人Anow的地方。三者的相同之處在於，他們對地方命名與地方記憶是由個人發生，但確實被普遍使用與流傳，是經由集體的認定和辨識。獵人的相似經驗能夠識別出地名的產出和記憶的存留，建立類似的地方感。數個相似的地方感經集體作用聚合成某種地方意義，更形成一地方文化。對獵人而言，狩獵是無法取代的無形文化資產，其透過山林活動與祖先聯系，另一方面將一空間創造成有故事的地方，傳達他們與地方之間的情誼。換言之，獵人透過地方命名和記憶，經由真實的身體經驗與實質的地理空間形成地方感。在每次的狩獵經驗裡，他們的身體經驗不停發生，而且會有不同的感受，其產生的地方感，又反映於往後的身體經驗上，以最貼近的方式建立意義。因此，獵人的地方感不能脫離身體學習過程、經驗作為以及主觀感受，這種地方感的形成具有非線性的觀點。
（二）同志村：能動性、集體行動與地方感
在阿里斯泰・佛托普洛（Aristea Fotopoulou）的地方感研究當中，檢視了布萊頓的酷兒社群是如何創造出地方意義的（Fotopoulou 2016: 124-128）。事實上，布萊頓這個地方充滿著LGBTQ行動的歷史。過去，LGBTQ等邊緣團體是受到社會所排斥的，他們在城市或一區域當中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他們只能隱蔽在地下同志酒吧或是夜店當中，甚至連家中都不行。「家」的象徵意義是非常暴力且父權體制的。然而，布萊頓在過去的持續政治行動，如驕傲大遊行（Pride Marches）、和平接吻（kiss-ins）或是愛滋病解放力量聯盟（ACT UP），促成布萊頓成為著名的同志村（gay village）。此外，多倫多、曼徹斯特、蒙特婁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同志村。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城市中（如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並沒有具體的形成同志聚落。但，他們會因不同地方所形成的社會動態或早期的主流社會對於同志族群的廣泛接納，而發展出同志生活的地區，即便它沒有顯著的同志人口。通常，同志村都有商家因應同志市場而設立大批的同志設施，比如像同志夜店、澡堂、餐廳、書店等等。此外，在該區域充滿著滿滿的彩虹標誌，對同志來說是個友善舒適的地方。因為他們知道，在這區域不須偽裝自我，可以盡情地展現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由此可知，同志村的存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解釋了一個地方的形塑會受到歷史的社會動態性以及有效的社會政治行動所影響。因此，我們能看到，地方與個體都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存在。身體是脆弱的，但同時也是抵抗的基礎點，而這種形塑會受到不同的歷史物質條件所影響。換言之，地方一直在變動，並非靜止的狀態。
（三）小結
在這一小節，我透過兩個例子來顯現出地方性的生產與地方感的形塑是如何透過身體經驗運作而成的。地方並不是地球表面的某處，或是某個國家的城市，而是生命所生活的棲居之地，不再是那麼的天造地設或自然的，而是充滿文化與創造力。地方從未「完成」，而是處於「化成」（becoming）之中；換言之，地方是不斷生成的空間，不是那麼地靜態和保守的。最後一節，同時也是結論，我將綜合上述的觀點，也就是結構化的身體與地方之間的曖昧情誼，來強調女性主義立足點與所在地政治的重要性。之後，我會再進一步指出重構地方政治並不是幻 想的烏托邦，而是有賴於個體的經驗感受參與和集體政治行動的緊密闡連。
四、代結論：重構地方政治
我一直所關注的焦點，都是在於具差異性身體的多重樣貌，以及複合尺度地方之間的有機互動和動態關連。事實上，地方，不單單是一「空」間（甚至空間本身也一點都不空），它具有特定脈絡的歷史性「historicity」、物質性（materiality）以及交織性，並富含著生命要素與成員的有機網絡和生態社群。更重要的是，面對這樣的地方敏感度不可能迴避殖民的歷史創傷與不正義。同樣地，身體，不僅僅是其本身，它所生產的文化物質具有非凡的意義。受殖民的身體上也擁有各種歷史創疤與痕跡。我認為身體與地方，兩者都是關乎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的政治學挑戰的關鍵元素。共同生活一詞，指的不光是社會政策的分配運作與政治制度的公平性而已，還有跨物種界線的尊重與同理心的發揮。在強調一切流動的後現代思潮中，抵抗依然需要基質的作用，包括身體和地方的形式與結構。事實上，女性主義的所在地政治（feminist politics of location）呼應著所有其他向度的反支配和反殖民運動，包括反種族歧視、反階級剝削、反地方侵略、反性別壓迫，乃至於反物種歧視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各種運動與思潮。而所在地的政治與個體的立足點（standpoint）有緊密的關連。
事實上，Standpoint一詞通常是翻譯成「立場」，但它特性是非常物質的，和你的生存處境密切相關，所以我選擇翻譯成立足點。立足點並不是說你想要站在哪裡就站在哪裡；就算是你想要站在哪，人不可能沒有選擇，但是你選擇的那個位置已經有了社會物質條件的一些限制。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傳統，致力於將女性的經驗生產與知識體系納入科學與政治的場域裡頭（Harding 1986；Smith 1974；Haraway 2010）。甚至，近年來社會學的傳統典範也將女性主義的視角納入其中（Smith 1974）。身體經驗是一種文化學習，也是一種文化表現。引用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慣習（habitus）來說，人在實踐中，慣習支持或影響經驗，另一方面反覆展演的經驗又會形塑出慣習的元素（Bourdieu 1990: 52-79）。換言之，慣習具有個體性（individuality），也具有文化／社會／結構性。而經驗、知識與主體性之間有著有機的密切關連：差異（difference）。在女性主義立足點中，差異扮演著一個非常複雜和重要的角色。就像許多不同的女性主義流派是建立在不同女性生命的情況上。大寫的女性主義（Feminism）應該包含著許多複數的女性主義（feminisms）；或是大寫的男性（Man）之中也有很多小寫的男性（men）——經驗、知識與感受的建構必定包含著多重主體（multiple subjects）的歷史與記憶。此外，哈洛威（2010: 303）認為我們必須重新拾回感官系統中對視覺隱喻：視線（vision）是一種光學的動態作用，一切的視線都具有體現的性質，個體的所在地（視角、角度、觀看的位置）會影響其所呈現出的樣貌。一切的視線也具有客觀性，客觀性的視線會自然地負起道德的責任問題。哈洛威強調女性主義客觀性是關於有限的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並反對各種無法定位的知識宣稱，且建立一個由邊緣族群和深處觀看的能力。因此，哈洛威主張部分客觀性（partial objectivity），強調從多個位置、地方結合許多部分的觀點，聚合成一個集體的主體位置。不免看得出來，哈洛威對複數的、異質的、結構化的、交織的身體置位，以及在各種語調當中的翻譯政治，有高度的關注與深切的關懷。
回到本文的主旨，也就是經驗主體性與所在地的批判想像的重要性。重構一個地方的政治，有賴於個體的經驗感受參與以及集體的社會政治行動。然而，當代科技科學的網際網絡發展，使得社會運動可以延伸到更多國內外人民以及世界的關注，甚至既有的實體社群網絡也開始發揮作用。這種線上與線下的社群網絡，加上主流媒體的連結，虛擬與現實的動態互動創造了新的公共空間，成了屬於人民發聲的領域（Castells 2020）。在當今的社會當中，社群媒體與網絡平台是一個重構世界的計畫（a world-making project）的基礎（Fotopoulou 2016: 126）。而網路的匿名性作用也增加了受難者的生動故事與記憶。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身份的場域、政治的版圖以及生態的視域當中，我們比起任何時候，都還需要結盟政治（alliance politic）的力量與連結。如同女性主義立足點所強調的，正因為每一個存在的個體都是活生生的，以及每個生命的體現經驗與歷程都值得我們學習與看見。故事是我們的生存能力。重構地方政治，同時也是重新繪製身為「人」的這個符號。因此，我認為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權力本身。權力是一個動詞，而不是一個名詞或所有物。權力乃是關於有效的行動、改變的能力以及被認真看待的權利，並非製造更多的摩擦。
參考文獻
- Bourdieu, P., 1990, “Structures, Habitus, Practices.” Pp. 52-79 in his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Castells, Manuel著，廖佩杏、劉維人譯，2020，《憤怒與希望：網際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台北：南方家園。
- Crenshaw, Kimberle, 1991,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43(6): 1241-1299.
- Fotopoulou, Aristea, 2016, “Space, Locality and Connectivity: The End of Identity as We Know it?” Pp.123-162 in her Feminist Activism and Digital Networks: Between Empowerment and Vulnerabil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Foucault, Michel, 1979,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Haraway, Donna著，2010，張君玫譯，〈為馬克思主義辭典而寫的「性別」〉。頁207-242，《猿猴、賽伯格與女人：重新發明自然》。台北：群學。
- Haraway, Donna著，2010，張君玫譯，〈處境知識〉。頁295-324，收錄於《猿猴、賽伯格與女人：重新發明自然》。台北：群學。
- Harding, Sandra,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nne, Kate著，巫靜文譯，2019，《不只是厭女》。台北：麥田。
- Massey, Doreen. 1991.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Marxism Today 38: 24-29.
- McCall, Leslie, 2005, “The Complexity of Intersectionality.” Signs 30(3): 1771-1800.
- Smith, Dorothy, 1974, “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 Sociological Inquiry 44(1): 7-13.
- Young, I. M.著，2007，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商周。
- 張恒豪、王靜儀，2016，〈從「殘障」到「身心障礙」：障礙標籤與論述的新聞內容分析〉。《台灣社會學》31：1-41。
- 畢恆達，2001，《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
- 畢恆達，2004，《空間就是性別》。台北：心靈工坊。
- 藍姆路・卡造，2008，〈狩獵經驗與地方意涵〉。《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1(4): 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