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如果」的世界　要作一頭滿足的豬還是不滿足的蘇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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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張圖片曾經流行一時，是一位俘虜被一位士兵拿著水壺餵食，但是下一張圖則是分成三等分，餵水的是圖片左方士兵與俘虜，然而在右方的士兵則是拿著步槍抵著俘虜的頭。而我們的媒體或許是「左派」或是「右派」，甚至可能是中間派（整張畫面都呈現），然而，即便是這張照片的截取也是在攝影者的觀點下所拍攝而出，即便這張相片呈現出的是真實（相較於畫作，相片是更近似真實，因為快門仍然會產生誤差），然而這個真實卻只是被攝影出的瞬間，這個瞬間只佔有全體世界的微小片段，為什麼這個片段會被擷出？這個片段的意義在攝影者的觀點中要呈現給觀者的是什麼？這正是攝影之為藝術之所在，它提供了一張照片近似於真實，但同時也呈現給觀者有關於攝影者所看見的世界。攝影紀錄客觀的現象，但也是主觀詮釋。

記者的誕生提供了眾多我們能閱聽的素材，他們聲稱著給我們全世界，所以遠到世界另一頭的災禍的影像都能被傳遞到這裡來，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實際上是媒體正是我們的整個世界，我們知道的訊息都來自於他們，我們的世界觀之形塑也來自於他們，那麼我們的世界樣貌也正是根據他們所想要的而被建立。或許是以「報導（report）」之名，但是報導不僅帶有特定觀點，甚至有著框架，更別說因著語言所帶來的各種限制，尤其框架甚至不是具體的，卻是物質性的鏡頭。鏡頭所拍攝出的結果讓我們知道了某件事情，但也把這件事情「以外的」給遮掩，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這麼說：「它於黑暗中亮起，經由許多人分享，然後從眼前消失。與文字記錄相反──文章是以其思想、典故和詞藻的複雜去吸引小眾或大眾──照片只有一種語言，而且是說給所有人聽。」

例如前述的戰爭照片，我們看見了帶有痛苦的影像而感到憤怒、憐憫、興奮、噁心等等情緒，就像是我們在公路上看見車禍想要一窺究竟並不只是出於好奇，而是帶有一種本能性的驅力，因為這些影響都有色情的性質（pornographic），「人對身體受苦之圖畫的嗜好似乎與裸體畫一樣強烈」（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甚至對於這種暴力性質的影像我們都是滿足潛在—甚至否認存在—的偷窺慾。然而隨著電視機如同民主一般進入常人的家庭，在客廳的居家空間我們就能看見各種慘痛的災禍，源源不斷與求取快速以及為了提供給所有人訊息的新聞電視台的重複播報，讓這些衝擊影像高頻率地侵入我們的腦海，所產生的情緒逐漸萎靡，然後習慣，進而麻痺，甚至可能認為因為自身還感到憐憫就自萌發出了自身的道德優越性，但這卻只不過是種自欺偽善而已。長期浸潤在目睹其他地方不公的災難，卻能感受到實際上與我們無關，但當我們身邊周遭發生了災禍，卻變成影像所偽裝成了現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那麼什麼才是真實？什麼又是虛偽？真偽的限界在逐漸模糊，表象成為了現實，所有人的共知成為了新的真理，即便眾人所見者僅為全影投射，卻被所有人信之鑿鑿其中有所謂的本質。

掌握了相機就掌握了權力，一個能去形塑真實的權力，事實上所有的影像正因為是權力的施展而都是暴力的。掌鏡者試圖以此詮釋觀點凌駕於他人之上、甚至強要他人接受，即便其是以善意為目的，仍然無從否認暴力的性質。相機的成像也必須考量在不同的脈絡所將生成的歧義，就像是同一張照片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也會產出不同方向的詮釋，戰爭攝影在展場與在新聞所將被理解的意義將會是相同的嗎？尤其作為媒體亦即是一種形式，就像相機的鏡頭一般，媒體都具有框架，媒體所具有的框架即是：娛樂。

「媒體即訊息」是麥克魯漢所提出的重要觀念，波斯曼（Neil Postman）更進一步地指出「媒介排斥內容」：在不同的傳媒形式途徑中，將決定被傳達出訊息的實質為何。十五世紀古騰堡的印刷術產生了知識革命，文字書寫成為知識的主要媒介，這個媒介轉化了思想、將其保存、進而傳遞，文字所具有的特性正在於「線性」與「理性」，因此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是秩序性的、脈絡性的、理性的。其後「電報」的出現帶來的不只是技術的革新，也是知識的革新，與文字的差別在於不再像後者需要嚴謹的論證，這時候需要的是「速度」，反而品質不再重要。波斯曼在《娛樂至死》就以感嘆的語氣緬懷起十九世紀林肯（Abraham Lincoln）與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的辯論，那時長達數小時的辯論所代表的是大眾對於資訊的接收仍是以文字作為知識論的基礎，而非今日的娛樂媒體。

電報所帶來的知識改變正在於形式轉化了知識的性質，也就是「什麼是知識」的問題，這就是《娛樂至死》中所談論的「媒體知識論」問題，過往的知識獲取是與人生行動的指引有所關聯，然而電報卻切斷了這個聯繫。自從電報，無關緊要的資訊開始蓬發，效率—速度成為了評判的準則，確實電報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但也讓所有人都陌生，除了電報上的垃圾資訊之外不會有對他人更多的認識。但電報不只如此，二十世紀後半葉電報進化成為了電視，媒介再次革新，這時的形式轉變是「速度」成為「娛樂」。形式排斥內容，所有事物將以適合電視—娛樂的方式來呈現。

文字的線性、理性以及對於資料的搜集、解釋與分析，到電視的碎片、去中心，知識與否與娛樂與否劃上等號，於是新聞的標題總是要聳動且簡短，相較於文字時代的知識傳遞，在新聞中甚至可以不具備文本之間的關聯性也不需要脈絡，形式的轉變也導致知識的質變—或說變質。若在文字時代中的，焚書將會是種反智惡行，《華氏451度》敵托邦的描繪正是把消防員作為知識的焚毀者刻畫而出，然而電視早已擔任這個職位，電視所要求的是比電報更海量、更快速的資訊充斥，並且透由此減除思考的時、空間，以便能更有效率地接收下一個訊息，也就是：燒掉資訊（知識）。這就像毒川，每日每日的投毒並無立竿見影之效，但突破臨界點後會產生大量死亡，即便這條川看似與常識無異，然若泛舟者跌入卻將死無葬身之地，而這就是電視所在的文化環境。這時，電視還不是究極體，在當代電視的進化產生了新媒體，新媒體的出現讓每個人不只成為受眾，更成為表演者，我們不止被動地接受娛樂性的知識，甚至我們也以娛樂性的知識溝通，就像是無論是醫學、法學、物理化學甚至是哲學，進入新媒體經過這更極致娛樂的框架之後，被眾人以節目的方式呈現。所以即便拿出一本哲學著作稱作「說書」而提供了「知識」，但這裡的知識意義是在娛樂媒體形式下的，但卻全然與文字形式所具有的理性的、線性的知識不同。到了新媒體盛發的現在，我想我們可以說文字知識理性的時代已經全面地被娛樂給征服。於是，「知識」被娛樂框架過篩的結果，就是成為一則笑話。

《一九八四》與《美麗新世界》所描繪的世界是全然相反，波斯曼認為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著作才是對世界的正確預估，因為裡頭麻醉人們的藥品索麻（Soma）就是今日媒體所提供給我們的娛樂。尤其這種索麻不只帶有知識上的真假問題，還有「分神（distractions）」的問題，赫胥黎在《再訪美麗新世界》中這麼說：「在宣傳方面，消除文盲及出版自由的早期倡導者，只看到了兩種可能性：宣傳不是真的，便是假的。他們並沒有預見到，目前西方資本民主社會所發生的現象—龐大大眾傳播的畸形發展，此種大眾傳播的宣傳目標並不是真實或虛假，而是另外一種幾乎與真偽全部相關的東西。換言之，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到，人類對分神事物（distractions）的無窮胃口。」赫胥黎所描繪出的《美麗新世界》中的元首穆斯塔法．蒙德成功維持統治的秘密就在於此，就像故事中對於個體的制約一般，人民在娛樂所造成的疲憊狀態下所接收的宣傳就像是催眠，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把這種電視對人所產生的影響稱作「永恆的失憶狀態」，而這樣的狀態就是我們的生存境況。

我們以為活在西方文明的遺產下是相較於東方的極權而言更為民主，所以更為自由，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無論何者因為權力的集中都將造成權力者的審查，只不過在東方是由國家擔綱，在西方則是資本而已。我們現在所身處的世界之中充斥著《美麗新世界》的索麻，而這些索麻的供應者卻是《一九八四》的老大哥，這或許是兩部著作的作者沒有想像過的世界，甚至是沒有人想像過的世界，然而正因為無從想像的未知才是終極恐懼之源。極權之處人民知道自己沒有西方意義上所謂的「自由」，所以他們創造了自己定義上的「自由」，這多少有些阿Q，但仍然是知道自己不擁有什麼；然而在自由民主之處的人民卻是沒有自身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卻認為自己擁有了這項珍貴事物，更甚者是創造一個「新自由」來否定過往的自由，於是拱出了一位扭曲的新共主。

龐大海量充斥娛樂的資訊除了有分神的效果，一個貌似開放的媒體平台—言論市場卻實際上充斥著假資訊，依據波斯曼所言：「…假資訊不是指錯誤的資訊，而是誘人誤解的資訊，錯置、無關、不完整或淺陋的資訊，那是會令人產生錯覺，自以為瞭解情況，實際上卻導引入偏離真相的資訊。」這近似於福塞爾在《惡俗》所提到的以偽作真文化福塞爾所指出的是如同鍍金水龍頭一般虛偽高尚的爛品味。但在這裡說的是知識的問題，如同前先相對於政治自由的曲解，在知識上媒體也讓人們把虛妄認作真理，實際上卻只是拾取垃圾拿來當作論據。甚至，為了讓假資訊（知識）具有意義，環境就會適應地產生讓這些在原先語境中沒有意義的資訊成為有意義的「偽語境」，依此而生的循環造創造了時代的騙局。就像是一堆心靈勵志書籍看似提供了許多訊息給我們，但實際上卻沒有增長任何一絲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認識—知識，卻塑造了這個幻象，於是閱讀者深感滿足後就再也不求知。對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確定的這些絕對不是擁有蘇格拉底智慧的人：因為這些人從不知己無知，更從不欲知己無知。

而在電視媒體與新媒體中因其所具備的框架之緣故，除了平台會篩選什麼適合刊登與什麼不適合刊登之外，在內容上也會有著「偽知識份子」的存在，但是因為這些人的存在，卻弔詭地排斥「知識份子」的存在。在學術專業領域中，是由學術專業者來評斷學術的價值，然而在媒體時代卻不僅是如此，諸如電視節目上有各種論題都能大放豪語者卻獲得共鳴，因此被認定其具有在該領域的權威性，進而以此權威批判在學術領域取得權威者，甚至提升自身在該領域中之權威，排擠在該領域中依照領域規則取得權威者之地位，即便該等共鳴的取得卻是因著發話人所說的是眾人原先所已知之事而完全稱不上「溝通」—實際交流。又或者是像在網路自身上傳影片「說書」，即便錯解、超譯，卻因為所受到的歡迎進而使得對於該專門有所研究者的論述被貶斥為「其中一種說法」，甚至不只貶低到與譁眾之論等價，甚至被貶斥到比此更加低劣的評論都不難預期。

每個領域都有他律性的傾向，例如在專業的學術機構中也因為有資金需求的緣故，一定程度上也會受到資金的限制，然而既作為學術專業機構則自無可能如同橡皮圖章或是宣傳品產出廠一般「轉達」訊息，而是在學術自由的保障下追求真理。然而，媒體卻是相較於其他領域中他律性最高之處，商業的考量除了資金的來源之外還是資金的來源，因此以收視率為重就必然屈尊於市場的邏輯，布迪厄在《論電視》中這麼說：「經濟的力量是透過收視率的壓力，作用在電視之上，接著又透過電視作用在新聞界，作用在其他的新聞體之上…接著，以同樣的方式，透過記者們整體的力量，它又作用在所有的文化生產場。」市場除了「腐化」事物的價值之外，也將使得原先嚴肅的事物例如政治也必須戴上娛樂的面具。決定什麼人能進入媒體的畫面並不只是布迪厄所談的電視問題而已，那時他所批判的是記者成為文化的掌權者，記者決定什麼事物被呈現以及如何被呈現。今日的情況更加惡劣，是記者所附屬的資本家逕自介入媒體市場，決定什麼能被呈現以及如何被呈現，這時我們才發現原來我們所以為自由的市場不是自由的，我們所以為中立的市場不是中立的。

對於媒體的識讀已不少資訊指出其片面性，在上述中也指出了娛樂的形式，以及媒體形式排斥內容的後果，更且兩大恐懼想像的結合成為當代不得不面臨的問題，媒體的他律性使得市場的進駐侵略了言論範圍、思想自由的範圍，我們活在擁有自由的幻象之中，卻寧願母體中的世界才是現實，而不願醒來看見真實。或許出於無數的理由我們拒絕面對，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找出百般藉口推托，但若放任事態如此發展到了沒有人意願的結果，卻已經無法回頭。如同寇延丁在《走著瞧》中所說：「這是一個沒有『如果』的世界。」一切端視我們怎麼認定自己，是一個單純活著有得吃睡泄就好的生物，又或是具有自由的道德主體？問題也只在於，我們要作一頭滿足的豬還是不滿足的蘇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