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潮世代是二戰後從祖、父輩們口述中聽到二戰期間各種傷痛與艱辛的一代。那種深刻，不容易從記憶裡抹去。說的人如此，聽的人亦如此。戰爭沒有真正的贏家，那些歷史的傷口對兩造來說，都很難抹滅。
兒童時期聽嬸嬸說香港重光以前的日子有多麼辛苦，民生物資奇缺不說，她自己曾經被徵召去當啟德機場擴建工程的工人。該機場是日軍侵港時，日方為了摧毀英軍而炸毀機場設施。當時說是招募數千名工人前往參與修復與與擴建，其實其中有很多的不得已，包含像嬸嬸那樣的女性。日本人在佔領區的各種惡行不多著墨，從大人口述或是歷史教科書上都可以得知。挑起仇恨也不是本文的主旨。
戰後百廢待舉父母們忙於生計也忙於生產，以彌補因戰爭喪失的人口。孩子一旦生得多就無暇顧及，所以常常是一群孩子玩在一起，一起長大。當時有一個大我兩歲的男孩，他因個頭矮小，被同伴戲稱為「日本仔」。每每他聽到即上前與對方拼命，因為他可以承認自己矮，但是千萬不可以稱他為日本人。由此可見，大家仇日情結之深。
隨著時間過去，交通運輸傳播媒體日益發達，我們可以從各種管道與媒介得知日本人民在戰爭中與結束後，遭受的各種苦處。大家熟悉且曾經拍成動畫、電影、電視劇的《螢火蟲之墓》即是其中之一。，二戰之後日本禁止徵召軍隊，於是成為一個沒有軍隊的國家，這也引發1960年日本戰後最大的一場社會運動－「安保抗爭」。由此可見戰爭對社會的影響不會因為戰爭中止而結束。有的時候甚至會形成不同問題的開端。
戰爭傷痕從二戰結束到跨過千禧都不曾散去，至今已七十幾年。
千禧年在美國讀商管課程，松本是與我同組的日本同學，因為常在一起討論就日漸熟稔。某日吃飯時，他忽然很嚴肅的跟我說「對不起」，同時要對二戰中日本對中國加諸的種種傷害說對不起。我被他這突來的舉動嚇了一跳，也許是我相處過的日本人不多，相交也僅限於公務，所以沒有想過會遇到這樣的場面。後來學期結束，班上很多人從北加跑到南加去玩，我和松本也不例外。一日松本說他去洛杉磯附近的大華超市買東西，結帳大媽對他態度很壞，他說他什麼事都沒做，而且很有禮貌。他問我為什麼，我只能跟他說，他的相貌是日本人的樣子，口音也有日本腔，所以大媽很容易辨識出松本是日本人，就將一些歷史情緒放進去了。他聽後甚感無奈，我也只能不語。
歲月匆匆幾乎又過了二十年。《檢方的罪人》是2018年日本賣座電影，由導演原田真人執導，改編自作家雫井脩介的推理小說，電影裡面就有觸及日本二戰戰敗後，軍國主義與反戰的勢力拉扯，雖不是電影的主軸，但也聞得出對戰爭的省思。
近期則有2020年由黑澤清導的《間諜之妻》，他也因此片獲得2020威尼斯影展最佳導演銀獅獎。該片是日本NHK電視台首次自揭日本的二戰瘡疤，以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滿州計畫及在滿州進行慘絕人寰的人體實驗為背景。故事的男主角是站在正義這一端，要向世界揭發日本軍國主義的惡行。觀影時，我訝異於導演能這麼直接的控訴。這樣的故事題材是會觸動日本社會的敏感神經的，相信推出這樣的電影需要相當的勇氣。
那天走出電影院，回想這一路來的聽聞與經歷，這種國族的仇恨需要經歷好幾代人才能沖淡。相信日本社會也有著省思，只是這一切需要時間的距離才得以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