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受訪者是
《精神病手記》的作者昭生。臨心系畢業的他,曾經是訪視員*,現在重回學校讀研究所。他總共入院五次,一次兩個禮拜、其餘三到四週。有一次被強制住院但被保出來了,「我應該來寫個強制住院逃脫術!」,昭生灑脫地說。
因為主治醫師在馬偕,他在馬偕住院四次,後來因馬偕爆發群聚感染轉送台大,但因台大住院要家人陪同,他便決定入住亞東。問他兩間醫院有什麼不同?昭生說,馬偕是三人一間的套房、亞東是雅房;住在亞東的時候廁所地板上永遠都有不明人士留下的尿液,讓他很抓狂。
兩間醫院的作息都差不多,「馬偕就是,起床吃早餐量血壓、早操但我沒有做過,活動、午餐、午休、下午活動、晚餐、吃藥、睡覺。活動有烹飪、填字、卡拉OK、丟乒乓球、使用健身器材、花園走動等等。」、「亞東差不多,但還是很無聊。」至於職能治療,亞東會一間一間的詢問要不要參加,但他大多拒絕。他對病房有些怨言:「廁所掛衣服的地方永遠不夠;亞東開置物櫃、用熱水都有限定時間……」
談到跟病友的相處,昭生說,有個60餘歲的病友有妄想症狀,會對外表中性的他說「你是男生,這是我的房子」等、有病友會長時間佔據使用廁所、也有病友躁症發作時一直找他聊天;但也有處得來的:每天不停說垃圾話,很開心,出院時有留聯絡方式,之後甚至互相慶生。
在病房中,他與職能治療師聊最久,有時也會聊到他的書。說起出書的原因,昭生說,只是因為三年來累積了很多的紀錄,在前任伴侶的鼓勵下就出了,算是無心插柳。
我問,「住院」對他而言是什麼?昭生說,有兩層意義:一個是「什麼都不想做的時候可以去的地方」、另一個是「別人無法忍受我的時候叫我去的地方」。問他進入保護室的次數?「N次,」昭生說,每次都是因為自傷,「他們應該覺得我是個很麻煩的患者吧;但問我怎麼看待那裡,我只想說:『關別人就好,不要關我。』」
昭生覺得精神科病房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一住進去就不能上學跟工作,但時間太長了,沒辦法延續外面的生活。他在出院後曾有一段難以適應的過渡期,覺得公車好快、甚至忘記怎麼去便利商店買東西;但時間長了也就慢慢習慣。
擁有患者與工作者雙重身分的昭生說,工作的時候跟自己被人幫助的時候是截然不同的感覺。因為工作的關係,他也常常思考,怎樣叫做對患者「好」?怎樣的治療叫做「好」?現在社會認為的好,似乎是能讓患者繼續跟著世界的節奏向前,但好像抹去了患者的主體性;普遍認為的好好像就是能夠在社會上有生產力的人,但為什麼這樣?昭生自己也偶爾覺得,「用了藥,感覺自己都不像自己了。」
作為助人工作者,他也會自問,到底怎樣的行動可以真正「幫助」到人?
這或許是個難解的習題,訪談至今,我們從工作者、患者身上得到各式各樣的答案,似乎正如昭生說的,「沒有唯一的好,是多重的好,但好又不存在。」儘管懷疑藥物,昭生仍覺得藥物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非常符合現代文化,當無人可以求救的時候,藥物是最好的朋友。「吃一顆藥突然覺得可能有人能愛你,」昭生如是說。
作為助人工作者,昭生說,現在整體的氛圍很忌諱「助人工作者自己是病人」這件事,大家會認為,自己的議題都處理不好,要怎麼處理別人的?你沒有接受治療,就是不穩定;他也很害怕被認為不適任。兩個身份很難取得平衡,但昭生覺得,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要相信自己是可以的。
另外還有社會救助:領有重大傷病卡的昭生說,申請後覺得真的幫助很大,因為他的藥物若沒有補助經常動輒上千,但補助後只要付幾百元就好;尤其經濟不穩定的他常常沒錢付醫藥費,這時就覺得這是一項很棒的社會福利。
昭生覺得,大家常常對精神科病房有著不切實際的想像:覺得進去就一勞永逸、或覺得很恐怖;但它其實就是個小社會,會發生各式各樣的事情、也會有衝突,
「住院也是一種生活。」
受訪日期:2018/6/16下午
名詞解釋
訪視員:醫院精神科的個案管理師,工作內容為家訪精神病患,必要時給予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