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受訪者是《精神病手記》的作者昭生。臨心系畢業的他，曾經是訪視員＊，現在重回學校讀研究所。他總共入院五次，一次兩個禮拜、其餘三到四週。有一次被強制住院但被保出來了，「我應該來寫個強制住院逃脫術！」，昭生灑脫地說。
因為主治醫師在馬偕，他在馬偕住院四次，後來因馬偕爆發群聚感染轉送台大，但因台大住院要家人陪同，他便決定入住亞東。問他兩間醫院有什麼不同？昭生說，馬偕是三人一間的套房、亞東是雅房；住在亞東的時候廁所地板上永遠都有不明人士留下的尿液，讓他很抓狂。
兩間醫院的作息都差不多，「馬偕就是，起床吃早餐量血壓、早操但我沒有做過，活動、午餐、午休、下午活動、晚餐、吃藥、睡覺。活動有烹飪、填字、卡拉ＯＫ、丟乒乓球、使用健身器材、花園走動等等。」、「亞東差不多，但還是很無聊。」至於職能治療，亞東會一間一間的詢問要不要參加，但他大多拒絕。他對病房有些怨言：「廁所掛衣服的地方永遠不夠；亞東開置物櫃、用熱水都有限定時間……」對職能治療沒有興趣的昭生說，他最常做的事是閱讀：他帶了《精神病院的歷史學家》、《憂鬱的文化政治》、《關係的存有》等書，只要能看書的時候，他就看。
談到跟病友的相處，昭生說，有個60餘歲的病友有妄想症狀，會對外表中性的他說「你是男生，這是我的房子」等、有病友會長時間佔據使用廁所、也有病友躁症發作時一直找他聊天；但也有處得來的：每天不停說垃圾話，很開心，出院時有留聯絡方式，之後甚至互相慶生。
在病房中，他與職能治療師聊最久，有時也會聊到他的書。說起出書的原因，昭生說，只是因為三年來累積了很多的紀錄，在前任伴侶的鼓勵下就出了，算是無心插柳。
我問，「住院」對他而言是什麼？昭生說，有兩層意義：一個是「什麼都不想做的時候可以去的地方」、另一個是「別人無法忍受我的時候叫我去的地方」。問他進入保護室的次數？「Ｎ次，」昭生說，每次都是因為自傷，「他們應該覺得我是個很麻煩的患者吧；但問我怎麼看待那裡，我只想說：『關別人就好，不要關我。』」
昭生覺得精神科病房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一住進去就不能上學跟工作，但時間太長了，沒辦法延續外面的生活。他在出院後曾有一段難以適應的過渡期，覺得公車好快、甚至忘記怎麼去便利商店買東西；但時間長了也就慢慢習慣。
擁有患者與工作者雙重身分的昭生說，工作的時候跟自己被人幫助的時候是截然不同的感覺。因為工作的關係，他也常常思考，怎樣叫做對患者「好」？怎樣的治療叫做「好」？現在社會認為的好，似乎是能讓患者繼續跟著世界的節奏向前，但好像抹去了患者的主體性；普遍認為的好好像就是能夠在社會上有生產力的人，但為什麼這樣？昭生自己也偶爾覺得，「用了藥，感覺自己都不像自己了。」
作為助人工作者，他也會自問，到底怎樣的行動可以真正「幫助」到人？
這或許是個難解的習題，訪談至今，我們從工作者、患者身上得到各式各樣的答案，似乎正如昭生說的，「沒有唯一的好，是多重的好，但好又不存在。」儘管懷疑藥物，昭生仍覺得藥物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非常符合現代文化，當無人可以求救的時候，藥物是最好的朋友。「吃一顆藥突然覺得可能有人能愛你，」昭生如是說。
作為助人工作者，昭生說，現在整體的氛圍很忌諱「助人工作者自己是病人」這件事，大家會認為，自己的議題都處理不好，要怎麼處理別人的？你沒有接受治療，就是不穩定；他也很害怕被認為不適任。兩個身份很難取得平衡，但昭生覺得，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要相信自己是可以的。
另外還有社會救助：領有重大傷病卡的昭生說，申請後覺得真的幫助很大，因為他的藥物若沒有補助經常動輒上千，但補助後只要付幾百元就好；尤其經濟不穩定的他常常沒錢付醫藥費，這時就覺得這是一項很棒的社會福利。
昭生覺得，大家常常對精神科病房有著不切實際的想像：覺得進去就一勞永逸、或覺得很恐怖；但它其實就是個小社會，會發生各式各樣的事情、也會有衝突，
「住院也是一種生活。」
受訪日期：2018/6/16下午
名詞解釋
訪視員：醫院精神科的個案管理師，工作內容為家訪精神病患，必要時給予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