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是認識自己的途徑」:專訪策展人呂家鎔Kayo

2021/04/29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藝術好像很難懂?」這是許多藝術工作者最常被問的問題。Kayo的回答是,「其實藝術最好玩的可能就在於,它很難三言兩語交代清楚,但它會留給你很多問題,好的藝術帶領你重新思考、甚至改變觀看世界的角度。很多事是無法三言兩語能說清楚、或被理解的,但我想,也正是因此我們才會需要藝術。」身為策展人和藝術評論者,Kayo和藝術結緣很早,故事還得從她複雜的身世背景說起。
Kayo父親是早期到香港生活的中國移民,母親則是台灣人,在她三歲時,隨⽗親債務遠⾛臺灣,改嫁⾄⽇本。Kayo的成長過程就在不同城市間流轉,曾赴新加坡,再至⽇本和英國受教育,短暫工作於上海,一直到三年前才回到臺灣定居。常年⾝處不同⽂化環境之中的她,「從小父親就時時提醒,要記得妳是香港仔。」因而困惑什麼是⾃⾝「應有」的⽂化歸屬感。
「我總在想,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台灣人?什麼是香港人?什麼又是海歸呢?我曾在陳界仁的作品中偶然發現,原來一個人家族史中曾經歷過的移⺠與離散的經驗,不只發生在我的家族史中,原來也可以視為是整個臺灣政治經濟⽂化變遷的縮影。」解不開的糾葛,Kayo在透過藝術中找到一條認識自己的途徑。因⽽以⽂字為媒介,進⾏實踐藝術介⼊與社會批評,聚焦於關⼼⾝份認同、後殖⺠、殖⺠後集體潛抑、轉型正義等議題。
Kayo談到訪問沖繩縣立博物館時,聽副館長介紹沖繩歷史及身份認同。1972年美國將沖繩主權歸還日本,歷史稱為「沖繩返還」,原本受英語教育的沖繩人必須開始講日語,學習當一個「日本人」。「那個要當日本人的衝擊,就像我爸對我說要當香港仔很像。」這份熟悉感讓她認為,藝術和展覽不僅面對大眾,也可以很入世。
英國留學期間,恰逢法國五月學運滿五十週年,在課堂上談論社會運動與藝術之間的關係時,發現對於歐洲學生而言,普遍而言不太清楚在亞洲發生的學運,於是這成為她在塞克斯大學(Unviersity of Essex)Art Exchange畫廊策劃「(In)Tens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展覽的契機。這檔展覽受到不少矚目,吸引來當地的採訪討論的同時,亦引發部分人士不滿,校內中國學生發函向教授提出抗議,認為展覽宣揚港獨,甚至有香港媒體報導,指稱此展「點燃許多人的反中情緒」,引起校方的關切。
Kayo在英國留學時舉辦以香港雨傘運動為主題的展覽
(photo by Kayo)
展覽在當時受到矚目,也引發部分中國學生不滿
(photo by Kayo)
對展覽引起的爭議,Kayo顯得很淡定,「因為展覽之於我,意義在於傳遞訊息、創造溝通;本來就不可能有『完美』的對話,更何況完美的展覽。」在她看來,藝術是思想的軌跡,展覽是溝通的平台,不是用一個意識形態取否定另一個意識形態,創造對話才是本意。
藝術引領她探索生命,然而進到藝廊工作後,必須面對另一個問題:藝術和商業之間怎麼取得平衡?觀察到在臺灣有一個令人擔心的現象正在發生,收藏家的消費品味對藝術家創作方向是有相當影響力的,那能留下藝術的純粹性剩下多少?Kayo曾覺得矛盾,「藝術被束之高閣,變成菁英的消費習慣。可是當我在畫廊推這些作品,發現收藏的人會得到心理上的寬慰,也能讓創作者走得更遠。」眼前彷彿有兩條路,一條為資本主義服務,另一條則是賺不到錢的藝術之路,Kayo說:「走得夠久才看得到這兩條路,我還在找答案,想辦法讓兩條路一起前進。」
不斷前進找答案,不斷產生新的問題。對於策展的啟蒙,要回到當年在瑞士紅十字會博物館看到戰後歷史的展覽,第一次感受到策展的力量。「雖然看不懂文字,但能感覺到展覽的編排、故事結構和深度,讓我非常震撼,也開始去想,我想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藝術。」對於藝術的追問可能窮盡一生,Kayo認為這是策展人的必然使命,「你必須對時代和趨勢脈動有好奇心,不斷關注研究。」
瑞士紅十字會博物館的戰後歷史展覽啟蒙Kayo繼續探尋藝術的價值
(photo by Kayo)
SyndAvant 凝聚願意將創意與專長應用於改造社會、推進社會進步之創意人,我們稱之為 Avantist 。這一系列專訪,將帶各位認識這些 Avantist 如何經營自己的專業,運用自身才華與影響力,進而形成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力。
編輯:Vera
攝影:韓筠青
核稿:V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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