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與人系列:危險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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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網站的時代,人們的各種意念和想法都會透過網路而傳播,再經過演算法的分類後,收到了各種新的訊息,然後誘發了更多想法,再透過社群網站的帳號影響他人。
出了「同溫層」後,「他人」和 「自己」處於對立和矛盾的機會因此大增。
然而,處在「同溫層」中,就安全了嗎?也不見得。同溫層的形成只是因爲彼此利益和立場在多半時候相近所以談得來,在利益和立場發生衝突時,如果未能找到解決之道,自然也就必須面臨同溫層的消散問題。
那麼,要如何維持自身的同溫層呢?
這自然就需要相同的文化價值觀了。畢竟,文化價值觀相近,對各種事件的看法就相近,處理風險的方法也不會太遠。
(下圖比較明朝和葡萄牙的船隻,從船隻大小即可見雙方風險觀念的不同。)
明船和葡萄牙船(圖片來源:www.middlebury.com)
對十五世紀的人們而言,茫茫大海無疑是危險的,明朝人建造了大船去海外宣揚國威,葡萄牙人卻選擇了小船到遠方尋找致富的機會。顯然,明朝人在主觀上希望降低風險的機率,葡萄牙人的心態卻是「拼了!」
主觀機率的形成不只是關乎事件發生的頻率,同時還牽涉到判斷者對事件解決方案的信心程度。
機率陷阱的作者蓋格瑞澤(Gigerenzer)以「醫療診斷」為例,提出了不同文化對醫療診斷的反應,說明文化對於疾病判斷的影響。
比如說,法國人被診斷出「肝臟出現問題」時的反應就很冷靜。因為熱愛美食的緣故,法國人出現肝病的機會相當高,但當法國人被告知肝有問題時,也不會太緊張。「不過是肝問題啊!」法國人會如此自我安慰。
又或者說,如果德國人被診斷出「心臟出現問題」時反應也多半很冷靜。而且對德國人而言,罹患「高血壓」實在沒什麼,反而是「低血壓」是需要治療的疾病。
再以美國為例,當美國人聽到醫生說疾病是「病毒」引起的,多半會覺得沒什麼,因為他們覺得「肝臟」和「心臟」出了問題,是身體本身出了問題,應該要審慎面對。如果是「病毒」問題,「消毒」一下問題不就解決了?
(也許懂得這點,我們就不會太驚訝川普和許多美國人對新冠肺炎治療的想法。當然,在川普下台後再看這段影片,大多人會有不同想法。)
蓋格瑞澤也指出,中國人最忌諱的則是動手術。(對中醫不陌生的讀者,大概會理解這種觀念是受到「黃帝內經」中「恬淡養生」的和諧觀念所影響。所以,儘管知道自己並不完美,但多半會選擇以養生的方式來處理疾病。事實上,在中醫史上,外科也多半以處理傷科為主,很少以外科方式處理內部疾病。以「黃帝內經」為經典的中醫師多半也不會贊同好萊塢影星裘莉以預防性切除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遺傳性疾病。)
不同外科文化
也就是說,由於醫療文化的不同,會影響民眾對醫療判斷的反應。至於,在得知醫療診斷後,民眾應該採取何種醫療方式,其實也和醫療文化有關。
一般來說,在民眾較信任西醫的情況下,民眾在新冠肺炎確診後,多會想要得到西醫的照顧,對於非主流醫師提供的新冠肺炎療法相對沒有信心。
然而,在醫藥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在沒有明顯肺炎症狀出現的情況下,養成自我鍛鍊及檢測呼吸力的習慣應該是值得推薦的自我保健之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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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鵝效應」的作者塔雷伯是位善用譬喻的人,他不只用「黑天鵝」說明「黑天鵝效應」,還用了「火雞」說明了「火雞效應」。到底火雞效應中的火雞在風險計算上犯了什麼錯誤呢?
在推崇理性的科學分析中,檢驗是收集數據的常用手段。然而,對於檢定本質的不了解,往往也使人們誤解檢定結果的意義,造成許多爭議。更糟的是,醫療相關單位提供的訊息往往不是民眾想知道的訊息。
統計學的發展和協助決策習習相關,然而由於牽涉到現代社會專業分工的問題,使得不同的決策單位在面對問題時,會採取不同的立場檢視問題,這在現代統計學的用語就會是「採取不同的統計假設」,究竟從「統計假設」的機率估算可以因為「立場不同」而有多大的差異呢? 一起來探討吧!
出身比利時的凱特爾(Quetelet,1796 -- 1874) 就致力於以計量方式描述「平均人」(average man )的觀念。他表示「一個時代的偉大、善或美都體現在一個具有各種社會平均特徵的人身上」但「平均」不就是「平凡」嗎?光是預測平凡又有什麼意義?
很年輕就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成員的蓋爾頓熱心於測量人類的各種特徵,促成了優生學和許多統計技術的出現,其中,他的學生更據以發展出回歸技術,讓數字人可以在資料不完備的情況下做出預測。只是,如果蓋爾頓聽到台灣的疫情簡報,也會想問:「你們是想預測什麼呢?」
不過,在現代國家治理中,資訊量往往極為龐大,所以,重要幕僚要對決策者呈現出適當的相關資訊本就需要經過一番整理,不宜全部送上。本文想討論的是,決策本身最大的困難之一是,決策者無法決定自己想做什麼,想了解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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