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獨火塘｜原運路上，環境、人與動物

原住民運動是一種運動，且經常與環境運動有所合作，這往往讓人以為兩種運動屬於同一個場域，或者可以被等同視之，但這是對原運極大的誤解。原運不是一種社會運動，甚至不是一種政治運動，因為原運的基本立場是否定墾殖殖民國家的正當性，只是迫於現實不能採取激烈手段來推翻國家。換言之，原運者若是足夠清醒，通常會覺得自己在概念上走鋼索，必須步步為營，才能避免落入思想的誤區。

但不論在台灣或世界各地，都還是有包括原住民在內的許多人，熱心的構築原住民作為一種環境主義者、保育主義者的形象。這種雖然引人誤會，但已經算是對上一個時代的思想矯正了。

在十九世紀環境主義發源地的美國，被後人美稱「國家公園之父」的穆爾（John Muir）創造並提倡「荒野」（wilderness）的概念。他認為荒野有其純粹性，曾在早期撰述如《我在內華達山脈的第一個夏天》（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當中形容原住民的存在干擾了荒野。就跟他那個時代的白人一樣，他對黑人和原住民抱有歧視，在１９０１年鼓吹設立國家公園時曾經說過，「至於印地安人，到時候他們多半都已經死了，不然也已經開化成無用無害的存在」。

這樣的想法屬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北美，在今天也並未全然消失，只是這類想法愈來愈受批判，這麼想的人不大會像穆爾當年那樣大聲說出來。在穆爾之後一個多世紀的今天，一般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更常對原住民抱著大地與知識守護者似的浪漫想像。

上圖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１９０３年的老照片，是穆爾和老羅斯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在加州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合照。老羅斯福被認為是美國第一位環境主義者的總統，也因此而受人尊敬，但試圖拆解這些迷思的康乃狄克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開許文（Prakash Kashwan）指出，老羅斯福狩獵從不手軟，１９０９－１０年他和史密斯研究中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前往肯亞展開非洲大探險，在這場「射殺旅程」當中，他們總共獵殺超過 11,000 隻野生動物——大象、河馬、白犀牛等等。

我們多數人可能以為，現在已經沒有這種狩獵活動了，實際上這種付費的戰利品狩獵活動（trophy hunting）依舊存在，支持者並且宣稱，富有的玩家付錢給非洲國家的政府，取得狩獵的執照，以獵殺野生動物為代價賺取到大量金錢，並被投入野生動物的保育工作。

戰利品狩獵制度好或不好、是否真的有助於野生動物保育，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評估起來頗不容易，不過開許文教授對此提出了一項質疑：為了開闢戰利品狩獵的獵場，土地上的原居民往往被無情的驅趕，這強化了以人為代價的「保育模式」，很難讓人相信這樣的模式對當地有何好處。

許開文並且指出，即使在當代，這種「以人為害」的思想依舊很普遍，並且舉英國威廉王子為例：威廉王子不只一次指出，非洲人口快速增長，對非洲大陸的野生動物構成了威脅。備受敬重的動物學家珍古德（Jane Goodall）也曾說過人口過剩威脅環境的話。

人口過剩威脅環境是個不爭的事實，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這一點。畢竟環境問題就跟其他問題一樣，也是冤有頭債有主，富裕國家的富裕人口不能一邊擁抱剝削性的全球消費經濟，一邊責怪非洲大陸被趕出狩獵場的人生養過多、威脅環境。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對土地管理的貢獻，只是更想要強調另外一點：若是現代社會高度剝削自然環境的生活方式依舊持續，就算原住民族擁有土地管理的權力，恐怕也不敵破壞的規模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