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佩德羅．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人聲》（The Human Voice, 2020）時，我們不得不也看向在冰島作曲家約翰．約翰森（Jóhann Jóhannsson）第一部、同時是最後一部導演作品《後人類傳說》（Last and First Men, 2020）裡，同樣擔任「女主角」的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前者的蒂妲，源於改編自尚．考克多（Jean Cocteau）同名劇作《人聲》（La Voix humaine）中一位即將與戀人分離，而走向心碎與精神崩潰邊緣的年輕女子；後者的蒂妲則是來自二十億年後的人類，穿越至當代，向今日的人類發出警告，同時帶來預言。
由上可知，蒂妲於兩部電影中所扮演的角色，各自建立的視覺與敘事風格，毫無疑問是大相徑庭的──《人聲》繼承了阿莫多瓦創作脈絡裡一如往常的鮮豔配色，《後人類傳說》全片唯一出現的色彩則是象徵著「後」人類的「綠光」，也就是蒂妲所標識的綠色光點。不過，詭異的是，阿莫多瓦和約翰森似乎分別在兩部電影裡表述了自身對於「人類」和「影像」的相似觀點。
人類是美好的，由恆星孕育，亦由恆星毀滅。（Humankind is a fair spirit whom a star conceived and a star kills.）
《後人類傳說》的結尾，蒂妲的聲音再度出現，彷彿她並非以自己身為人類的角度來敘述這個她所認為的人類特質。如果象徵蒂妲──意味著二十億年後的「後」人類──的綠光並非「人類」，那麼此綠光的存在意味著什麼？
反觀《人聲》的蒂妲，從最初買來一把斧頭，不斷揮砍著即將分手的「戀人」承諾要來領取的西裝服，對著屬於「戀人」的狗喃喃低語，最終將家中所有的物品、劇場／攝影棚般的佈置澆上汽油，點火焚燒時，她仍在通話中對著那個我們始終沒有看見人影、沒有聽見任何聲音的「戀人」說話，並要求他「看向」他們曾經共創回憶的住處──一瞬間，我們或許期望阿莫多瓦給予這個神秘的「聲音」一些鏡頭，哪怕只是一個大遠景，一個完全沒有露臉的背影也好，但是我們最終仍什麼也沒看見。如同《後人類傳說》的「人類」，以綠光的形式出現，最終也以綠光的形式歸於黑暗，其餘所見盡是工整對稱、毫無生命力的建築物。
或許我們曾經希冀這個隨著說話頻率變動的綠光，僅是一種信號、一種符號，象徵著蒂妲、象徵著二十億年後的僅存人類，而並非「真正的」「人類」。可隨著時間的消逝，我們被迫相信銀幕上的綠點即是僅存的「人類」：不會再有其他我們熟悉的、或是想像中的人類面孔出現，而蒂妲點火燃燒所有的傢俱與物品後，她將耳機隨手丟在火場裡，帶著她與那位不可見的戀人曾經一同撫養的狗，離開陷入火海中的家，並對著牠說道：「從現在開始，你必須習慣和我一起哀悼他，好嗎？」
直至此處，如同我們於《後人類傳說》落空、未能獲得滿足的期望，它再現於《人聲》之中：那個沒有面孔、沒有聲音、沒有身形的「戀人」，他究竟以什麼樣的型態存在？──此處，我們或許也能夠合理懷疑，蒂妲與之通話的耳機，實際上並非傳遞聲音的媒介，或是允許蒂妲得以通話的工具，而是蒂妲對話的唯一對象──也就是，耳機即是戀人本身，或這個「聲音」即是戀人本身，也或者蒂妲先前發洩怒氣的那套西服代替了戀人的現身。
畢竟蒂妲出於絕望而服下藥物後，蜷縮依偎著那套僅存的來自戀人的東西：他沒有形體、沒有面孔，如同綠光一般，其本質即是一團不斷晃動、不穩定的光。
於是，「後人類」傳說，實際上意味著「沒有人類」──至少沒有我們認知裡的人類。「人」聲同樣如此：沒有人類，僅剩下聲音。人類的形式以視覺化的方式，被重新理解與體驗，無疑對於仍身為認知中「人類」的我們，是為一種衝擊與震撼：
不上不下、不裡不外的懸置感（suspension）帶來了不確定性，因為它不會讓一個狀態完全成形或產生明確的結論。（紀蔚然，2017，頁 91）
當我們重新以「綠光」或「聲音」來理解人類時，不僅是我們對人類的認知於此終結，「我們」也於此時此刻終結。
人類的宿命
「心靈的溝通已經不再有效，於是人類之間的溝通回到了語言符號系統。」這是身為綠光的蒂妲向當代人類發出的箴言之一。身為少數、甚至唯一以語言及符號互相溝通及理解的生物，我們的生活以自身為中心，也因此鮮少注意到僅有人類仍以語言及符號交換訊息的事實。的確，身為後人類的蒂妲，也以綠光的頻率及聲音，向我們發出訊號，而與「戀人」通話的蒂妲，則始終以聲音傳遞自身的情感與情緒予看不見的通話者；可這句話的前半段──「心靈的溝通已經不再有效」──究竟指涉了什麼事實？
首先，我們必須處理人類已經在這兩部電影中以全新的形式，被重新理解的事實。「心靈的溝通已經不再有效」，意味著我們──我們人類──於將來的二十億年之間，發展了透過心靈溝通的能力。就當前普遍的人類經驗，多數人仍舊無法以心靈進行溝通，而「後人類」的蒂妲則表示二十億年後，人類「不再」能夠以心靈溝通，因此由此推測。現在到未來的二十億年間，或許發展出一種僅憑意識或心靈即可彼此交流的方式。
因此，若我們把《人聲》視為我們所面臨的「當前」──不論是考克多的寫於 1930 年的戲劇，或是阿莫多瓦 2020 年攝於疫情期間的影像，《後人類傳說》則視為久遠、遙不可知的「將來」，我們便能將兩部電影分別與「人類無法以心靈溝通」的兩個時期有所對應：如同前述所說，《人聲》的蒂妲以語言傳達情感，以片頭及片尾的工具彎曲成斗大的字幕，《後人類傳說》的蒂妲同樣以影像──某種程度能夠承載符號的系統與媒介──或聲音向人類／觀者發布預言。《人聲》—《後人類傳說》之間的地帶，或許正是那段我們尚未經歷，也不清楚是否會經歷的「去語言」／「去符號化」（desemiotization）的時代。
影像的終結
存在著「我們之中」的符號，這意味著可見形式在說話，而文字則擁有可見的現實重量，也意味著符號與形式交互散發出它們的感性呈現與意指之力量。（洪席耶，2011，頁 68）
毫無疑問地，哲學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這段話指出了符號與可見／視覺化之物之間的密不可分。這也意味著，符號仰賴視覺化的形象──如影像──來顯現自身。而語言作為一種符號，我們仰賴符號將我們自身定位於世界中的相對應位置。就《人聲》而言，我們始終沒能看見蒂妲通話的對象，他的聲音及影像也無以企及，而《後人類傳說》則是一個告訴我們他／她是「人類」，卻不曾向我們揭示他／她的面貌的存在。「人類」一詞，已然分別在兩部電影裡，造成語言系統的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關係崩解，影像上頭亦然──畢竟「人類」在語言或影像系統之中，已經不再指涉我們所熟知的意義或形象。
於是，若我們假設《人聲》與《後人類傳說》之間，存在著一個去語言，也去符號的時代──一個人類僅透過心靈交流的時代，一個屬於「完全人類」的時代──，那我們或許也可以假設，這個時代也是影像的終結。當我們的意識與視界裡所想、所見的一切，不再需要透過媒介傳遞，影像必定也因此不再被需要，因為不再有任何事物是不能被意識所直接理解的。
至此，若我們將這樣的轉變對應至前述所説之「對人類的重新理解」──也就是以綠光或是純粹的聲音理解人類的存在──，我們同樣可以將符號和語言系統的消失，讓人類轉以心靈溝通的過程，理解為一種生物學上的變態（metamorphosis）。
總結而言，《人聲》與《後人類傳說》皆各自以蒂妲這個不穩定的形象，來預示即將到來、也可能即將結束的影像終止時代，或是當今正在進行的人類意義終結的時代。不過，這並不表示我們必須認為，這兩部電影對於影像或人類的宿命抱有悲觀的想法。擁有了影像，我們便必須擁有語言與符號；反之擁有人類，符號與影像或許將被我們所拋棄，因此影像與人類似乎是無法並行存在的，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擇一──基於影像若不被視為視覺藝術，則其僅能是對於真實事物的複製與再現，永遠不會是事物本身，永遠僅會是象徵某物的「符號」。但是，《人聲》與《後人類傳說》中的人類已經崩解，兩部電影所展示的人類，雖然仍透過媒介向我們顯現自身，可他們的存在已經解構了符號系統。
失去形體、破壞符號、成為了光或聲音的「人類」，間接暗示了在不遠的將來裡，我們或許便能真正地以心靈溝通──因為此刻，我們將成為如影像般的存在，成為一種傳遞的媒介，成為了承載思想的媒介與符號本身。這同時意味著我們不必在人類的終結與影像的終結之間做出選擇：影像不會帶走我們的靈光，而我們與影像是可能並行存在的。
全文《人聲》劇照：ifilm 傳影互動
全文《後人類傳說》劇照：IMDb
引用及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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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Rancière 著，黃建宏譯。《影像的宿命》（Le destin des images）。台北市：典藏藝術家庭，2011 年。
Walter Benjamin 著，許綺玲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Walter Benjamin Essais）。台北縣：台灣攝影，1998 年。
紀蔚然著。《別預期爆炸：洪席耶論美學》。新北市：印刻，2017 年。
